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问题、材料、情境或他人时也可以用到这种谦恭或敬意。这种态度有一位作者曾称之为遵从（顺从，服从）事实的权威，遵从情境的规律。我能更进一步，从仅仅容许“它”作为它自己到一种亲爱的、关怀的、赞许的、欢欣的渴望，就像对自己的孩子或爱人或树木或诗词或宠物那样，渴望它作为它自己那样的存在。
这样的态度对于观察或理解现实问题的全部具体的丰富内容是固有的需要，有助于理解它自己的性质和它自己的样式，无须有意的努力，无须把我们自己强加于它，就像我们要倾听另一个人低声耳语时必须默不作声安静下来一样。
创造活动倾向于成为人的整体活动（通常如此）；他这时是最整合的，统一的，一体化的，统一指向的，全部组织在为热衷的眼前问题的服务中。创造性因此是系统化，是整个人的整体（或格式塔）性质；它不是像一层油彩那样涂在机体上或像细菌的侵入那样，它是分裂的对立面。这样的完整是较少分裂而较多一致的。
允许探究始发过程
人的整合过程的一部分是无意识、潜意识，特别是灵感始发过程的恢复，或诗的、隐喻的、神秘的、原始的、古代的、儿童般的东西的再现。
我们有意识的理智太极端地分析性，太理性，太数量化，太原子论，太概念化，因此，它丢掉了大量的现实，特别是不能领会我们自身内部的现实。
审美的观察而不是抽象
抽象活动是较主动和较多干预的（较少道学的），比审美态度较多选择和拒绝。审美是品味、享受、欣赏、关切，它的方式是不干预、不侵扰、不控制。
抽象的终端产物是数学方程，化学公式，地图，图解，蓝图，草图，概念，抽取的轮廓，模式，理论体系，所有这些都离原始的现实越来越远（“地图不是领土”）。审美观察的、非抽象观察的终端产物是知觉的总存货清单，其中的每一件东西都很容易受到同等的品味，其中重要性高低的评价是不受重视的。在这里寻求的是知觉印象的更加丰富多采，而不是更多的简化和节略化。
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竟然糊涂地认为方程式、概念式或蓝图比现实的自身更具真实性。幸亏我们已能理解，具体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不再有必要贬低其中的一个或全部。我们这些知识界人士最好纠正一下天平，强调一下具体的、审美的、现象学的、非抽象的方面，认识到现象的一切方面和细节，现实的全部丰富内容，包括它的无用部分，因为我们在对现实的描绘中曾过于着重了抽象的方面。
最丰满的自发
假如我们全神贯注于眼前的问题，由于它本身的原故而迷恋它，心中不再有其他的目标或想法，我们便更容易成为充分自发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任我们的能量从内部自如地流出，自动地流出，无须努力，无须自觉的意志或控制，就像一种本能一样，自动地、无思想地作用着；即，达到最丰满的、最少障碍的、最有组织的活动。
它们的有组织状态和适合于眼前问题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很有可能就是现实中的固有性质。我们的能力于是最完善、最迅速、最不费力地适应于情绪，当情境改变时能灵活地改变，就像一位画家持续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他的发展着的绘画的要求，像一位摔跤运动员使自己适应他的对手，像一对舞伴娴熟地相互配合，像水流入缝隙和洼地。
对独特性最充分的表达
充分自发是忠实表现自由活动的机体及其独特性与风格的一个保证。自发和表现，都含有忠实、自然、真实、无矫饰、非模拟等等的意思，因为它们也含有非工具性行为的意思，没有有意的“尝试”。没有费力的争取或紧张，对于冲动之流和深刻人格的自由“辐射”表现为不加干预。
现在仅有的决定因素只剩现实中的固有性质和人的固有性质，以及两者之间起伏波动相互适应的根本需要，需要形成一种融合，一个单元，例如，一支优秀的篮球队，一场弦乐四重奏。这一融合情境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无关的，这不是一种达到任何外部目的的手段；它的本身就是目的。
人与世界的融合
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与世界的融合度也越来越高了，通过一个个创造性的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也是先决条件之一。我想，这一我曾拆开并讨论的相互关系网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融合是一个自然的事件，而不是什么神奇奥秘的东西。我想，假如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同型现象，一种相互影响的铸型，一种越来越密切的相合或互补，一种融化为一体，它甚至是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
河库塞曾经说过：“假如你想画一只鸟，你必须变成一只鸟。”这有助于人们理解上述观点。创造性领域中的思考和研究大都太原子论、太特殊了，而不是像它能够成为和应该成为的那样整体论的、机体论的或系统论的研究。
创造性达到最佳整合的途径
有时我曾对创造性领域的新的和古老的情况进行比较而深感兴趣。首先我想说，积累的资料总数——纯粹研究著述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任何人所能想像的。
在我印象当中，创造性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精巧测验技术以及纯信息量的大量积累相比，进展并不大。我想提出理论的问题，即，有关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概念化方面有些什么问题使我不安，并说明这些使我不安的概念化问题的不良后果。
我想，最重要的问题是我的一个印象。创造性领域中的思考和研究大都太原子论、太特殊了，而不是像它能够成为和应该成为的那样整体论的、机体论的或系统论的研究。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想进行任何愚蠢的二歧或极化的争论。我不想表示对整体论的任何虔诚或对解析或原子论的任何敌意。对于我，问题在于如何使它们达到最佳整合，而不是在它们之间进行抉择。避免这样的二歧抉择的一个途径是利用皮尔逊的旧分辨法，他曾在一般因素和特定或特殊因素之间进行区分，两者都进入了不仅是智力而且是创造力的构成之中。
我在阅读文献时认识到，虽然创造性问题没有被作为建立理论的一个基础，但它和精神病学的健康或心理学的健康之间有非常关键、非常深刻、非常重要和非常明显的关系。例如，在以心理治疗为一方、以创造性为另一方的两类研究中，我们可以说这当中很少有什么联系。我的一个研究生，理查德·克来格曾发表过一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证明材料，说明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
托兰斯的著作《主要的创造才能》中曾以表格形式列出全部已证明和创造性有相关关系的人格特征，这是我们大家都有深刻印象的。也许他认为有30个或更多的特征是充分有效的。克来格所做的是把这些特征记录在一栏中，然后在相对应的另一栏中列出那些我曾用于描述自我实现者的特征（这些特征和许多其他人用于描述心理健康的项目有相当多的交迭，例如，罗杰访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或荣格的“个性化的人”，或弗洛姆的“自主的人”等等）。
两者几乎存在着普遍的交迭现象，一个表格中的三四十个项目中只有两三个特征用来描述心理不健康的人。没有一个特征是属于对立的方向的，结果是，让我们大致地说，近于四十或至少三十七八个特征和心理健康的特征是相同的——它们补充了心理健康或自我实现的综合性。
我之所以引述这篇文章作为讨论的起点，因为我有一个极坚强的信念（早在很久以前就有的）是：创造性的问题是有创造力的人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产物、创造行为等等的问题）。换句话说，他是一种特定的或特殊的人，而不只是一种老式的、平常的人，获得了一些外部的东西，学会了一种新的技巧如溜冰，或积累了更多的一些经验，它们虽然属于他“所有”，但并非他所固有，并非他的基本性质。假如你认为那种有创造力的人，才是问题的本质，那么你面临的问题就成为人性转变、性格改变、整个人的充分发展的问题。
这又必然把我们带入世界观的问题中，带入人生哲学、生活方式、伦理准则、社会价值等问题中。这和那种特别的、因果的、压缩的、原子的理论概念、研究和训练，形成了尖锐的和直接的对照，这一类说法我常常听到，例如：创造力的起因是什么？”“我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史无前例的事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课程表上添上一门三学分的创造性课程？”我甚至料想很快就会有人问：“它定位在哪里？”或“试图插入电极促动它或抑制它”。在我和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人商榷工业问题时，我也得到强烈的印象，发现他们总是寻求有什么秘密的按纽能发动创造性，像开关电灯那样。
我认为：大概有成百上千个决定因素来得到有创造力的人。任何有助于人向更大心理健康或更丰满人性运动的事物都等于是在改变着整个人。这一更人性、更健康的人能产生和能发射出作为副现象，成打、成百、和成百万各种不同的行动、经验、观察、传达、教导、工作等等，这种种不同的行为都将是更有“创造性”的。他那时将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会在各方面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行动。于是，作为一种替代，替代那独一无二的或将特定地产生更多特定的创造性的按纽或三学分的课程，这种更整体论、更机体论的观点将提出更有可能得出答案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让每一门课程都有助于培养创造性？”当然，这种对人的教育应该有助于创造一种更佳类型的人，能促使一个人长得更大、更高、更聪明、更有理解力（更敏感）——相应的，也自然会使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有创造性。
我可以提供一个有关这方面的例子。狄克·琼斯写过一篇博士论文，我认为从哲学观点看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他所做的是对高中生进行一种团体治疗，并在年终时发现种族偏见下降了，尽管一整年他都严守自己订立的规约避免提到这一类词句。偏见不是按一下按纽就能创造的。你无须训练人染上偏见，你也不能真正直接地训练他们“消除偏见”。我们曾经试验过，这些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但偏见的消除像火花一样从轮盘上飞出，作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副现象、副产品而实现，不论是由于心理治疗或由于任何其他能改善人的影响。
我曾用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方法对创造性进行过调配研究。我不得不发明整体论的交谈法。我试图一个人又一个人地去了解，尽我的可能进行深入、深刻、充分的了解，直到我觉得对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作为独特的、个别的人）有了真正的理解。这是在获取整个生活和整个人的非常充分的历史材料而不怀有特定的课题或问题，就是说，不是抽取这个人的某一方面而不涉及其他方面，而是在进行个案研究。
但之所以称之为法则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它也可以涉及特定的问题，在进行简单统计后得出一般结论。你能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一个无穷大，而多个无穷大可以相加，百分数可以求出，正如超穷数也能运算一样。
如果你能用这种方式去深刻、深入和个别地了解人的样本，那么，就可以将某些典型传统实验中不可能的操作变为可能。我有一个大约包括120人的研究对象名单，对他们每一个人我都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仅仅用于对他们进行一般的了解。120人全都死了也能得出答案。这和就某一单独的问题所做的特定实验形成对照，在这种实验中将变动某一变量，而所有其他变量假定“保持不变”，尽管我们自然都非常清楚，有成千的变量在经典的实验范式中只能假定受到控制而不是实际受到控制，更不用说保持不变了。
我想坦率地表达我的怀疑，我坚信因果方式的思维在作为普遍的科学哲学时已经过时了。尽管它曾在非生命的世界中发挥大的作用，而且也曾在解决人的问题中因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功而被学会。我们绝不能再这样做，因为它只能引导我们进入特定的思维，即关于某一原因引起某一后果和某一要素产生某一要素的思维，而不是使我们对那种系统的和机体的改变保持敏感。
对这种改变，我曾试图说明，其中任何单一的刺激都可能会改变整个机体，而改变的机体又会引起生活一切部分的行为改变（这也适用于社会组织，无论大和小）。
例如，假定你想要得到身体健康，又假定你问：“你是怎样使人的牙齿好些的？你是怎样使他们的脚好些的？”或他们的肾、眼睛、头发等等。任何一位医生都会告诉你，最好的办法是改善一般系统的健康。也就是说，你要改善一般因素。假如你能改善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等等，那么这些办法将能一举改善他们的牙齿、肾脏、头发、肝脏、肠子，以及其他任何器官，即整个系统都得到改善。
同样的，按照整体论的看法，一般的创造性也是从整个系统中出发的，一般地改善的。而且，任何能产生更有创造力的人的因素也能使人成为一位更好的父亲，或更好的老师，或更好的公民，或更好的舞蹈家，或一位更好的什么人，至于达到和一般因素的增强相应的程度。当然，接着还要有特定的因素与此相加，才能把好的舞蹈家或好的作曲家和好的父亲区分开。
葛洛克和斯塔克写过一本讨论宗教学的好书，可以作为一种对这一类型原子论的和特定的思维的相当高明而又合格的描绘，特定的思想家，刺激—反应思想家，因果思想家，“一因到一果”的思想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领域，这两位作者可以做为先驱。
首先，他们当然觉得必须给宗教下定义。当然，他们不得不下定义说宗教是纯粹的、分立的，说它不是任何别的什么，进而把它孤立起来，和其他每一事物分割开，然后开始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A”和“非A”绕来绕去：“A”是所有“A”，不是“A”以外的任何东西，它是纯粹的“A”；而“非A”是纯粹的其他事物，因此两者没有交迭，没有融合，没有结合，没有熔接等等。
这使他们能够继续前进并陷入一种绝对的、全盘的混乱，我从未见过的一种美丽的混乱。他们钻进了死胡同，停留在那里，使宗教行为和所有其他行为完全分开，以致他们全书所讨论的都是外部行为，去教堂或不去教堂，节约或不节约小片的木料，对某件事或另一件事表示或不表示敬意，这样便把我称之为宗教的宗教完全排除在全书以外，我所谓的宗教指那些有深刻宗教思想而又可能和宗教机构、超自然现象、偶像崇拜无关的人的宗教态度和情感、情绪等。这是原子论思维的一例，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在任何生活部门中，一个人都能进行原子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