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忽然发现，家里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25件。与此同时，家里的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面对此情此景，她不禁想到：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生存下去？于是萨拉突发奇想，决定从2010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在这一年里，萨拉4岁的儿子不得不拥有标价68美元的“意大利”鞋，厨房的抽屉坏了，可找不到工具修理；老鼠肆虐，是改选人道的“中国制”捕鼠器还是非人道的“捕鼠器”；甚至于连购买诸如生日蜡烛这种小东西都成了折磨人的头痛事；要是家用电器坏了，更能引发不小的危机。这场有趣却又充满挫折的真实经历，最终在2010年的感恩节结束，萨拉全家很高兴地与“中国制造”重修旧好。为什么经济如此发达的美国，其制造业却竞争不过“中国制造”？以至于美国人的生活离开“中国制造”就如此举步维艰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产品上就具有比较优势。
以生产玩具为例，生产需要投入资源，玩具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资源本可以用来生产其他商品的。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生产不能兼顾，就不可避免出现产品生产间的替换。为了生产玩具，美国就不得不少生产其他产品，比如说计算机。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机会成本。玩具的机会成本用计算机来表示的话，就是用生产一定数量玩具的资源所能生产的计算机的数量。打个比方，美国为过圣诞节生产5000万件圣诞玩具。如果将生产这些玩具的资源用来生产飞机，则可生产20架。于是，这5000万件圣诞玩具的机会成本就是20架飞机。这5000万件玩具也可以在中国生产，这样的话，用飞机来衡量这些玩具的机会成本则很可能比在美国的要低。因为中国工人生产飞机的效率要比美国低些。这也就是说，在相同数量的资源下，中国生产的飞机数量会比美国少，很有可能只生产了4架。
机会成本上的差异为中美两国提供了一个互利性的可能：
美国可以将生产5000万件圣诞玩具的资源用于生产飞机，而中国将生产飞机的资源用来生产圣诞玩具。这样，世界上生产的玩具数量没有变化，但是飞机数量却增加了16架。这种生产上的重组将扩大整个世界经济的规模。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具有比较优势。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中国在生产圣诞玩具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在生产飞机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两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则两国间的贸易能使两国都受益。
比较优势有相对比较优势和绝对比较优势之分。如果中国生产玩具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高，而生产飞机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那么，中国通过生产玩具交换美国的飞机，这种贸易模式合情合理。这种比较优势就是绝对比较优势。而事实上，虽然目前市场上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如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却比中国高，也就是说，美国不仅在飞机生产上对中国有绝对优势，而且在玩具生产上也有绝对优势。那么，为什么美国不自己生产玩具，而要跟中国贸易，从中国进口玩具呢？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相对比较优势。
假设美国生产玩具的效率是中国的两倍，生产飞机的效率是中国的六倍，那么美国在生产飞机上就具有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而中国在生产玩具上具有比较优势。为什么呢？虽然美国不管是玩具还是飞机的劳动生产率都比中国高。但是，资源是有限的。尽管美国做什么都比中国行，但美国不能什么都自己做。当然了，美国可以选择什么都自己做，但那样他得到的收益会少于和中国合作所得的份额。同样道理，尽管美国在玩具生产上对中国有绝对优势，但在飞机生产上的绝对优势更大。因而在中美贸易中，是中国向美国出口玩具，美国向中国出口飞机。举个浅显的例子，老虎伍兹在打高尔夫球和修剪草坪这两项事情上都比普通人强，是否他家的草坪也该由他自己来剪呢？答案不言自明，除非他愿意以剪草坪为休闲手段，否则他应该雇用一个人来剪草坪。总之，正是各生产单位对资源的占有、分配和利用等情况的差别，造成了比较优势的产生。而比较优势的差别直接导致了生产物品的专业化（即所谓“社会分工”）和贸易的产生。这种专业化的结果是，当每个人都能够专门地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时，生产就会变得更加有效率，从而整个社会可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量与其整体经济福利便会有所增加。专业化所带来的总产量增量，就是贸易的好处。那么，贸易的进行，也就由此变得顺理成章。同时，更多可分享的总产量本身，同样促进着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