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能“抗拒”高级乐趣？得到的普遍回答是高级乐趣在感受上要比低级乐趣要高出很多。但必须有上述所有特殊的实验的条件才能使人有能力做出真正的选择，即有能力充分地和自由地比较这两种感受。成长在理论上所以是可能的仅仅是因为“高级”感受优于“低级”感受，因为“低级”满足会变得令人厌烦。
另外，体质等身体因素对选择和价值也有所影响，比如说鸡、试验中的白鼠、林中动物在出生时就出现了选择上的差异，特别是对有益食物的选择；就生物学的意义说，有些动物是善择者，有些是非善择者。假如任后者自己选择食物，他们会得病或死亡。儿童心理学家曾以非正式的方式报告过人类婴儿的同样情况，儿科专家等也有过这一类的报告。一切生命体在满足自身和抗拒外来侵害的能力上也存在着差异，另外，在对选择的满足上，不同类型的身体也不一样。神经症是对选择能力、存在价值、真正需要满足等等的强有力的破坏者。我们甚至有可能依据对生命体健康不利的选择说明心理上的不健康，如毒品、酒精、不好的食物、坏朋友、不合适的工作等等。
除了上述所说的决定因素外，还有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文化条件，关于事业、食物的选择等就属于这类，要强调的是，经济工业条件也很重要；如大规模的、追求利润的、成批销售的工业在向我们提供例如廉价的和优质的服装方面是非常好的，但在供应优良的、无毒的食物如无化学物质的面包、无细菌的牛肉、无激素的禽类等等方面则是非常不好的。
因此，我们期待存在价值更受以下几种人的喜爱：更健康、成熟的人；年长的人；更坚强、更独立的人；更有勇气的人；更有教养的人；等等。能促进存在价值为更多人所选择的条件之一是巨大社会压力的消除。
这些说法适用于不喜欢单纯用“好”、“坏”、“高”、“低”等词的人，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这些词在操作上的规定性说明。例如，非人的战神（罗马神话）会问：“什么时候、谁、在什么条件下，真理而不是虚假会被选中？整合而不是解体、完善而不是不完善、秩序而不是紊乱会被选中？等等。”
这种说法能更好地表述一个古老的问题：人之初性本善？性本恶？但不管这些词如何，人都证明具有善恶两种冲动，并在善恶两种方式中行动。自然，这种说法并没有回答哪一方面是更深、更基本或更类似本能的。为了科学调查研究的方便，我们最好把这个问题改换一个提法：在什么条件下和在什么时候谁将选择存在价值，即成为“善良的”？什么使这一选择的可能性缩小或增大？处于什么性质的社会，这种选择才最有可能进行下去？或者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传统？这些问题又引出进一步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使人变得“更好”？我们怎样才能改善社会？存在主义者在个体孤独性所作的努力，对制订有关决定、责任心、自我创造和自身同等概念有着促进作用；而且，它也使得孤独性与直觉和神入，与爱和利他，与自居作用，以及与一般人之间的神秘交往，变得更令人困惑也更迷人了。
心理学从存在主义那里学到什么
从“存在主义中适合于心理学家的是什么”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的从科学角度看非常含混不清和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东西。然而，我们也能够发现大量有益的东西。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发现，存在主义中并没有很多全新的启示，像已经含在“第三种势力心理学”中的思潮那样使人有一种紧迫的、确定无疑的、敏锐的和再发现的感受。
按照我的看法，存在主义心理学实质上只有两个主要的重点。第一，这是根本的重点，认为同一性概念和同一性体验是人性和关于人性的任何哲学和科学的绝对必要的东西。之所以把同一性作为根本概念，主要是因为它比本质、存在、本体论更能说明问题；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我觉得，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也是不久的将来，就能够用实验证明的方法来研究它。
然而，从相反的角度看，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在同一性的研究上取得了“决定性”进步（奥尔波特、罗杰斯、哥尔德斯坦、弗洛姆、惠莱斯、埃里克森、默里、墨菲、霍尼、梅以及其他人）。而我必须说，这些人是更清楚和更接近原始事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比杰曼斯、海德格尔、雅斯佩尔斯等人有更多的经验依据。
存在主义心理学所注重的是知识经验，而不去借助概念语言：抽象范畴的东西。存在主义信赖现象学，它把个人的、主体的经验作为建立抽象知识的基础来看待。
然而，许多心理学家也是从同样的重点出发的，更不用说心理分析学家留给我们的种种深刻印象了。
那么首先得到的结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并没有与欧洲的哲学家拉开距离，美国心理学家一直在大谈此问题，然而依然没有理解它。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在不同国家中同时产生的发展本身就表明：独立地达到同一结论的人全都反应他们自身之外的某种真确的现实。
或许可以这么说，除个人自身以外的价值观念都已不复存在。许多欧洲的存在主义者大都认同尼采的结论——上帝死了有所反应，或许对马克思死了这个事实也有所反应。美国人已经认识到，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解决任何基本的价值的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向只有转向自己，转向内部，要不然的话，价值观念就没有立锥之地，值得一提的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还有一些信奉宗教的存在主义者。
可贵的是，存在主义者使心理学的研究有了极需的哲学基础，而这一点无疑给心理学帮了大忙。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失败了，尤其是对于医疗和人格心理学家来说是这样。无论如何，基本的哲学问题肯定会再次公开讨论起来，而且也许心理学家将从中获得未经证实的哲学观点。
欧洲存在主义核心思维能接受的关系是：论述人的抱负和人的局限之间的差距构成了存在主义。这和同一性问题的关系并不可能那样遥远。一个人包含现实性和潜在性两个方面。
有一点可以让人确信无疑这种差距能造成心理学革命化。各种各样的文献都支持这个结论，例如，投射测验的、自我实现的、各种高峰体验的（在这种体验中，差距被跨越了）、荣格心理学的、各种神学家的文献等等。
而且，人的双重本性的整合方法问题（的生物本性和神圣本性），人的低级本性和高级本性的整合方法在这些文献里得到体现。总的看来，东方和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和宗教把人的本性分成两部分，并教导达到“高级本性”的方法是放弃和制服“低级本性”。然而，存在主义却告诫说是二者同时规定着人的本性特征，任何一方都不能抛弃，它们二者只能整合起来。
幸运的是整合方法中的一些如智能幽默、悲剧、游戏、艺术等已被我们所认知。我想我们应把注意力更集中在这些整合方法上。
我思考人的双重本性这个要点的另一结果，是认清了某些问题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永远不可能解决。
由此，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理想的、真正的人，完美的圣人。像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那样，把人的潜能作为当前可认知的现实来进行研究。这一点听起来也可能仅仅是字面的问题，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要提醒一下，这正是以一种想象的方法对那个古老的、还没有答案的问题的探询：“什么是治疗、教育和培养儿童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真理和另一关键问题也包含在这里面，甚至于包含“真正的人”的第一种认真的描述，即这种真正的人依靠他已有的美德，对他的环境，事实上是对普遍的社会都能采取一种新的关系。他不仅在各个方面超越他自己，而且他也超越他的文化。他抵制文化适应，他变得更超然于他的社会和他的文化了。作为人类的一员，他变了很多；作为局部群体的一员，他变得少了一些。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很难被人类学家和神学家所承认，所以，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将会有一番争论。然而，这一点显然是“人类终将得救信念”的基础。
我们发现欧洲作家非常重视被他们称为“哲学人类学”问题，他们曾努力为人作个定义，试图解释人与任何其他生物、人与物，以及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区别。什么是人独特的和规定性的特征呢？对一人是如此重要的、没有他人就不再成为人的东西是什么呢？
综合起来看，在美国心理学里没有这个研究课题，包括花样繁多的行为主义也没有这个概念，至少没有一个人认真正式研究过刺激反应的人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以及他愿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弗洛伊德对于人的描述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没有人的可以实现的希望、人的神圣的品质。弗洛伊德，所提供的最全面的心理病理和心理治疗的体系与许多当代心理学家所揭示的东西毫无关系。
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强调自我构成太绝对化了。萨特尔和另一些人说：“自我如同一项设计。”自我完全是由个体自己继续不断地而且是独断地选择创造出来的，仿佛他几乎能反映自己制造成为他决定成为的任何东西。很明显，这种极端形式能起到夸大的作用，这种夸大作用是与生理学和体质心理学相矛盾的。事实上，这恰恰是十足的愚蠢。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主义者，存在主义治疗家，罗杰斯派和个人成长心理学家，全都是更多地谈论发现自我和揭露疗法，而且也许都对意志、决定，以及我们通过自己的抉择确实在创造我们自己的方式，强调得不够。
的确，我们知道这两组学者有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社会学化不足而心理学化过多。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没有充分强调独立存在的社会和环境的因素，即个体之外的如贫困、剥削、国家主义、战争和社会结构等这些因素的巨大能量。在这些力量面前，正常头脑的心理学家肯定不会否认无能为力的地位。
然而，心理学家的首要课题是人，而不是脱离心理学范围的社会决定因素。同样，在心理学家看来，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力量也太绝对了，并且达到了忘记人格、意志、责任心等自主性程度。当然，把这两部分人看成专家比看成瞎子和蠢人更好。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发现自己的时候也在揭露自己，甚至于知道如何让自己去做。这一意见的冲突是能依据经验解决的一个问题。
关于责任心和意志的问题应当采取回避的态度，对力量和勇气的问题也应该敬而远之。心理分析派的自我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了人的这种伟大的变量。至于行为主义者，这仍然是他们尚未接触的问题。
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听到过奥尔波特为一种独特的心理学所发出的号召，但是对此还没有做多少事情，甚至医疗心理学家也没做什么事。现在，我们得到来自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在这个方向上的进一步推动。我确实认为，对抗这种推动将是非常困难的，对抗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假如研究个体的独特性不符合我们所熟悉的科学的话，那么，对于这种科学的概念来说，则是更加不妙的事情，它必须准备接受再创造。
现象学也是美国心理学思想的一部分，也有一段历程但若以整体而论，它已无活力可言。欧洲的现象学家用他们极端谨慎和费力的论证，重新教了我们理解另一个人的最好方法，或者极少能教给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方法，这就是进入他的世界观，能够以他的观点查看他的周围世界。当然，从任何实证主义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是粗糙的。
存在主义者在个体孤独性所作的努力，对制订有关决定、责任心、自我创造和自身同等概念有着促进作用；而且，它也使得孤独性与直觉和神入，与爱和利他，与自居作用，以及与一般人之间的神秘交往，变得更令人困惑也更迷人了。我们认为这些是当然的事情。假如我们把它们看作是需要解释的奇迹，这将更好些。
另外，存在主义作家特别关注的另一件事情是生活的严肃性和深奥性，它是与浅薄、表面的生活对立的。浅薄、表面的严肃性和深奥性，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且它们也有实际操作上的意义，例如在心理治疗上。我（和其他人）对这种事实有了日益深刻的印象，即悲剧有时可能是有治疗性的；而且当人们被痛苦驱使进入治疗时，正如存在主义者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那样，浅薄在心理学中也不起作用。
存在主义者和许多其他派别有这样一个功能，那就是帮助我们认清分析推理、概念推理、言语推理的局限性。他们是号召回到任何概念和抽象前的原始经验上去的一方。我认为，这等于证明：对20世纪西方世界整个思想路线包括传统实证主义科学和哲学的批判是正确的，科学与哲学二者都亟待重新审查。
科学理论上的革命是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激起的变革中最重要的革命。我不应该说“由它激起”，而应该说“一起帮助”，因为帮助打破科学的官方哲学或“唯科学主义”的还有许多别的力量。需要克服的也不仅仅是笛卡尔的主体和客体的割裂，事实上，一些变革之所以能发生，也主要是因为精神和原始经验的内涵所造成的，这些变革的影响范围涉及到了心理学和其他学科。例如，节俭性、简明性、精确性、条理性、逻辑性、优雅、明确性等，全都属于抽象王国而不是经验王国。
我承认存在主义文献中的刺激物对我影响深远，而且我也准备接受它，但这不等于说我对心理学中的前途问题是完全陌生的。我想，对于任何人格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它也不是完全陌生的。C·比勒、奥尔波特、哥尔德斯坦的著作也会使我敏锐地感觉到，有必要努力解决现存人格中未来的动力作用问题，并使有关概念系统化。例如，成长、变化和可能性必然指向未来前途；潜在性和愿望、希望和想象也是一样；凶兆和忧虑也指向未来（没有未来也就也就没有神经病）；假如这无法与活跃的未来取得联系，那自我实现还有什么意义可谈，最终的人生也极有可能是个完形。
我们关于“这一问题”在存在主义者的基本和主要意义中得到一番启迪，而这又与斯特劳斯在梅主编的文集中所说的保持了一致。我认为这样说是公正的：“没有什么心理学会是完善的。”如果它不能集中体现这样的概念的话，即认为人在他的内部含有他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在现时是作为动力积极地活动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