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汪安琦，生物学家，本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工作，如今又兼安徽医学院遗传研究室的教授。她62岁，比杨纪珂小一岁。
我们的闲聊，从她的研究工作说起。没想到，由此却引出一个“替写文章”的有趣故事：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主要研究金鱼的遗传、变异问题。她与他人合作，接连发表了许多论文，如《鲫鱼和金鱼胚胎发育的分期》、《X射线照射成熟金鱼对于仔鱼胚胎发育的影响》、《金鱼胚胎发育不同时期辐射敏感性的研究》等等。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她养了几百条纯种金鱼。
中国是金鱼的故乡。当邮电部打算发行一套金鱼特种邮票时，便派了摄影师，来到江安琦那里。左一张，右一张，镜头对准纯种金鱼，拍了许多彩色照片。后来，印在邮票上那些可爱的金鱼“玉照”，便是在她的实验室的水箱里拍的。
就在金鱼特种邮票发行之际，《集邮》杂志的编辑约她写一篇关于金鱼的文章。这使她颇感为难：平常，她写的只是那些“八股式”的科学论文，如今叫她笔下生花写科普文章，那可不行。
丈夫为她解围。杨纪珂替她写了一篇富有文采的短文，署上“汪安琦”大名，寄往《集邮》杂志，很快就发表在1960年第1期上。
这篇题为《我国珍贵的特产金鱼》的文章，一开头，就显示了作者的文采和博识：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用鱼作为传邮寄信的象征在我国由来已久。现在用我国珍贵的金鱼来作邮票的图案，鱼传书信的意思就更贴切了。这组邮票用彩色印制，形象逼真，是值得大家欣赏和集邮爱好者们珍藏的。金鱼不但是美丽多彩、游姿悠逸、举世闻名的观赏动物，而且它在科学上也为人们带来了不少遗传和育种规律的启示……”
讲完这个“冒名顶替”的故事，汪教授大笑不已，笑罢，她说：“老杨的文学修养比我好，所以他会写得那么好。不过，‘替写文章’，只那么一回而已。平常，我们总是一起合作译书……”
汪教授领着我来到玻璃橱前，拿出一本本科学专著：《数理统计方法》，51万字，科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数量遗传学概论》，29万字，科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遗传学原理》，72万字，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在这些书上，都署着“杨纪珂汪安琦译”。
“你们怎么合译的呢？是不是一个人从头至尾先译，另一个校对、修改？”我问道。
“不，不。”汪教授说，“我们分头各译几章。译完以后，互相交换看看。他看我的译稿，常常帮我做文学上的润色；我看他的译稿，则很注意科学性。”
汪教授指着那本厚厚的《遗传学原理》说：“这本书不光是我和老杨译的，我的大女儿也译了不少。大女儿是我的同行，现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学……”
在书橱上，我还看到《中国文学史》、《桐城派文选》之类的文学书籍。汪教授说：“那是老杨的书，他对文学、哲学很有兴趣。”
在书房里，我见到正在伏案做功课的8岁小男孩，胸前别着塑料牌牌，上写：“二（4）班路队长”。
“他是我的外孙——我的大女儿的孩子，叫吴正琰，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汪教授抚着外孙的小脑袋瓜说，“他的爷爷，就是吴汝康。”
“哦，著名的古人类学家。”我说。
汪教授让小外孙表演“节目”。他站了起来，一口气就背出岳飞的《满江红》。接着，又背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首词是谁写的？”等他背完，我问道。
“苏轼写的。”
“不，是苏东坡写的。”我故意和他争论。
“苏轼就是苏东坡呀！”他理直气壮地说。
“你那个‘路队长’，是什么官？”我指着他胸前的牌牌问道。
“我们放学的时候，分好几路，每一路都有一个队长。”他很清楚地答复道。
“老杨很喜欢他。”汪教授说，“除了大女儿之外，我的二女儿和儿子，也都在美国，一个学电脑软件，一个学力学。二女儿的孩子两岁，也在美国。眼下，只有我和老杨、小孙子一起生活。”
“你和杨教授真是一对志同道合的老伴。”我有感而说。
不料，我的这一句话，却引出汪教授一番独特而有趣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