2008年11月1日7时18分，一位百岁长者溘然长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他便是我国著名遗传学家、我国现代遗传科学的奠基人谈家桢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名誉主席。
在我担任上海市科协常委的时候，跟谈家桢教授有过许多交往。我们曾经一起前往北京出席中国科协的会议，同住在北京京西宾馆。在那里，他接受我的采访，详细地谈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波折，他还送我在美国留学时的珍贵照片……
1980年3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大厅里，出席中国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1500多名代表与中央领导人合影。在合影时，谈家桢与一位白发苍苍的代表并肩坐在一起，他俩意味深长地说：“今天，也是我们50年师生之谊的纪念照！”
谈家桢，中等个子，身体壮实，前额宽广，当时虽然年已七旬，仍然显得很精神。他祖籍浙江宁波，1909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二）生于浙江慈溪县邮政局楼上。他的父亲当时是邮政局局长。由于他父亲的工作常调动，所以谈家桢在少年时代到过浙江好多地方。他念过私塾。在宁波斐迪中学读完初中，在湖州东吴第三中学读完高中。
那位皓首银发、高个子、脸膛黑里透红的代表，叫李汝祺。他当时已是86岁高龄，曾任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生物系遗传室主任，天津人。
1930年，李汝祺任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当时，谈家桢从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出于景慕李汝祺教授之情，特地千里迢迢来到燕京大学生物系，在李汝祺门下当研究生。
李汝祺是一个脾气和善、治学严谨的人，他主张对学生“教而不包”。他认为，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是最重要的。正因这样，他对年仅21岁的谈家桢只是在关键的地方给予指点，平时放手让他自己钻研。谈家桢非常勤奋，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写出好几篇遗传学论文，在学业上大有进步。其中，有一个研究题目是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出的——《异色瓢虫色斑的变异遗传规律》。瓢虫，俗称“花姑娘”，谈家桢像着了迷似的，捕捉各种瓢虫，细心研究，写出了论文，受到老师们的好评。
李汝祺是美国著名实验胚胎学家、遗传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1866—1945）的高足，在1919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在摩尔根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李汝祺那套“教而不包”的培养学生的方法，便是从摩尔根那里学来的。李汝祺在言谈之中，非常推崇摩尔根，使谈家桢也非常向往这位太平洋彼岸的遗传学泰斗，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亲耳聆听他的教诲。
在李汝祺身边攻读了一年半之后，谈家桢回到了苏州东吴大学，在那里任教。李汝祺把谈家桢的论文《异色瓢虫色斑的变异遗传规律》转给了摩尔根，另外两篇在国外杂志发表。
摩尔根看了谈家桢的论文，非常赞赏，希望谈家桢到他的实验室里当博士研究生。
1934年，谈家桢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成为摩尔根的研究生。
摩尔根身材颀长，大胡子，前额微秃，双眼闪耀着聪颖而坚定的目光。他早年主要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进行性别决定、授精、再生、发育等方面实验。后来，他转入研究遗传学，在遗传学的奠基人——奥地利神父孟德尔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著名的基因学说。他还曾从果蝇的实验遗传学研究中，论证了染色体遗传学说并进而提出基因理论。1933年，摩尔根荣获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谈家桢第一次见到摩尔根，显得十分拘谨。然而，摩尔根那谦逊的为人，很快就使谈家桢打消了顾虑。尽管当时摩尔根由于获得诺贝尔奖，社会活动异常繁忙，但他总是抽时间指导谈家桢，果真如李汝祺所说，摩尔根对学生热忱而尊重，充分发挥学生的独创精神。摩尔根从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谈家桢，而是让他去独立思考、自由发展。
不久，谈家桢还发现，摩尔根以自己为核心，以他的研究生、助手为成员，组成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进行各种研究。摩尔根对遗传学的重大贡献——发现“伴性遗传现象”，提出“遗传学第三定律”（连锁交换法则），建立染色体遗传学说和基因理论，便是摩尔根和他的几位学生共同研究取得的成果。摩尔根学识渊博，他采取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在许多领域中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可以培养一代新人，使学生们得到锻炼。后来，摩尔根的学生斯多芬、穆勒和布里治，都成为国际上著名的遗传学家，其中斯多芬、布里治和摩尔根共享诺贝尔奖金，而穆勒曾独自获得诺贝尔奖。
在摩尔根的实验室里，谈家桢从事果蝇进化遗传学的研究，利用当时刚发现的巨大唾腺染色体，进行种内和种间的染色体内部结构的演变规律的探索。在三年时间里，他发表了十余篇科学论文，登载在美、英、德等国的一些学术性刊物上，有些论文被国际上公认为经典著作，对现代进行综合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半个世纪之后，《科学美国人》等杂志，还引用、介绍了他的这些研究工作。
谈家桢获博士学位后，于1937年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十多年之久，曾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
谈家桢刚回国，“七七事变”便爆发了。紧接着，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不久，战火蔓延到杭州。浙江大学搬迁了，教师和学生过着动荡的生活。那时候，浙江大学曾搬到浙江建德，又搬到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时而在破庙里上课，时而把山洞当课堂，头上有日军的飞机，地上有日军的追兵。在这兵荒马乱的战争年月，谈家桢与王淦昌、贝时璋、苏步青、钱人元、王葆仁、卢鹤绂等教授们一起坚持教学工作。稍有空余，谈家桢便研读摩尔根的著作《基因论》、《实验胚胎学》。在贵州湄潭，谈家桢捕捉了瓢虫、果蝇，在祠堂里进行研究，发现了“嵌镶显性现象”。这种现象是这样的：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组成不同的斑纹。在第二代瓢虫的鞘翅上，父、母体的黑色斑纹都显示了出来，而黄色斑纹则被掩盖起来……后来，谈家桢进一步加以研究，把它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遗传学理论。
1945年，谈家桢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他根据在抗日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关于瓢虫色斑遗传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嵌镶显性遗传理论”，深受当时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这一工作是他对遗传学的又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