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舍不得离开卡西尼街，我心爱的家具，还有我收藏的书，我还不清楚能不能留下一部分来。我喜欢的那些小摆设和纪念品，我事前就作下全部抛弃、全部牺牲的打算，为的是心头保持小小的喜悦，觉得它们还归我所有；这些东西不足以满足债权人的欲望，但是在我走进一片荒野的时候，帮我解渴也是真的。工作两年，就能了清一切债务，可是这样生活两年，我不倒下来也不可能。何况翻印版害苦了我们，我们越活下去，书越卖的少。报纸对《百合》的销路有过什么影响？我一点也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的是，2000本书，魏尔代只卖掉1200本，比利时的翻印版却已经销了3000本。从这件事上，我肯定我的作品在法国没有销路；所以想靠打开销路，解救我的困难，一时还是没有指望。
我留下奥古斯特伺候我；我留得住吗？我还没有把握……
要知道我的勇气有多大，听我告诉您，《路吉艾利家族的秘密》是我一夜工夫写成的；您将来读到的时候，就记住这一点吧。《老姑娘》是三个夜晚写成的。《珍珠碎了》总算结束了，《该死的孩子》是在我身心痛苦的几个钟头之内写成的。它们是我的布里艾纳、我的沙普拜尔、我的蒙米拉伊，它们是我的法兰西战役！《无神论者的弥撒》和《法奇诺·卡耐》也是这样写出来的。我在萨舍，用了3天工夫写成《幻灭》开头的100页。
最苦的事是修改。我费在《该死的孩子》第一卷上的工夫，比我写好几本书还要多；我打算把这一部分提到和《珍珠碎了》一样好。写成一种忧郁的小诗似的作品，无懈可击，我费了将近12个夜晚。我现在给您写信，面前就堆着10月份要出版的4部作品的校样；必须完成。我答应魏尔代在本月发表《哲学研究》的第3分册，还有《滑稽故事》的第3个10篇。11月15日还要把《幻灭》交给他。这样就是5部12开本，3部8开本。既然读者漠不关心，那我就只好大显身手；而且必须在借据的威逼、事务的焦灼、银钱最感拮据和密不透风的寂寞与毫无安慰之中，大显身手。
这是我末一次对您诉苦；我这些知心话，有些自私成分，就该取消才是；我不希望在您忧郁的时候，加深您的忧郁，因为您的忧郁加深我的忧郁。我知道基督教的殉教者至死还在微笑；假使瓜提摩染是基督的话，就会和颜悦色安慰他的首相，不至于说出：“我，难道是在享福么？”这是野蛮人说的一句妙话；但是基督使我们更文明了，假如不是更好的话。
见您在读些神秘主义的作品，我觉得难过；相信我的话，这种读物对您这样的心灵，很有危害，简直是毒药，是麻醉剂，这些书起坏作用；正如放荡会使人精神错乱一样，道德也会使人精神错乱。假使您不是妻子，不是母亲，没有朋友，没有亲戚，我就不劝您了，因为这样的话，要您高兴，您可以进修道院，不会为害于任何人，虽然您在里头会死得快些。但是处在您目前的环境，四顾无依，相信我的话罢，这些读物对您是有害的。友谊的权利太没有力量了，您不见得听我的劝告；但是允许我低声下气求求您罢，别再读这一类东西，我恳求您了；我是过来人，我有经验的。
关于您的劝告，特别是严格的要求，我一定小心在意，实现您的愿望，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看您的理智能否料事如神。我不是拜伦；可是我知道的是，我的朋友包尔热虽然不是陶玛斯·穆尔，却也像狗一样对我盲目忠心。我无法比拟这种忠心，除非是您苦恋于您的巴黎农奴。
奇怪您还没有收到魏尔代出版的《幽谷百合》，真正的“百合花”，里面“还有一幅画像”，别人要说了，我描绘的夫人，既不年轻，又不美丽，而且还是英国人！您看，别人就这样批评我们！……您清楚我的全部生活，您知道我带校样来到维也纳，幸而有您经心，我才得以天真的游客身份周游了城郊。《幽谷百合》是在萨舍脱稿的，在布老尼艾尔修改的，我当时还没有见过那位夫人。除去她以外，我还收到周围的人写给我的5封抗议书，说我暴露了她们的私生活；我在这事上，收到一些最奇怪的来信。好像德·莫尔叟先生有克洛士古尔德的天使一样多，天使全像下雨一样落在我身上，不过“他们不是白颜色”。他们给我带来不少的小刺激，我倒因而更易于消磨我的寂寞了。
好，再会罢；天快亮了，我的烛光发淡了。3个钟头以来，我一行一行给您写信，希望您在每一行都听见我的真挚的情感的呼声，情感像天空一样深邃，一样辽阔，高于人世倏忽的猥琐刺激以上，而且忠实如一、永远不会变质，因为有些低级感觉埋在深窈处所，天使的脚从来也就接触不到。如果智慧不拿某种美好事物放在一块高岩之上，任何物质和地面的东西也达不到的话，那么智慧还有什么用呢？
可是这又把我的话题引远了，校样在等着，必须跳进我的风格的奥吉亚斯的牛棚，扫除错误。我的生活只是单调的工作，没有变化地工作。我就像奥地利年老的上校向玛丽·代莱丝女皇说起他那匹灰马和他那匹黑马一样：我有时骑这匹，有时骑那匹。我呢，6小时骑《路吉艾利》，6小时骑《该死的孩子》，6小时骑《老姑娘》。我不时站起，望望房屋之海，由我的窗口眺望，从陆军大学到特罗纳的铁栅栏，从先贤祠到凯旋门全在眼下，我吸过一阵空气，重新工作。我的3楼房间还没有完工；我暂先在小阁楼上待一下，就像那些偶然吃一块黑面包的公爵夫人，我觉得挺有意思。全巴黎没有比这再漂亮的阁楼了；又白，又干净，又妖娆，活似二八年华的小家碧玉；我布置成一间候补卧室，以防病时使用，因为我在底下只睡在过道一张两尺宽的小床上，旁边仅仅有走路的地方。我的医生说没有什么不卫生，可是我不相信；我需要空气流畅，我消耗空气消耗得太多。所以我热望我的大客厅，好在过不了几天，我就能搬进去了。这房子花了我800法郎；不过我不再做国民军了，我一辈子就怕干这个。警察局和国民军还不放松我，要我坐8天监牢；不过，我不出门，他们也就捉不到我了。我这里的房子，用的不是我的名字，所以我就可以明目张胆住到一所设备俱全的公寓了。
接受我的最亲切的致意，我愿意把我整个的灵魂（去掉它的苦闷）寄给您，可惜做不到，我要把勇气和毅力寄给您一些；我不喜欢看见您那样刚毅和英勇的精神也会颓丧下去。
1836年10月于巴黎
《“把我整个的灵魂寄给您”》——巴尔扎克致“无名女郎”
1832年，33岁的巴尔扎克收到寄自俄国的两封信。这位“无名女郎”——家财万贯却不幸福的韩斯卡夫人，对才华卓绝的巴尔扎克十分仰慕。他们通信不久，友谊便转变为爱情。这种神交保持17年后，终于结为伴侣。下面这封信，巴尔扎克向远方的知心朋友倾诉了自己的事业、工作和内心情感，寄去了他的整个灵魂，并希望对方能听到他真挚的情感的呼声。
生活中遇到大忧大患，友谊应该是有效的安慰；它怎么反而加重忧患呢？今天晚上，读您最近的来信，我不禁一阵难过，这样问我自己。首先您的忧郁在我身上起了强烈的作用，而且信上有明然不愉快的情绪，有些话刺痛了我的心。不用说，您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痛苦，也不知道我在事业上第二次大失败要多大的勇气支持。我第一次失败，是在1828年，当时我还不到29岁，身边有一位天使。今天，我已活到这种年纪，再也引不起一种没有丝毫侮辱性的受保护的可爱感觉了。保护该年轻人接收，帮他似乎也是自然的。但是对一个近40的人来说，保护不但好笑，而且成了侮辱。在任何国家里，一个人活到这种年纪，软弱无能，两手空空，必然是没有出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