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领导者（和追随者）、胜利者、优秀者、坚强者、领班、企业家，他们是否值得我们全心全意崇敬和爱戴？是否有可能出现又爱又恨的后果？如何保护优越者免遭妒忌、仇视，被“恶眼相看”？假如所有新生婴儿都得到完全平等的机会，能力、才干、智力、强度等等方面的个人差异将会在一生中表现出来，那该怎么办？是否应该给更有才干、更有用、更多产的人更高的奖励、更多的报酬、更多的优惠？“灰色显赫”的思想在什么地方才能起作用，即在金钱方面付给强有力的人比别人更少的报酬，虽然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得到满足，如被容许有自由、能自主、有可能自我实现？领袖、首领等等甘于贫困（多少是简朴）的誓言是怎么回事？应该给企业家、有高成就需要的人、组织者、创始者、有兴趣经营事业的人、愿意领头、运用权力的人多少自由？如何赢得自愿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信任？谁甘愿收拾垃圾？强者和弱者将发生怎样的关系？胜任者和不胜任者又怎样？当权者——指警官、法官、法律制定者、父亲、船长等等——怎样才能赢得爱戴、尊敬、感激？
恒久的满意是否可能？立即的满意是否可能？可以这样认为，满意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短暂的状态，不论社会条件如何都是如此。因此，寻求恒久的满意是无用的。试与天堂、乐土的概念，与期望从巨富、闲暇、退休等等得到的好处相比，与此相似的是发现，“低级”问题的解决不如“高级”问题和“高级”怨言的解决更使人满意。
男性和女性怎样彼此适应，彼此喜爱，彼此尊重？大多数理想国是男性写出的。女性关于理想社会是否会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的理想主义者不是公开以说教的身分出现就是隐蔽的家长。无论如何，在历史上，女性总是被认为在智力、办事能力和创造性等方面低于男性。现在，女性至少在先进国家已经得到解放，自我实现在她们也同样是可能的，这将如何改变两性关系？男性中需要有怎样的改变才能适应这一新型女性？是否有可能超越简单的统治与从属的等级？优美心灵的婚姻将是怎样的？婚姻在自我实现的男性和自我实现的女性之间将是怎样的？女性在高度综效的社会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负怎样的责任，做什么工作？性生活将有怎样的改变？女性和男性将怎样定义？
所有已知的文化都有某种类型的宗教，而且是从来就有的。现在非宗教或人道主义或非习俗化的个人宗教第一次成为可能的了。在优美心灵组织或在小的优美心灵社区中会有怎样的宗教或精神生活或价值生活呢？假如群体宗教、宗教机构、传统宗教继续存在，它们将有什么变化？它们和过去的宗教会有哪些不同？应该怎样培养和教育儿童，使他们向自我实现的目标迈进，并追求价值生活——精神生活，宗教生活等等？如何使他们成为优美心灵社会的一员？我们能从其他文化传统、从民族学文献、从高综效文化那里学习吗？
似乎有一种类似本能的需要，需要从属关系、寻根问源，需要在面对面的团体中自由表达和接受喜爱和亲密之情。很清楚，这必须是较小的集体，不超过50人或100人。无论如何，在几亿人口的大范围内，亲密和喜爱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因此，任何社会必须从某种亲密团体开始，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在我们的社会中，它是血缘家庭，至少在城市中是如此。
有宗教的教友关系，妇女社团、兄弟会、训练小组、交友小组，彼此以真诚和坦率相待，寻求友谊、表现和亲密关系，是否有可能使这一类事情成为惯例？工业社会往往是高度流动的，人员大量流动，这是否会割断同他人的联系？还有，这是否会成为跨代的团体？或者它们只能是同辈的团体？看来儿童和青少年是不能完全自律的，除非特意培养他们的自律。是否有可能使某些非成人的同辈团体依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生活，即不要父母、长辈的指导？
假定在任何社会中强者愿意帮助弱者，或无论如何不得不这样做，什么是帮助他人的最好办法（在他人较弱，较穷，较不胜任，较不聪明时）？什么是帮助他们变强的最好办法？假如你是强者或长者，怎样做才比较明智而不致越俎代庖？假如他们很穷而你富有，你怎样做才能帮助他们？一个富国怎样做才能帮助穷国？为了便于讨论，我暂且规定菩萨式的为人：
他愿帮助他人；
当他自己变得更成熟、更健美、更仁慈时，他愿成为一位更好的助人者；
他懂得什么时候应该采取道家的和不干预的态度，即不帮助；
他表示愿意或随时准备给他人以帮助，但其是否被接受要看他人意愿；
他认为，帮助他人是自我成长的最好途径。这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希望帮助他人，那么他能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先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问题的关键是，一个社会能够同化多少不助人的人，即寻求他们自己个人得救的人，隐士，虔诚的乞丐，洞穴中的沉思者，回避社会独善其身的人等等？
我设想，先进社会性生活的趋向是，两性几乎在发育期即在没有结婚或没有其他约束的情况下结合。现在有些“未开化”的社会也有这一类的情况，即婚前的杂交加上婚后的一夫一妻制或接近如此。在这些社会中，因为性是可以自由得到的，婚姻配偶的选择几乎完全不是依据性的理由，而是一种个人爱好的问题，也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伴侣。例如，为了养育子女，为了经济生活上的分工等等。这一猜测是否合理？若不合理，它的含义是什么？在性的驱力或性的需要方面，特别是在妇女中（在我们的文化中），现在已经出现很大幅度的差异。设想每一个人都有同等强烈的性欲，那是不明智的。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中，如何才能适应性欲方面的大幅度差异呢？
性欲、爱情和家庭方面的民俗现在正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非常迅速地变迁，包括在许多理想式的社会中也是如此。多种安排正在提出来并在试验。这些“实验”的资料现在还得不到，但将有一天它们不得不受到认真看待。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许多群体，例如青少年，往往会选择不好的领导人。他们选择的人将领导他们走向毁灭和失败——选择的是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妄想的人物，心理病态的人格，吓唬人的人。任何优良的社会要想发展必须选择好的领导者，因为他们最符合实际的要求，有真才实学，能够胜任。怎样才能扩大这样良好的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结构更有可能把野心家推上权力的宝座？什么样的政治结构能使这样的事较少或不可能发生？
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最有利于人性的丰满发展？这是对人格文化研究的一种规范的说法。与此有关的是社会精神病学的新文献，还有心理卫生和社会卫生运动的新文献？各种形式的小组治疗也正在试验，还有优美心灵的教育组织，如依萨冷研究所和学院。现在是讨论如何使教育更优美心灵化的时候了，包括在各个阶段的教育时期和一般的教育问题，然后再进一步研究其他社会制度问题。
Y理论管理是这种规范社会心理学的一例。在这一理论中，社会和社会中的每种制度，只要能帮助人趋向更丰满的人性就可以说是较好的，只要有损于人性就可以说是不好的或心理病态的。毫无疑问，社会病态和个人病态的问题也必须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正如从其他角度探讨一样。
促进健康的团体本身能否成为引向自我实现的途径？有些人认为，个人利益必然和集体利益、机构利益、组织利益、社会利益以至和文明本身相排斥。宗教的历史往往表明，在每一个神秘主义者中会出现一种分裂，他们个人得到的启示使他们起来反对教会。教会能促进个人的发展吗？学校能做到这一点吗？工厂呢？
“唯心论”如何与实际性相联系？“唯物论”如何与实在论相联系？我认为，低级的基本需要比高级需要占优势，高级需要又比超越性需要（内在价值）占优势。这意味着“唯物论”比“唯心论”占优势，但也表示它们两者都存在，都是心理学的现实，在任何优美心灵的或理想国的思想中都必须加以考虑。
许多理想国曾设想一个完全由心智正常的、健康的、有效能的公民组成的世界。即使一个社会起初仅仅选择这样的人，即衰老的、虚弱的或不胜任的，谁将照顾他们？
我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废除将容许“生物学的不公平”准确无误地显现，包括遗传的、胎期的和诞生时的不平等。例如，一个孩子生来就有一颗健康的心脏，而另一个生来就有一颗不好的心脏——那自然是不公平的。一个更有才能，或更聪明，或更强壮，或更美丽，另一个则愚笨不堪，那也是不公平的。生物学的不公平可能比社会的不公平更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更有制造借口的可能。一个良好的社会对此能做些什么？
在社会或社会的任何部分中，是必需的吗？是否某些真相只能保留在统治集团中？独裁统治者不论是否仁政，似乎都需要某些真相隐瞒。什么真理被视为是危险的？
许多实际的和幻想的理想国都依赖一位聪明的、仁慈的、机智的、坚强的、有效率的领袖，一位哲学家国王，但这有保证吗？谁将挑选出这位理想的领袖？如何保证领导权不致落入暴君手中？这一类的保证是否可能起作用？好的领袖死了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无领袖状态、权力分散、权力保留在每一个人和每一无领袖团体中的状态是可能的吗？
至少某些成功的理想社会，不论过去的或现在的，如兄弟家园，曾把私下或公开忏悔的坦率、彼此的争论、相互以真诚回报或相待注入文化中。当前，训练小组（交朋友小组）和优美心灵（Y理论）工厂和工业企业的辛那侬式的团体、各种类型的治疗小组等等也是如此。
如何使热情的和怀疑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如何使神秘主义和实际的机智及有效的现实测验相结合？如何使理想主义的、完美的、因而也是不能达到的目标和对手段不可避免的缺陷的宽容接受相结合？在具有高综效作用的社会里，社会制度的建立能超越自私与不自私的两极，超越自私和利他的两极。在那里，自私也能得到奖赏。高综效社会是善有善报的社会。
社会与员工的协同作用
路斯·本尼迪克特生于1877年，卒于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也是一位诗人，笔名安·辛格顿。她的主要兴趣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她研究过日本文化，为同盟国提供了基本的资料，她的著作有：《文化的类型》，《种族科学和政治》，《菊与剑》。她于一九四一年在布林弥大学演讲时提出综效作用这一概念。晚年曾力图克服并超越“文化相对论”。她认为她的《文化的类型》实际上是探讨整体论问题的。它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著作。她把社会作为有机统一体，用她所特有的诗一般的感受、韵味和语调进行描述。
当我于1933至1937年研究人类学期间，各种文化确实都有自身独特的异质，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可以把握它们，也无法做出任何概括。每一种文化似乎都和另一种不同。一种文化就是此种文化自身，除此以外你就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本尼迪克特坚持不懈地力求完成比较社会学研究。为了此项研究，她以一种直觉的方式实现。作为一位有资格的科学家，她搜索的词汇在公开场合不宜使用的，因为它们是规范性的，含蓄的而非冷静的，只能在马了尼鸡尾酒会上说说，但不能印成文字。如她所述，她曾用大张的新闻纸写下她所知的有关四对文化的一切；这四对文化是因为她觉得彼此不同而选为研究对象。她有一种直觉，一种感受，她曾以不同的措词说明，我已在过去的注释中提到过。在每一对文化中，有一种是焦虑型的，另一种是乖戾的。乖戾显然是一个非科学的词，她不喜欢乖戾的人。四对文化中的一方都是乖戾而下流的人，另一方的四种文化都是美好的人。在另一些时刻，在战争威胁我们的时候，她谈到士气低和士气高的文化。一方面她谈到仇恨和侵犯，另一方面谈到爱和感情，她不喜欢的四种文化有些什么共同点和她喜欢的四种文化相对立呢？她曾假设这些是不安全的文化和安全的文化。
优秀的文化，安全的文化。那些她喜欢的、觉得有一种力量在吸引她的文化，是祖尼人，阿拉佩施人，达科他人，和爱斯基摩人的一支（我忘记是哪一支了）。我的现场研究可以加上印第安黑脚族人作为安全文化之一。下流、乖戾的文化，那些使她为之战栗并受她唾弃的文化是朱克契人，奥基布瓦人，多布人和克瓦求特人。
对于这些文化，她曾经尝试做出各种各样的概括，你或许称之为那时流行的所有标准说法。她依据种族、地理、气候、大小、财富、复杂性等各个方面情况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但这些标准不起作用，即对于四个安全文化是共同的，而在四个不安全的文化中不存在。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做出任何整合，没有条理，没有分类基础。她问道，哪些是多配偶的，哪些不是？哪些文化多自杀者，哪些文化没有自杀者？哪些是大家庭的，哪些是小家庭的？哪些是母系的，哪些是父系的？这些分类的原则没有一条能起到起码的效果。
最后，行为功能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而不是外现行为本身。她意识到，行为不是答案，她不得不寻求行为的功能或作用：行为所含有的意义，它试图说的是什么，它表现的性格结构是什么。我认为正是这一跳跃才是人类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的一次革命，它为比较社会学打下了基础，提供了一种对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各种社会放在一个连续系统中而不是把每一种社会都看成是独一无二自成一类的。下文是引自她手稿中的一段话：
让我们以自杀为例。人们曾多次证明自杀和社会环境有关：在一定条件下自杀率上升，在另一些条件下又下降。在美国，自杀率是心理灾变的指数，因为它是一个人对于他不再有能力对付或不愿对付的情境所能采取的一种快刀斩乱麻的行动。但自杀，列为文化的一项共同的特征，在某一自杀比较普遍的其他文化中可能是一种带有非常不同意义的行动。在旧时的日本，它是打败仗的战士的可敬行为，是恢复荣誉胜过生命的地位的一种行为——武士法典中人的全部责任。在原始社会中，自杀有时是妻子或姊妹或母亲在过度悲伤中的尽爱尽情；它是重新肯定，对近亲的爱比生活中任何其他东西更可贵，亲人已死时，生命也不再有价值了。在以此为最高伦理法规的社会中，自杀是理想的最后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