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成就大事就不能给自己留下后患。曹操任何时候都秉承做事不留尾巴的习惯。因为即使留下一个小小的尾巴，也容易在日后威胁到自己。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正月，在许都爆发了一场主要由拥汉派势力策动的叛乱，参加者京兆人金、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吉本之武帝时名臣金日之后等人，自以为世代都是汉朝忠臣，见魏有代汉的趋势，于是愤然谋叛，打算复兴汉室。纪是光武帝大将耿彝的曾孙，见曹操即将自立，也决心起兵除掉曹操。
当时留守许都的是丞相史王必。早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前，王必就已经在曹操军中任职，曹操因此称他为“披荆棘吏”。曹操把王必比作千里马，任用他时，还曾专门下过一道手令，赞他忠能勤事，心如铁石，是国家的良吏，给予他充分信任。 吉邈、吉穆虽然和金一起反对王必，挟持献帝以攻曹魏，南引关羽作为外援，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各方想法不同，利害不一，计划不周，导致了反叛的失败。 叛乱被平息后，曹操逮捕了耿纪、韦晃等人，耿纪直呼曹操其名，并说：“恨我自己没有拿定主意，竟被这帮小儿所误！”韦晃则拼命叩头击脸，直至死去。耿纪、韦晃及吉本等均被屠灭三族。 十余天后，王必伤重不治而死。曹操得到报告，十分震怒，于是将在许都的朝廷百官召到邺城，让在王必军营被烧时参加救火的人站在左边，没有参加救火的人站在右边。众人以为参加救火肯定不会有罪，纷纷站到左边。谁知曹操突然宣布，没有参加救火的人没有帮助造反，参加救火的人都有参加造反的嫌疑。结果将站在左边的人通通处死。 由此可以看出，曹操做事是绝对的雷厉风行和斩草除根的，即使有可能的人他也绝不放过，以免后患。而且擅长谋术如他，还让人很难猜到他的真实想法，更加重了曹操做事狠绝的态度。 对于反对自己的人，曹操一向是先除之而后快，而且即使是没有发生，但是只要曾经有想法，也决不能放过，必须杀个彻底。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曹操处死董承等人时，不肯放过已经怀孕的董贵人，这件事使献帝和皇后伏氏受到很深的刺激。伏后担心自己将来落得同董贵人一样的下场，便给她的父亲屯骑校尉伏完写了一封信，以激烈的言辞叙述了曹操残暴侵逼的情景，要伏完暗中设法除掉曹操。伏完没有董承那样的胆量，不敢轻举妄动。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十一月，也即伏完死后的第五年，伏后写信给伏完的事情败露。 得到消息的曹操不禁勃然大怒，立即逼迫献帝废黜了伏后，命御史大夫郗虑持节去收缴皇后的印绶，并命尚书今华歆作为副手，带兵进宫，逮捕伏后。并以献帝的名义下诏令对伏后进行大量的功德方面的评论，将其说的无才无德无富贵。 伏后百般请求献帝的帮助也没用，她旋即被押到暴室，幽闭而死，两个皇子同时被毒杀。伏氏兄弟及宗族因牵连此事而被杀者有一百余人，其母盈等十九人则被强制迁往涿郡。 即使是时隔数年的事情，曹操也没有放过。因为争王争霸容不得一点的马虎和大意。曹操以后要做的事情更多更大，伏后之前可以怂恿自己的父亲，以后还有可能怂恿其他人，这样始终是个隐患。所以这个尾巴绝对留不得。 想要做成更大的事情，走每一步时都不能给自己日后留下尾巴和隐患。任何事情，都应该力争避免拖泥带水，不解决的干净彻底，很容易成为前进的羁绊。必要的时候，借助一定的手腕，巧妙的将事情化解、整合，才能够顺利的更进一步。
“成事之道”做事彻底，不留后患自古成大事者无不具备拿得起放得下的作风，前怕狼，后怕虎，做事总留一个尾巴，最终只会一事无成。高手做事向来是干净利索，不留痕迹。也就是说，做事必须彻底，斩草必当除根。 曹操做事就颇具彻底的风范。他做事从不留尾巴，对于潜在的威胁向来是毫不留情，斩草除根的。他以极端很的手段扑灭了刘氏王室哪怕是十分微弱的反抗，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玩政治与股掌之间，堪称是一位难得的巩固高手。 李宗吾在他的《厚黑学》中说“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了。”这无疑是对曹操的做事果断彻底的别样赞美。 做人做事都要干脆、利落，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不能谋而不断，断而不为。优柔寡断，不实际行动，或者是做事留尾巴只会错失良机，遗留下后患，贻误成事的时机和进程。想做大事、能做大事，就要能当机立断，还要断的彻底，绝不留下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