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企业成长和发展的核心，没有人就不可能成就事业。企业如何促使员工的动机更加强烈，如何激发员工潜在的内驱力，如何使员工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这是企业领导者高度重视的问题。那么如何激发企业员工的活力呢？是让员工分享企业的利润，还是利用精神激励法？总之，必须建立一套员工自我价值实现的奋斗模式。
世上每个人都有天生的需求，渴望更高的价值需求；就像我们一出生，每天都需要吃一些含锌含镁的食物一样。其实，我们追求更高层次价值以及动机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对美、真实、公正等价值都有本能的需求。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思想，那么关键问题就不会是：“什么力量引发创造？”而是：为何并非每个人都有创造力？
——马斯洛虽说自己已经得到认同感，但如果能从他人处得到一些肯定或回馈，将会有更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内充满景仰的氛围，并使其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将会极大地激发员工的潜能。
探察真正的自我价值
在我看了弗格森在《加州管理评论》所发表的文章后，某些观点就变得更明确。当我开始比较这些具有罗夏测验、投射测验和非结构性测验特征的团体时，我发现非结构式的心理分析和这些团队有某种联系。此外，这也与道家的顺意无为思想——放任万物依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发展——有关。
这也与罗嘉斯的观点类似，我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它为什么能造成这样的结果。所有这些类似的理论使我更了解学习团体，我可以把他们与我所知的理论性知识结合在一起，我想建议在这个领域的人，他们也应该做同样的事。我在此特别向他们指出一点，他们好像都忽略了一项事实，那就是非结构性团体已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中展示出不可低估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我重新回想魏泰迈强调非结构性思考的主张，而且我发现这种主张在薛里夫实验和艾殊实验中得到支持。
在这种想法的促使下，我比较了心理分析所采取的自由联想与罗夏测验中非结构性墨点所产生的影响以后，结果我发现，当世界变得有结构性、有组织、有秩序时，人们就会倾向于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团队。布兰迪斯心理研究所采取道教思想与消极主义式教学，使我从中了解到，缺乏结构和顺意无为精神会激发人类隐含的心灵力量，使人们朝向自我实现的目标发展。但是我也意识到，缺乏结构的团队会暴露出员工的弱点——例如缺少才华。简单地说，非结构性环境要么令人打破结构，要么产生结构。
接着我也发现，在我们这种教学环境下失败的人，在传统的研究所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他们不停地上课，不断地考试、累积分数，生活在一个有组织、强调权威的环境中，他们不必主动去争取什么，而是等着别人去告诉他们做哪些事。之后我才恍然明白，其实我们研究所的环境对那些失败者而言，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在20岁——而非等到40岁——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心理学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适合成为一名怀抱热诚的知识分子。
类似的事情在无组织性的团体之中也会发生。如果一直有人告诉你做什么或怎么做，生活对你来说也许会变得容易许多，你永远也不会发觉自己的弱点，更无法看出自己的优点。在我关于心理治疗的研究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在抽离塑造行为的外部因素后，人们的行为将会受到内部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要观察出哪些是内部心理因素，最好的途径就是排除外部因素，例如外部结构。这就是罗夏测验的目的。这也是我在爱罗湖所观察到的实况（马斯洛曾受天尼堡之邀，前往南加州大学爱罗湖会议中心，拜访当地的学习团体）。我自己写道：
这是通往心灵世界和心灵知识的大门。透过对内心的体验而达成（而不是只靠演说或阅读），经由他人的回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灵，协助我们以一种较为有序的方式，体验内心的变化。这种转向内心探索、意识内部经验的过程，只有在非结构环境中才能变成现实。
我们来分析一个较普通的例子，某些妇女会时常发生这种情形，特别是在一个家长制的情形之中时。例如说嫁给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男人的妇女，几十年以来，她一直是个“好太太”，非常尽责地做好每一件要她去做的事，天天为家事奔波，抚育小孩，照顾丈夫。不幸的灾难突然降临到她的身上，她丈夫死了，或者她和丈夫离婚了，也可能是她离开了丈夫。不管怎么说，对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来说，这些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完全出乎预料之外，而她也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展现出难以置信的才华。
例如，我认识一个妇女，在她接近50岁时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而在此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方面的才能，也没有任何想提笔画画的冲动。这就好比一旦你点燃打火机或是灵感被触动，原来隐藏在内心的潜能就会蹦出来。对许多寡妇以及离婚妇女而言，在经历震惊以及恐惧以后，反而会觉得有一种解脱束缚的轻松感觉，发现自己被囚禁了很多年，不断地自我放弃、自我牺牲，总是以丈夫、孩子、家庭为中心，完全忽略了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清楚地想象非结构性组织运作流程。组织就像个盖子、抑制器，如果你让一个人时刻不停地工作，他就不会有时间坐下来静静思考，隐藏在他意识深层的潜能也就没有机会发挥作用。
我现在有必要说一下，我对类似团体的第一印象，真的是充满惊讶和震撼。这些人凭着内心的直觉，自由自在地高谈阔论。而在学习团体中，通常在经过一到两年的治疗后，我才能与患者有如此随意的交谈。这对我的感触非常大，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方法。我必须重新调整自己对团体互动的态度，以及过去认为不断地交谈是无效率的想法。过去从心理治疗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性格的改变必须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但是事实证明，根本不需要如此长的时间。这是我在观念上的重要转变。
人际关系与社交团体关系是影响心灵、社会和人际行为的重要因素，是我思维方式的另一项转变。一个人必须经由对当下情境的客观认知而意识到自己的神经质倾向或是原始历程倾向，而非透过对个人基因或成长历程的探究而分析出来的。所谓原始历程是指人格结构中属于本我层面的内在本能性活动。本我层面的活动是潜意识的，是受唯乐主义支配的。在本我之上则是自我层面，自我层面的活动称为次级历程。过去心理分析师觉得员工内心的意念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团体的表现让我们明白，社会上人与人的互动才是影响人际行为以及自我觉醒的重要因素。
虽说自己已经得到认同感，但如果能从其他人身上得到一些肯定和回馈，将会有更大的帮助，甚至可以了解自己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内充满景仰的氛围，并使其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将会极大地激发员工的潜能。这也有助于我明白自己是一位被动者或支配者。
这也正是我所说的发现真正的自我来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人到底是如何的一种人。总体来说，现行的社会情况对行为的影响较大，个人的心灵相形之下就变得不太重要。至于个人的成长历程，已在不知不觉中存在于个人的心灵深处，因此也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这些团队学员并没有探察个人的成长历程和心灵态度，一样能有好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有自由、义务或权力对每一个同胞表露自己，并诚实而温和地告诉对方所给予我们的印象。这样的行为可以将全国人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个人的心理更为健康、团队更为完善，也是为了创建更美好的世界。
追求自我认同的训练模式
我认为，对于心理治疗与自我改进和追求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一定要重新定义。关系复杂多变，但最有效的方式是，开始的几个星期以学习团体的形式治疗，随后进行个人治疗，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学习团体。不论采取何种方式，传统的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都会受到冲击。我对凭借个人心理治疗达成学习团体的某些成效抱怀疑态度，可它却永远也不会在个别的心理分析中出现。我们从其他人身上得到的比我们单从一个人身上所得到的要多，不论这个人是否具有主动性格。
关于自我的认知，有大部分是来自于他人。这些人能够敏锐地觉察我们的特质，并流畅地表述他们的观察所得，他们知道如何避免引起他人的敌意，因此在批评与指责的同时并不会激起对方太大的防卫心。我们认为所有关于追求自我认同的探讨的人——威尔斯、弗洛姆和荷妮等人——都未曾注意到，周围的人会将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反馈给我们，使我们更加了解自我。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建议在爱罗湖的一些人，若要达到最快速的自我治疗目的，可以试着用一种古老的业余治疗方式：拍下我们工作时的影像，然后讨论分析这些照片，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真正的面貌——不仅仅是认识到我们看起来像什么，我们的人格或是外在的特征，而是了解真正的自我、自我的认同。当然这种做法潜藏着危险，就像苏利文（美国精神病专家，他提出一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他相信焦虑以及其他精神病症源于员工与其周围环境间的基本冲突。他将精神分袭解释成幼儿期人际关系出现障碍的结果，通过适当的心理治疗这些行为障碍的根源可以被认知和清除）一样错误地认为自我只是一堆可怕的镜中倒影而已。不过我认为这种错误是很容易避免的，因为拥有稳固自我认同的人，不会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知或投射，尽管很多人同意那些观点。
也许这可以用来测试自我的强度，就像艾殊的实验，众人都同意一项与事实不相符的陈述。在这种情况下，3个人中通常有2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其他形式的训练，教导个人何时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何时又该信任他人的判断。
诚实训练或是自发训练也就是所谓的天真的认知以及行为的训练。我还想到另一种说法，就是亲密训练。我时常意识到，当一个人比较不害怕受到伤害时，就会试图解除防备，卸下伪装的面具。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友善亲近的信号，希望对方也能如此回应；对方也会说出以下的话，表示一种友善：“你的秘密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或是说：“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愚笨、很没趣的人，但是你却给人一种深刻印象，觉得你很有意思，让人不禁想要结识你。”
正如莱温（德国社会学家，以行为场学说著名。他主张人的行为应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每个人的行为与常模有不等的偏离，而每个人对自己与对环境的认知之间有所差距。为了充分认知和预知人的行为，因此必须考虑人在活动时的整体心理场或“生活空间”。生活空间中所有事件的整体，在任何时候都决定着行为）和托曼所说，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人更需要心理治疗师，因为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与人亲近。和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并没有亲密的朋友关系，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没有深交的好朋友能帮助他们分担自己的喜怒哀乐。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美国人几乎没有密友可以吐露心事，表达内心的感受，发泄自己的烦恼。心理治疗师、学习团体或心理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改善这样的情况。莱温在很早以前就进行美国人与欧洲人性格比较的研究，我相信还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点。
举个例子来说，就其他两个我所了解的文化——墨西哥人和印第安黑脚族人。我很羡慕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亲密友谊。我必须承认一点，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人问我有没有知心朋友，我的答案都是我没有真正的知心朋友，虽然我一直渴望拥有亲密的友谊。当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建立这样的友谊。事实上，我也有很多好朋友，也能和他们聊起我的生活情况。不过无论如何，却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可以像我和我的心理治疗师那样亲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花费20至25美元的钟点费的原因，目的只是希望有人能静静地倾听我们说话，做出适当的回应，让我们尽情宣泄自己的情绪，就像跟一个我们所信任的人交谈。这个人不会令我们害怕，不会伤害我们，更不会利用我们的弱点。
假如以整体文化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会延伸这种自我揭露的原则。换句话说，试图诚实、与人亲近、表露自我的努力，其实是有正面意义的。没有了恐惧，心中的恐慌自动消失；当我们不必再隐瞒自己时，我们的担心和害怕都自动消失了，感觉自由多了。关于心理健全的概念，还包括表达爱的能力以及表达意见的自由，不论是好的或坏的都必须说出。真正开明的人，会自由而诚实地对待他人，尤其是小孩，并坦白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例如“这件事值得你去做好”，或者“这不是你该做的事”，又或者“你的行为让我感到伤心、失望”等。
这又让我忆起布鲁德夫所主张的原则，他认为基督教对爱的定义，其中的一条就是对任何人都诚实以待。他认为不应该对社会有任何的怀疑之心。这也是我从一个牧师卡姆那里所了解到的。显而易见的，他认为作为一个牧师，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必须完全坦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使对方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也是一样。所以，如果觉得某人是一个不好的老师——他总是不停地喃喃自语，你就有责任说出对他的看法，如果任他继续犯错，就不是真正爱他，而是将他推入地狱。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就必须指正对方的错误，并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伤害对方的后果。
事实上，在美国我们通常都不会这样做。我们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批评别人。就美国人而言，一般人对爱的定义，并不包括批评人家或给予对方正确的指点。不过，如果这种煞风景的事实的反馈发生的话，它会滋生两个方向的爱。换句话说，被他坦诚批判的人，心里可能会一时觉得受伤害，但是当他因此而受益时，对你唯一的感觉只能是感激不已。例如，如果我真正犯了错误，如果你觉得我够坚强、有足够的能力、够客观，因此可以坦然无讳地纠正我，这对我意味着一种尊敬。只有那些认为我很敏感、脆弱、不堪一击、害怕伤害我的人，才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