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里奇也有类似的主张：“如果探索疗法变成了探索意识形态，那么，正如惠利士所清楚地指出过的那样，这就一定会失望，因为心理分析不能提供意识形态。”当然，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意识形态”这个词，这自然是对的。
不过，这样一来，某种很重要的东西就会被忽略了。尽管这些揭露疗法并没有提供意识形态，然而，它们肯定有助于揭露并至少提出了固有价值的赤裸裸的原基或雏形。
换句话说，揭露治疗和最深刻的治疗能够帮助病人揭露他模模糊糊追求的、向往的、要求的那种最深奥的、最内在的价值。因此，我坚持认为，正确的疗法是同寻求价值有关系的，而不像惠利士所断言的那样，是无关的。我确实认为这是可能的，不久我们甚至可以把治疗定义为寻求价值，因为从本质上来看，治疗最终所寻求的同一性就是寻求一个人内在的、真正的价值。特别当我们回忆起，提高自我认识（认清自己的价值）与提高对别人和对一般现实的认识（认清它们的价值）是一致的时候，这一点更明显了。
最后，我认为，过分地强调自我认识同道德活动（以及价值信念）之间的巨大鸿沟（假设的），这本身可能就是思想和行动间的中断特别萦绕于怀的征兆，这种情况在其他特点上并不如此普遍。这很可能也概括了哲学家古老的两难命题：“是”和“应该”、事实和规范之间的困境。
我对于健康人、处在高峰体验中的人、设法把自己好的着迷性质和好的歇斯底里性质整合起来的人观察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来说，不存在这种不能联接起来的深渊和中断；在他们那里，清晰的知识一般都涌现出自发的活动和道德的规范。也就是说，当他们知道了什么事情是正确的时候，他们就去做这件事。在健康人身上知识和行动的割裂还保留在什么方面呢？它们只在现实和存在的固有割裂、真正割裂的方面保留着，而不是在假设的割裂问题上保留着。
这个猜想的正确性达到怎样的程度，就能被证实到怎样的程度。深蕴疗法和揭露疗法不仅作为疾病的消除法，而且也作为合理的价值揭露技术。这种工作一直非常明确地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指导普通人实践的参照理论
“正常”和“反常”已几乎没有什么大用了，因为它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含义。对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来说，强烈的倾向是用更具体的、而又属于这些方面的概念来代替这些十分一般的词。
关于正常，人们一般来说是从统计、文化相对论、或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解释的。然而，就像交际场合或礼拜日的用语一样，它们不过是一些传统的解释，而并非日常的解释。正常一词所具有的非正式意义就像专业含义一样确切。
当大多数人问“什么是正常的”时，他们心中是有数的。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在非正式场合的专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它相当于问，“我们应当尊重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忧虑什么”；以及“我们应对什么感到内疚或者感到问心无愧”；我决定既在专业的意义上，也在非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一问题。我的印象是：在这一领域曾有许多专家付出努力，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不承认这一点。
在正式会话中，关于正常应该意味着什么，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关于它在具体情况下实际意味着什么，却只有相当少的讨论。在我的治疗工作中，我一直是从患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专业的和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正常和异常。曾有一位母亲问我，她的孩子是否正常。我理解她的意思她是想知道，她是否应去担忧自己的孩子，她应该努力改进对孩子行为的控制，还是应该任其发展、不去打搅。人们曾在讲演后问到关于性行为的正常与反常，我以同样方式理解他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往往给予这样的暗示：“要注意”或“别担忧”。
由于这一问题具有如此典型的重大价值问题，以至于心理分析学家、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们对它重新产生了兴趣。E·弗洛姆是从良好、适意，以及价值谈到正常问题的。在这一领域内，大多数其他作家也是这样。这种工作一直非常明确的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对于这些心理学中的许多人，所有这种努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企图要做正规的宗教曾竭力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种人性涉及他们本身、他人、社会、世界，即，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据以理解何时应感到有罪何时不应感到有罪的参照系。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正在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十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
制定正常行为规范的标准
虽然不能说一定能成功，但我也要注意一下关于“正常”的各种意义上解释的尝试。
人类行为的调查可被人为地缺乏完全评价，因为它只告诉了我们事实是什么，实际存在是什么。很不幸，大多数人，甚至连科学家在内，都不够强健，以致顺从地赞同一般水平，赞同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如此，它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强大。例如，金西博士对性行为的杰出的调查因其提供的原始资料而于我们非常有益，但是他和其他人却不能避免随和地谈论什么叫正常（指适意）。病态的性生活（从精神病学角度看的病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使病态变得合乎需要或健康。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意指正常时才使用正常一词。
另一个对科学家很有用的是格塞尔的婴儿发展标准。但是，假如婴儿在行走或从杯子里喝水的发展上低于平均水平，大多数母亲都很容易感到焦虑，好像那是坏事或者可怕的事。显而易见，在我们找出了平均标准后，我们还必须问：“这种标准是合乎需要的吗？”
这个词通常被用来表示赞成习俗的依据，因为人们已无意中将其与习俗、习惯或惯例等同起来。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一次由妇女吸烟引起的争辩。妇女主任说那是不正常的，并且加以禁止。那时，女大学生穿宽松裤子，在公共场合握手也是不正常的。当然，如果是指“这不合乎传统”，这完全正确。但这对于她来说，还暗含着“这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本质上是病态的”，这就完全错了。后来习惯改变了，她也随之被解雇，因为，到了那时候，她的那套方式已成为不正常的了。
与神学的标准一起来掩盖习俗，是这一用法的另一个不同形式。所谓圣书，经常被看成是行为制定的规范，但是科学家对于它也像对其他任何习俗一样，很少放在心上。
文化作为正常、健康、良好或适意的一种根源，可以相对看成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当然，人类学家起初曾在使我们认清种族主义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更广泛的人种学知识已驱散了许多这类见解。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十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
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体是适应人的概念。看到心理学家们竟变得敌视这一看来合理、显而易见的概念，非专业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每个人毕竟都希望他的孩子善于适应，作为团体的一员，受到相同年纪朋友的欢迎、赞扬和爱戴。我们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哪一个团体？”能够适应纳粹、犯罪、违法、吸毒等团体吗？受谁欢迎？受谁赞扬？在H·G威尔斯奇妙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峡谷》里，人们都是瞎子，而有视力的那个人却被视为不正常。
一个人对自己文化及外部环境的适应往往是被动的顺应。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呢？或者再举一例，我们正缓慢地学会不再以精神病为理由武断地认为青少年罪犯必然很坏或者有害。从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以及青少年中的犯罪和恶劣行为也许代表着对于欺诈、利用、非正义和不公正的合理反抗。
适应的过程是被动的而不是积极的。母牛、奴隶或者任何没有个性也能很快活的人就是它的理想典型，我们甚至有适应良好的疯子或者囚犯。
这种极端的环境论意味着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扭曲性以及现实的不可变性。因此它就是现状，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人类的可塑性并非无限，完全能够改变现实。
使用“正常”一词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是把它用于形容没有疾病、伤痛或明显的机能失常的医学临床习惯。如果一个内科医生在给病人进行彻底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身体上的毛病，他就会说这个病人“情况正常”，尽管病人仍然处于痛苦之中。这个内科医生的意思其实是：“我用我的技术不能发现你有什么毛病。”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发现的东西会多一些，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也会少得多。的确，许多精神分析家甚至说没有正常的人，即，没有绝对没病的人。这就是说，没有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说法相当真实，但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却无多大帮助。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神话都失去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新概念的研究者心理发展着，并很快成熟起来。
发展适用全人类的正常新概念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会少得多，因为他们发现的东西会多得多，还不能说它已经很明确或者有确凿的证据的可靠支持。相反，应该说它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概念或理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真实倾向。
关于正常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关于一般化的，广泛人类的心理健康的某种形式的理论将得到发展，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而不管人们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如何。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正在发生。新的事实、新的资料促使了这种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
德鲁克发表这样一种观点：自从基督教创史以来，有大约四种连续的观点或者概念一直统治着西欧。这些观点表达了寻求个人幸福与健康所应采取的方法。其中每一个观点或者神话都树立了一种理想的典型人物，并且设想，如果效仿这个理想人物，个人的幸福和健康一定会实现。中世纪时，圣职人员被视为理想的典型，而文艺复兴时期则换成了有学识的人，然后是实用主义和英雄主义交替上场。
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神话都失去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新概念的研究者心里发展着，并很快成熟起来。这个新概念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实际上也可称为自然的人。德鲁克提及的那些概念曾对他们的时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这个概念将对我们的时代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我来简要地阐述心理健康的人的实质，虽然这个新概念刚开始或许有些教条化。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性质，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可以像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讨论它；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要、能力和倾向，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线，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要是好的或中性的，不是罪恶的。
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到这样一个观点：完美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常的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所控制的轨道，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发展，而不是外界造型的过程。
第三，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很明显是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遭到否定、挫折、扭曲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向着人的内在本质的实现有益地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这种基本性质，就是坏的或变态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心理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治疗呢？或者干脆说，什么叫治疗？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轨道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人沿着他内在本质所指引的轨道发展，就是治疗。
这一概念表面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理想。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新概念和过去的哲学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真实的性，我们远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了解得多。总之，我们足以理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是什么。
各种流派的心理分析家，特别是弗洛伊德，发现了古代哲学家们所缺少的知识以及他们的理论中具有致命弱点的知识。我们已经特别从动力心理学家，还有动物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那里，获得了大大扩充了的关于人的动机，特别是无意识动机的知识。其次，我们拥有非常丰富了的关于心理病理学及其起源的知识。最后，我们从心理治疗家，特别是从对心理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的讨论中学得了许多东西。
我们可以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的假设，但也必须看到，他还不了解真正的人性。在描绘人性的这种基本性质或固有结构时，亚里士多德全部能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研究人，观察人们的表现。但是，谁要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只从表面来观察人，他最后就一定只会得到静态的人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所能做到的唯一事情，就是描绘出一幅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的良好人的图画。
人们还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生活的概念中，他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制造了致命的错误的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这就成了他的基本性质。从而，做奴隶就是他良好的生活。这完全暴露了在建立什么是良好人、正常人或健康人的观念时，依据纯粹表面观察所具有的弱点。我所要坚持的基本区别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实质。
区别正常的新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