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人而言，任何一种神经病化的需要、情绪或行动都是智能的丧失。他不用阴谋诡计的或不符合规范的方式，就不能做或不敢做某事。另外，通常他已经丧失了他的主观幸福，他的意志，他的自我控制感，他的愉快能力，他的自我尊重等等。他的人性已经被削弱了。
我们已经知道，精神病的原因是没有价值体系的状态。人为了生活和理解，需要价值结构、人生哲学、宗教或宗教代替物，与需要阳光、钙或爱在意义上大致类似。这些我叫做“理解的认知需要”。那些由于没有价值而引起的价值病，可以分别地称为缺乐症、无目的症（颓废）、冷漠、不道德、绝望、玩世不恭等，这些价值病也可能变成肉体上的疾病。在价值的间歇期中，所有由外部提供的价值体系已证明是无效了（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例如，没有能为之献身的任何东西。所需要的但没有得到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不懈地寻求它，而且他已经变成一个危险人物，随时会扑向任何期望得到的东西，不论好的或坏的。对这种疾病显然需要一种疗法。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有益的人类价值体系，这种体系是我们可以信仰的，并能够为它而献身（愿意为它去死），这是由于它是真理，而不是因为我们被告之对它要“信仰和有诚意”。在理论上讲，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世界观有实际可行性。
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成人价值观念的不确定造成了儿童和青少年中的许多的障碍。作为一种后果，许多年轻人不是靠成人的价值观念生活，而是靠青少年的价值观念生活。这种价值观念当然是不成熟的、愚昧的，而且大量是被青少年混乱的需要决定的。这些青少年价值一个极好的投射（具体化）是牛仔、“西部”电影迷，或青少年犯罪团伙。
所有的二歧思维方式在自我实现的水平上被公认为是不成熟的，由此，许多的二歧式宣布解体，原来的对立统一成整体。自我实现的人，有很强的倾向要把自我和非自我整合为更高的、超指标的统一体。工作倾向于同游戏一样；职业和业余爱好成了同样的事物。当任务是愉快的，而愉快又是任务完成的时候，那么它们就不再是分离和对立的。最高级的成熟显示出包含着孩子般的纯真品质，而且我们发现，健康儿童又具备一些成熟的、自我实现的品质。内部和外部、自我和所有其他事物之间的分离，变得模糊和隐退了，而且在人格发展的最高水平上，它们被看成是能够相互渗透的。所以说，二歧式是精神病态的起因和结果，是人格发展和心理活动较低水平的特点。
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自我实现者往往倾向于将弗洛伊德的二分法和三分法综合起来，即意识的、前意识和无意识的，或伊特、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式的“本能”和防御机制不彼此对立了。冲动更多地被表现出来，而较少受到控制，而控制又不那么刻板、固定不变、引起焦虑了。超我变得较少苟刻和惩罚，而且较少同自我对立。初级和二级认知过程成为同等有效和宝贵的（取代了诬蔑初级过程为病态的观点）。的确，在达到“高峰体验”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壁垒往往会一起倒塌。
这与早期弗洛伊德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弗洛伊德的早期主张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力量明显地二歧化：彼此排斥，有对抗性利害关系，即作为对抗性力量而不是作为互补或合作的力量，一个比另一个好。
还有一种健康的无意识和合乎需要的回归的意思包含在这一观点中。而且我们也包含有综合理性和非理性的意思，我们推断，非理性在其恰当的位置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健康的、合乎需要的，甚至是必需的。
健康人能在另一方面更具整合性。在他们那里，意动、认知、情感和运动彼此较少分离，更多的是互相协作，即为了同一目的没有冲突地协同工作。理性思维的精细推论，善于得出与盲目欲望相同的那样的结论，人想得到的和喜爱的那些东西，恰好是对他有益的那些东西。他的自发反应好像是事先经过慎重考虑似的，显得那么正确、恰当、高效。他的感觉和运动反应，是那么彼此密切关联。他的感觉通道更是相互联结（观相术的知觉）。此外，我们都知道唯心主义的困难和危险，在这里，能力被想象为排列成二歧式的森严等级，在分离的顶端有理性，而不是在整合中有理性。
从健康的无意识和健康的非理性向更深处延伸，就会使我们对纯抽象思维、言语思维和分析思维的局限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完善地描绘世界，那么为前语言的、不能言喻的、含有隐喻的、初级的过程，具体的经验，直觉的和审美的认知形式，安排适当的位置是必要的，甚至在科学上这也是真理。现在我们知道：创造性有它的非理性根基。
对于描述现实总体来说，语言是不够的，而且必定永远是不充分的，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会舍弃更多的现实，即我们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它通常是高度抽象的、言语的和严格确定的），经常使我们看不到没有被抽象包含的那一部分现实，这就是说，知识使我们更能看到某些东西，但是又使我们更容易忽略其他东西。抽象的知识，像它的有益那样，也有它的危险。
在抽象、言语和教条主义的科学和教育中，找不到原始的、具体的、艺术的经验和位置，尤其是没有把自我内部主观的东西放在充分恰当的位置上。例如，机体心理学家们肯定会同意，在理解和创作艺术中，在舞蹈中，在（希腊式）运动和现象学的观察中，更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是符合需要的。
方案、略图、蓝图、纲要、草图以及某种尽最大可能简化的抽象画法，是抽象、分析思维的顶点。我们对世界的丰富性则可能作为罚金失掉了，除非我们学会了尊重存在的认识、带有爱和关心的知觉、流动的专注力，学会了尊重所有那些使经验丰富而不是使它枯竭的东西，世界的丰富性才不致失掉。“科学”不应当扩展到包括两类认识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
健康人汲取无意识和前意识的能力，运用和尊重初级过程而不逃避它们的能力，承认冲动而不总是控制它们的能力，能够毫无畏惧的自愿复归的能力，这些都是培养创造性的主要条件之一。从而，我们就能够理解心理健康同创造性以某种普遍形式联系得如此紧密的原因（除了特殊的天赋以外），以致使某些人几乎将它们通用。
健康与理性和非理性力量（意识与无意识、初级过程与二级过程）这两者之间的整合联结，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心理健康的人更有享乐、热爱、笑、逗乐、幽默和遐想的能力。而且一般在普通情况下，他们容许、尊重和享受高峰体验。而上述这一切，使得我们对于学习，特别是对于那种尽信书式的学习是否有助于儿童向健康前进，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人类生活以及心理学和教育的一个中心部分是美的理解和创造以及美的高峰体验。这是确实的，因为所有高峰体验，都是个人内部的分裂、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世界内部的分裂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分裂的整合化。既然健康的一个方面是整合，那么高峰体验也就是向健康的前进，也就是健康本身，即瞬间的健康。而且这些体验是对生活的确认，它们使生活富有价值，这些肯定是对“为什么我们不全都自杀”这个问题回答的重要部分，另外还包括高峰体验自身便是有价值的等等。
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超越人类的所有问题。冲突、忧虑、挫折、悲痛、创伤和内疚，在健康人身上几乎都能被发现。一般地说，日益增进成熟的运动，是从神经病的假问题到真实的、不可避免的、实在的问题的运动，这些问题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即使是最理想的生活，问题也不可避免。尽管他并不是神经病患者，但他也可能被现实的、合乎需要的、必然的内疚而不是神经病的内疚（这种内疚不是合乎需要的和必然的）所折磨，即被一种内在良心（不是弗洛伊德的超我）所折磨。即使他已经不会再形成问题，这里也仍然保留着存在问题。我们应当忧虑的时候而不忧虑，这可能是疾病的预兆。有时，自命不凡的人不得不受些惊吓才能恢复明智。
自我实现不是全然一般性的。自我实现是经由女性或者男性完成的，这对一般人性来说是优先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首先是健康地实现了女性的妇女，或健康地实现了男性的男子，然后才可能自我实现一般人性。
也有一点证据证明，不同的体质类型，以稍微有点不同的方式实现他们自己（因为从实际来说，他们有不同的内在自我）。
努力摆脱儿童在他弱小时为了适应强大的、无所不能的、神一般的成人而使用的技巧，是完美人性健康成长的另一关键方面。他必须用坚强而独立的技巧，并且自己也成为父母，从而来取代这些儿童式的技巧，特别是抛弃独占父母的爱的愿望。要学会爱其他人，他必须学会满足自己的而不是父母的需要和希望，他也必须学会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父母来满足这些需要，必须放弃出于畏惧和为了获得父母的爱而形成的伪善，必须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去做好事。他必须发现他自己的良心，并且放弃作为唯一道德指南而被他内化了的父母的良心。他们必须成为负责的而不是依赖的，必须有享受这种责任的能力。所有这些依靠软弱适应强大的技巧，对于儿童来说都是必需的，但在成人身上被认为则是不成熟的和发育不全。他必须用勇气取代畏惧。
由此看来，社会或文化一方面可能促进成长和自我实现，而另一方面也可能阻碍抑制成长。成长和人性的根源从本质上看是在人体之内，而不是由社会创造和发明的，社会只能促进或者妨碍人性的发展，正如园丁能够帮助或者阻止蔷薇生长一样，但是他不能强迫它变成一棵橡树。纵然我们知道，文化对于人性自身，例如语言、抽象思维、爱的能力的实现，是绝对必不可少的，这仍然是真理；然而这些根源，是作为潜在性、在人的种质中先于文化而存在的。
比较社会学由于超越和包括文化相对论而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较好的”文化能满足所有基本人类需要并容许自我实现。“较贫乏的”文化则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对于教育同样是真理。促进自我实现成长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在我们将文化理解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时，“顺应”的概念成为“好的”和“坏的”文化的一个问题。我们必然要问：“什么类型的文化或亚文化能‘妥善地调节人’去恰当的适应呢？”很清楚，顺应与心理健康不是必然的同义语。
自我实现（在自主意义上）的完成，使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意识和自私更有可能了。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它使人更容易成为人类的一员，即他把自己作为一个部分并入比自己更大的整体之中。充分自主是最完美的人化状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也是一样，即一个人只有经过成功化的经验（儿童似的相依性、热爱、关怀别人等）才能获得自主。谈论人化的水平（越来越成熟）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区别“低级人化”（畏惧、弱点和倒退）和“高级人化”（英勇、完美、自信、自主），“低的涅”和“高的涅”，趋向没落的统一和趋向上升的统一。
由下述事实引出一个重大的存在主义问题，即自我实现者（高峰体验者）有时会游离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生活，也就是生活在外部客观世界中，生活于内部心灵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由心灵规律支配，而不是由外部现实规律支配），即生活于体验、情绪、需要、畏惧、希望、爱、诗意、美、幻想的世界中。这与生活在非心灵的现实中并适应这种现实是不一样的，这个非心灵的现实，是按照他不理解的规律前进的，而且这个现实对他的本性来说不是必需的，尽管他依靠它生活。他毕竟还能生活在其他类型的世界上，如科学幻想小说所创建的世界。
不畏惧这种内部心灵世界的人，能享受它达到这样的程度，使这个心灵世界，在与更为艰难劳累的、承担外部责任的“现实”世界、奋斗和竞争的、正确和错误的、真理和谬误的世界的对比中，能达到类似天堂的状态。这是真实的，即使比较健康的人也能比较容易和愉快地适应“现实的”世界，而且历经了较好的“现实的考验”，但却始终没有把它与他们的内部心灵世界混淆起来。
很显然，一旦使内部现实和外部现实混淆起来，或任何一个现实和体验产生障碍，都会造成严重的病态。健康人能够把它们二者都综合在他的生活之中，因而没有抛弃任何一个现实，并能够主动前进和后退。如果我们不能摆脱世界的束缚，那整个世界就会变成贫民窟，那么，似乎矛盾而实际并不矛盾的事实是，那些患病的、病态的和“最低的”东西能变成人性中最健康、“最高”方面的一部分。陷入“疯狂”不过是由于无法确信自己是否心智健全的人受了惊吓的原故。教育应当帮助这种人同时生活在上述两个世界中。
心理学中行动的作用可由上述主张导致不同的理解。有目的、有动机的竞争和奋斗，有目的的行动，是心灵世界和非心灵世界产生对话的一个方面或副产物。
人必须去适应外部世界，因为缺失需要的满足是来自外部世界而非内部世界。例如，考察现实、认识外部世界的性质，学会区别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了解人和社会的性质，学会延迟满足，学会把将成为危险的东西掩盖起来，认识这个世界哪些部分是令人满意的，以及哪些部分对于需要的满足是危险的和无用的，学会受赞许的和被允许的获得满足的正当途径和满足的技巧。
世界本身充满了趣味、美丽和吸引力。探索它、操纵它、同它竞赛、仔细考虑它、欣赏它，全都是被激发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行动（认识的、运动的和审美的）。
但在初始阶段，有的行动却与外部世界联系很少甚至毫无关系。纯粹有机体的本性、状态、力量是存在的表现，而不是努力的表现。而且注视和享受内部生活本身，不仅自身是一种“行动”，而且是在外部世界中的行动的对立面，即它导致肌肉活动的平静和停息。等待的能力是能够推迟行动的一个特例。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传统会在人身上发挥作用。我们应当从成长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中，认识到未来也以理想、希望、任务、课题、计划、目标、未实现的潜力、使命、命运等形式，体现在现实的人身上。对于人来说，一个没有未来存在的状态，是一种凝固的、绝望的、空虚的状态，对他来说，时间很可能是无限“延伸的”，当大多数活动的组织者努力失败时，会使人陷于无结构和非整合的状态。
如果现实地生活而不要奢求，因为该来的终究要来，那么这时形成过程就暂时停止了，而它的期票就以最终形式兑现为酬金，即高峰体验了。在这个高峰体验中，时间消失了，而希望则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