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的竞底者会在选择遵守诺言和违背诺言之间，做出仔细的权衡和精确的判断，他们会选择最恰当的时期，投入产出最大的事件，针对最无力反抗的被竞底者，来违背自己的诺言，获取最大的好处。
即使在现代，不守承诺也可能安然无恙：联想蛮横地将创业元老倪光南的股权剥夺殆尽，并没有挡住他们成功的脚步。
关键是，有时竞底组织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被竞底者在组织中起的作用还相当关键，这时，竞底者选择违背承诺，往往会面临灾难式的风险。
因此，在自己竞底实力还不够强大时，竞底者绝不能让需要靠承诺维系的竞底组织感到：竞底者不准备兑现承诺。
中国人喜欢讲“审时度势”，此时的竞底者就必须“审”清楚：是否到了漠视承诺的时机？
至于竞底实力强大之后，竞底者当然可以为自己的不守承诺，找出无数的“解释”，甚至不解释。此时他已经和被竞底者有巨大的竞底落差，昔日倚为心腹或手足的被竞底者，再也无足轻重，翻不起大浪。
但如果信守承诺的成本不是太惊人，竞底者还是应该首选信守。在中国一个老板能够说话算数，在员工的眼里是头等美德，拥有这种声誉的人，将更容易将竞底顺畅地进行下去。
案例：阿里巴巴CEO马云谈创建团队
对于起步时的竞底组织建设，马云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完全符合竞底理论：
“创业时期不要找明星团队，不要把一些成功者聚在一起，尤其是那种35岁，40岁的话已经有钱了，成功了的人，已经成功过在一起创业很难，创业初期要寻找那些没有成功，渴望成功，团结的团队。等到事业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请一些人才。创业要找最合适的人，不一定要找最成功的人。”
为什么创业“不一定要找最成功的人”呢？因为这些人拥有较强的竞底实力，不易与他们形成竞底落差。而“那些没有成功，渴望成功”的人，则一没有资源；二有对内竞底精神，能够忍受强力的竞底。
马云的另一段话，也说出了竞底者的心声“当你有一个傻瓜时，你会很痛苦；你有５０个傻瓜是最幸福的，吃饭、睡 觉、上厕所排着队去的；你有一个聪明人时很带劲，你有５０个聪明人实际 上是最痛苦的，谁都不服谁。”
一个傻瓜很难教、很难竞底，那简直是傻瓜在对马云竞底，所以马云很痛苦，50个傻瓜当然就好竞底了；
而一个聪明人不必对他竞底，他能自己干好事。而50个聪明人自然也无法竞底，反而会联合起来对马云竞底，所以他最痛苦。这在一点上，任正非比马云厉害些，他禁止华为的干部联名提意见，坚持不让“50个聪明人”合在一起，那样就可以各个分别竞底。
马云无意间流露的话语，反映了中国竞底者的二种心声：
1、喜欢傻瓜不喜欢聪明人；
2、傻瓜合在一起是好事，聪明人必须让他们一盘散沙。
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与马云的话相反，同样是从事IT行业的美国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说：“刚创业时，最先录用的10个人将决定公司成败，而每一个人都是这家公司的十分之一。如果10个人中有3个人不是那么好，那你为什么要让你公司里30%的人不够好呢？”
案例：联想竞底实力的培养
1984年联想成立时，只有中科院计算所投资的20万美元和20平方米的小库房。但实际上，它有着其它公司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打中科院的牌子，获得中科院的支持，却有独立的人权、财权、经营权。
柳传志军人出身，当时毫无经营头脑，唯一能卖的只有“官办公司”这个金字招牌。联想成立后没有任何战略，跟着市场的风潮，倒卖过彩电、旱冰鞋、电子表，甚至萝卜、白菜。
最后，由于科学院要进口500台电脑，才因“地利人和”，联想接到这个大订单，一口吞下巨额暴利——70万。
联想由此尝到甜头，开始在官场进行充分的竞底。
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倒们，都在利用倒卖批文赚钱，但真正善于经营官场关系的却不多。联想在1998年入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已经可以请到在任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来助阵；在香港召开酒会时，能让科学院院长专程率众前往捧场。
能这样便利地调动国家资源的企业，在早期可谓绝无仅有。
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内，联想已经快速为自己积聚了竞底实力。他们看准了当时中国信息和电子产业，由于没有自主品牌，国家迫切需要推出自己的企业和产品，因此得到了大力扶持，包括资金、销售等方面的关键性的扶持。
柳传志正是看到了政府的这条底线，因此大力在边缘打擦边球。
但这样的职业生涯，让他曾经九死一生，多次差点进了监狱，每一次都是政府官员考虑到中国缺少柳传志这样的国有企业家，着眼于大局，才把他从监狱门前拉了回来。
在这一点上，柳传志比黄光裕的竞底策略和时机，都要强得多。
案例：李一男竞底实力的培养
李一男在华为是一个神话：
刚入职半个月，就成为主任工程师，半年后为中央研究部副总裁，为该部门总裁，曾内定为华为的接班人。
李一男率领部下开发出万门程控，为华为的起飞奠定了技术和产品基础。
李一男既擅长具体的研发工作，对未来的技术发展也有准确的战略眼光，显然，研发也是他最喜爱的工作。
但任正非从来不喜欢被人控制，李一男主管研发久了，功劳大了，就有可能功高震主，因此，1988年后，他将最适合主管研发、最喜爱研发工作的李一男从研发部门调走，让他担任产品营销委员会主任、华为电器总裁、北京研究所所长。
一个能干而富有独立精神的杰出者当然不愿像螺丝钉一样随便被拧到一个地方，这使李一男对任正非的用人文化产生了反感。
但这种岗位轮换也确实增加了李一男的阅历、经验：
通过在营销委员会担任主任，他了解了华为的狼性市场营销方式；
通过在华为电器担任总裁，他获得了经营一家独立公司的经历；
通过在北京做研究所长，他熟悉了北京的环境，深入了解了数据通信领域。最终他在北京创业的港湾公司主要就做数据通信产品。
当李一男离开华为，成为一个竞底者时，他有着在华为成功的神话和众多风险投资对他的青睐，华为数百名技术骨干对他的仰慕，以及他在华为获得的宝贵经验，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时间，只要假以时日，李一男就能获得巨大成功。
但可惜，他遇到了更强悍的竞底高手——任正非，后者像一头嗅觉敏锐的老狼，决不会给幼狼成长的时间，将来挑战自己的地位。
随着竞底实力的建立，一个竞底组织就将渐渐浮出水面。
到了现代商业社会，企业的领导权主要由产权结构确定，那些借助于迷信、神怪的古老做法自然需要变化：
在主创人召集创业大会商定各个股东股权分配时，他会以种种手法将未来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主创人的资金不够，而其他股东拥有充足的资金时，主创人通常会压低公司的注册资本，使自己成为相对大股东，或隐讳地要求将自己的经营能力、其他资源折算成干股，体现在产权结构中。
接着，竞底组织通常要迈上一个巨大的台阶，才能从众多的对手中脱颖而出，继续发展壮大。
对刘邦集团来说，这个台阶就是攻入秦国的都城咸阳；
对曹操而言则是官渡之战；
而对任正非来说应该是华为的万门程控开发成功；
对柳传志而言这个台阶则是通过“贸工技”政策将联想做到中国PC老大的位置。
在上了这种台阶后，富有进取心的竞底者，将率领竞底组织快速壮大，虽然这种壮大的过程也会有不少的耽搁，但却不会危及竞底组织的生命。
这是竞底组织的黄金时期，竞底者和下属能和睦相处、同舟共济，因为在他们的眼前有一个巨大的天下指日可待，每个人都有要发财的幸福感。
案例：《色戒》：李安如何利用竞底实力，对梁朝伟竞底
台湾男人李安在美国的家里，苦苦对内竞底了六七年后，终于琢磨明白了好莱坞的运作模式。随即，他以完全符合好莱坞风格的中国同性恋电影《喜筵》，杀入好莱坞主流电影制作大门。又通过一连串成功或糟糕的拍片实践，摸索出奥斯卡奖的底线标准，接着以武打片《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奖；更是以同性恋电影《断臂山》，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但李安这些以底线标准制作的得奖电影，就如同中国的科研人员按底线标准发表的论文一样：虽然获得发表，但没有什么学术价值。李安的电影虽然得了奥斯卡奖，却没有长久的艺术魅力，可以看，但看完了就算。
不过李安总算是成功的，中国内地许多顶级导演如张艺谋等，想对奥斯卡竞底，却连门也没有摸到。
2007年，李安拍摄了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
虽然这部电影被普遍认为只是低俗的烂三级片，但“奥斯卡金奖导演拍摄的床上戏”具有天生的号召力，人们依然络绎不绝地奔向电影院，掏出。
由于内地公演的《色戒》受到删节，盗版碟的效果不好，很多内地女性为了看清楚老男人梁朝伟松弛的臀部肌肉，和难得一见的器官，不惜专程到香港豪华影院去大饱眼福，“这可是梁朝伟的器官，比起一般A片中的，有不同的意义”。
作为一名艺龄很长的演员，扮演男主角的梁朝伟，这次可谓脱得“史无前例”，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
据说在拍摄《色戒》之前，李安曾给他做过大量思想工作，当然，那些“为艺术献身”之类冠冕堂皇的话，是说给公众听的。李安之所以能诱使梁朝伟突破“底线”，其一个强大的砝码是：李安是奥斯卡得奖专业户，《色戒》很可能获得奥斯卡奖，那么梁就可能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而这是一个演员梦寐以求的。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能竞底”，为了这个梦想，梁朝伟不惜露出了他“珍贵的三点”，如果是张艺谋对他做同样的要求，估计梁朝伟是不肯就范的，因为张从来没有得过奥斯卡金奖。
竞底组织的整理程序
当竞底组织壮大到一定程度后，天下大局将定，竞底者就将进行一个重要的操作程序，这个操作的理论根源，是“打天下的人不是坐天下的人”，竞底者要改变竞底组织高层的人员结构，以使整个组织能基业常青。
刘邦建立汉朝后，大杀开国功臣就是进行这种操作；
而明朝的朱元璋大杀功臣，宋朝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清朝的皇帝们铲除多尔衮、鳌拜、吴三桂们、肃顺的事例，曹操想称帝后毒杀最重要的谋臣；
华为的大下岗、大竞聘，鼓励元老们自主创业；
联想将倪光南扫地出门，将孙宏斌送进监狱；
……
都是进行同样的操作。
案例：刘邦为后代“整理”竞底组织
竞底高手刘邦曾现身说法，生动而形象地解释过大杀功臣的必要性：
当刘邦捕杀功臣时，心软的太子刘盈劝他少杀，刘邦一声不吭，将一条长满坚刺的荆棘丢在地上，让太子去捡，太子有些畏手畏脚，刘邦伸脚用鞋底踩着荆棘滚了几滚，去掉上面的坚刺，问太子：你现在可以捡了吗？太子点头称是，刘邦趁机教诲他说：我现在把这些人除掉，就是为了让你能容易地掌握权柄啊！
刘邦的“整理”工作做得稍稍过了点，他死之后，刘氏企业差点被吕后夺去，改成吕氏企业。
案例：对人不对己——任正非的反裙带关系与用裙带关系
1997年，任正非为了防止华为内部产生裙带关系，以制度规定禁止夫妻双方(包括同居)同在华为工作；已经形成事实的，要么劝退一方，要么接受内部股和奖金上的歧视性的待遇，且必须安排一方到华为的关联公司工作；在招聘中一律不录用配偶在华为工作的应聘者；另外，华为还规定严格禁止员工的亲友为对手工作，否则将遭到劝退。
这样的话，如果大学一对学通信的恋人就相当为难：因为一人在华为工作，另一人因为不能在华为，又不能去对手那里干，只有转行或分手。
这种情况确实在华为发生过。
如果说杜绝裙带关系有利于净化公司的工作氛围、提高效率，大家还情有可原，但实际上，任正非的这套政策只对下面的员工而不对自己：他的妹妹担任审计部总监，女儿担任财经管理部副总裁，弟弟则是采购部总监，一个妹妹担任出纳部总监，另外，华为的印刷业务全部交给其弟弟为董事长的印刷公司，花销巨大的客户接待工作也交给弟弟为大股东的汇通公司…
显然，任正非很明白，裙带关系有助于强化竞底实力，因此，员工如果在公司内部有了裙带关系，就不容易被竞底；而自己利用裙带关系，把守住公司各个重要的部门或肥水最多的岗位，也能加强自己的竞底实力。
因此，他不顾华为内外对此的异议，依然要把自己的裙带进行到底。
竞底组织的第一代竞底者，都是由被竞底者奋斗而来的，他们深知其身份转换的奥秘，也明了人心的凶险，因此他们一定要把潜在的竞底者斩草除根，决不让他们有可能危及自己想传之千秋万代的竞底组织。
中国人说“功高震主者不赏。”
为何不赏呢？是因为这种人是明显的未来竞底者，英明的“主”必欲去之而心安，即使有赏也不过是虚晃一枪，赏赐的背后一定是温柔一刀。
案例：西班牙殖民者血腥建立竞底组织
早期的西方人也进行残酷的竞底，他们在建立竞底组织时，充分考虑了“整理”的必要性。
牙买加位于加勒比海以北，哥伦布第二次到美洲时发现了这里，后来却给当地的原住民带来了灭顶之灾：
1509年，牙买加成为西班牙殖民地，当地的阿拉瓦克印第安人几乎被彻底杀光。
但西班牙人在当地修建了大量的种植园，需要很多劳工，因此他们从非洲贩卖、转运黑奴到牙买加，使牙买加90%以上的人，都是黑奴的后裔。
为什么西班牙殖民者不就地抓捕印第安人，做种植园的奴隶，而要千里迢迢从非洲运来黑奴呢？
历史学家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尽管被掳为奴隶，但他们内心中总是认为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很难接受西班牙殖民者的主宰(竞底)，而从非洲运来的黑奴，则非常自然地认为殖民者就是自己的主人，因此很便于管理（竞底）。
正是为了使自己的竞底组织具有合法性，西班牙殖民者不惜将原住民消灭殆尽，这是一种残酷的竞底过程。
但中国人不必以500年前殖民者的血腥暴行，就认为竞底有普遍的合理性。
欧洲人早已进化到输出资本、技术、商业模式或市场，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些方式比起血汗工厂，已有较多的竞优色彩。
五、竞底组织内部的博弈
企业的外部冲突主要来自供应商、客户、政府。竞争者对不同的方面存在不同的底线，因此可能导致不同的冲突。例如企业对供应商，付款期就是一条底线，随着企业收货后付款期的不断推迟，它和供应商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来越大。
在本节中，我们着重讨论企业的内部冲突，而外部冲突则在竞底战略中讨论。
竞底者面临的最重要和最广泛的挑战，是如何对付各种各样的被竞底者，防止他们的反向竞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