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虽然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但是却也是一个动乱不堪、需要能人出来平定天下的年代。而对自己有充分了解的曹操深知自己的能力，也深感这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责任和使命。 曹操生于公元155年，死于公元220年，这一历史区段应属东汉末期时代。他长在东汉桓帝在位年间，少年岁月也在桓帝时代度过；步人“弱冠”之年时，正值灵帝（刘宏）在位前期，被授为洛阳北部尉；他三十四岁时，灵帝亡；其后半生（卒年六十五岁）是在献帝（刘协）时代结束的。 在曹操所处的东汉末期，有四大显著特征： 一是最高统治者皇帝腐朽无能。桓帝、灵帝、献帝三代，一代不如一代。或由外戚掌政（如桓帝在位初期由梁冀为首的外戚掌政），或由宦官专权（如桓帝、灵帝在位时均如此），或由军阀操纵权柄（如献帝即位初期为军阀董卓操纵实权），一代代的皇帝实际上已成为毫无实权的无能至极的傀儡儿皇帝。 二是封建朝廷统治集团诸势力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残酷。桓帝、灵帝在位期间均发生“党锢之祸”，外戚、宦官、“党人”诸集团势力无不阴谋诛杀异己，独手专权。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争夺始终没有停止过，社会并不太平。 三是由于横征暴敛，致使黎民破产，无法生存，因而统治势力与被统治民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后来，黄巾起义的爆发，就是社会政治矛盾激化的结果。 四是大小割据军阀不但图谋久霸一方，而且梦寐以求扩大地盘，因而连年混战不休。汉政权一旦失去了强力控制，各地军阀就先后崛起，这恰恰是各自为政、谋取私利的结果，而并非一日之寒。 “三国”鼎立时代虽然仍有战争，但毕竟是相对稳定的时代。而东汉末期，则是朝廷腐败、军阀混战的剧烈动荡，黎民灾难深重，渴望统一，安居乐业而不得的腥风血雨的“乱世”；曹操正是面对“乱世”来设定他的人生角色。 曹操认为这样一个动乱之世，应是一个需要济弱锄强、一统天下、安定社会、“取威定霸”的英雄时代。因此，曹操几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作“英雄”来看的，自己的人生大任就是抑制豪强、消灭兼并、发展生产、拯救民生，成就一代霸王之业。事实上，曹操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从事其“治乱”活动的。 对于曹操能够执权伏势而言，在《诸葛亮集·将宛·兵权》中有很好的解释。文曰：“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欲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权，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其意思是说，兵权是操纵三军命运的重要权力，如何掌握它直接反映主将的威势如何。主将如果能很好地掌握、运用它，便如虎添翼。如果有权而不会用，则不能统帅三军，会像离开水的鱼一样。
在曹操棒杀宦官蹇硕的举措取得了功效的同时，却也因此使他得罪了蹇硕等一些当朝权贵。碍于其父曹嵩的关系，曹操被明升暗降，调至远离洛阳的顿丘（今河南清丰）。任顿丘令。即使这样，这一年二十三岁的曹操却并不后悔，因为这是他初露锋芒，一展才华的机会，也是他雄伟人生的开端。很多年后，曹操在给其子曹植的一封书信《戒子植》中写道：“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 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贻。”由此可见这个“知己”是相当重要的，也是能够成事的关键所在。知道自己能吃几两干饭，是人立世成事的哲理。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从来都是只有混混沌沌的目光和心境。看不清自己的心和能力，更无从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实现所谓的大业。而那些真正能够看清自己的人，总是能够早早的认清现实，找到前进的目标和动力，指导自己抓住契机成就人生。
“成事之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大凡能够成就大事业的人，都能够先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认识，无论是自己的能力优缺，他们都勇于承认，在此基础上设定准确的人生角色和奋斗策略，一步步登上人生的制高点。 人无法选择时代，但可以利用时代造成的契机。曹操生处乱世，那个时代“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但是曹操却最终能够傲立于群雄当中，成为了一代雄杰，源自他从一开始就有成大事的觉悟。 曹操从一开始就对个人人生做出了清醒的认识和规划，从锄强扶弱到安定天下，他以坚韧的意志显示了独特的英雄本色。他知道自己的才识和抱负，他能屈能伸，终成大业。 称雄何必论时代，重要的是能够认清自己，正确的设定人生的角色和目标。那么，一个人就会有前进的方向，即使前途曲折、多难，只要把握住机会和心中的抱负，就能够到达成功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