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能够有所作为的霸主，大都能够做到以屈求伸这一点，刘备曾依附曹操，孙权后来能够在东吴面临被蜀、魏两面夹击的危险形势下，不顾文臣武将的阻挠，从大局着眼，不惜屈尊下就，先向刘备“上表求和”，并做出了一系列外交上的让步。后又向曹丕“上表称臣”，并恭顺地接受了曹五的封爵。这一系列卑屈之举，都对东吴灵活应变、力避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使战略态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到了积极的作用。 而退让、屈伸之机把握的最好的，当属常常弱时退让，后发制人的曹操，尤其是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一文言志，表现得非常谦恭，实则是他韬光养晦的体现。 比如，曹操在他的实力还不强时，杨奉荐举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曹操于是连上《上书让封》、《上书让费亭侯》、《谢袭费亭侯表》等，表明自己任劳任怨、别无更大图谋的心迹。在上书让封中曹操说：
“我扫除强暴和叛乱，平定了充、青二州，四方长官前来朝贡，皇上认为是我的功劳。从前萧相国因为用关中来支援前线的功劳，全家都得到封赏；邓禹因为帮助光武帝平定河北的功劳，得到了几个城的封地。按照实际，考核功绩，并不是我的功勋。我祖父中常侍费亭侯，当时只是随从皇帝车辆，扶侍左右，既不是首要谋臣，又没有战功，到我已经三代都享受封爵。我听说（（易经·像卦》上说：‘利于封侯进军’。就是说有功的人才应当进爵封侯。又（讼卦》六三辞说‘靠祖宗的功德吃俸禄，或者替王朝办事有功的，子孙才得吃体禄’。我想陛下对我降下铆天地一样大、云雨滋润万物一样厚的恩泽，往上，记下峨先辈扶侍皇帝的应尽职责，又取我在兵事上像犬马奔走袱效用，下诏奖励，给我的荣誉实在太大，不是我这愚蠢天才的人所能担当起的。” 在《上书让费亭侯》中，他谦恭地说：“我再三思考，祖先虽有辅助皇帝的微功，但不应受到封爵，何况到我已经三代；如果记下我在关东讨伐董卓的微小功劳，那就是祖宗神灵的保佑，皇上的圣德，难道是我的愚蠢鄙陋所能担当得起的。” 在《谢袭费亭侯表》中，则说：“以前犬彭辅佐殷朝，昆吾帮助夏禹，功业成就以后，才对他们进行封赏。我的品德不行，统军没有战绩，屡次受到特殊的恩宠，下令褒奖我的功绩，不到一个时辰，三次诏命先后到来。给我双重的金印紫绶，让我担当一方酌重任，我虽不明大义，也约略懂得自己的不够。” 羽翼未丰，不可高飞。曹操深知自己势力还不够，暂不能够太过于表现自己。因此对袁绍的要求尽量满足，对朝廷的封赠表现出“力所不及”的谦恭。因为他明白，只有现在的坚忍，才能够隐藏自己，发展实力，等待自己的就是真正的霸业，真正的扬眉吐气。 所以说，即使是最有本能的人，他也并非都时时顺意，总会有一机之失，这不可避免。重要的是能够坚忍不倒，有曹操“果子不熟不摘”的精神。英雄也有屈身的时候，更何况还未成为英雄，所以学会退让，把握好进退，适时的进行变通，迎来的一定是真正的成功和胜利。
“成事之道”屈身是一种变通 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以屈求伸，是力量薄弱，身处逆境的竞胜之道。古往今来，无论取得多大成就的人。没有一个人一生总是一帆风顺，高高在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屈身的时候。而人生之计，变则通，通则久，屈伸则是最大的变通。 曹操就是通过审时度势，屈身求变，以变取胜，在战争和政治角逐中牢牢奉行着这一普遍的坚忍、成事的原则，也成为他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的法宝。 19世纪著名军事家克劳泊茨《战争论》一书中指出：“在实现自己的企图，就十分需要有坚韧精神来同这些感受对抗，何况在战争中，任何丰功伟绩，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过无限的劳累、艰辛和困苦才取得的…只有那些表现为世世代代受苦的坚韧精神的意志力，才能引导你达到目标。”坚韧顽强，面对一时的不得志，是一种大智大勇的智慧。 有作为的人大多有棱有角有性格，在他做事的时候不可能没有磕磕碰碰。要以老子的“大柔非柔”，以屈求伸的态度处理好自己前进路上的各种关系，“待英雄要屈身”，要有坚忍的意志和远见。把变通作为自己的习惯，以变应变，这是面对竞争社会、头角峥嵘的最佳态度。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想要有大的作为，全在于其对时势、机遇的把握，为此必须长于谋划、精于算计。曹操的经验是，阳谋也好，阴谋也罢，只要能够突破困境、打开局面，都可以拿来使用，而不必拘泥于道德的说教。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后人这样评价曹操，恰恰在于他是一个高超的权谋大师。的确，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曹操善于提早谋划，惯于周密布局，并总结了一套“算计”的秘法，一步步打开局面，实现了自己的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