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不但不知道什么是爱情，而且也不懂得死的意义。所以最爱谈自杀的是文学家，而天下敢去自杀的文学家却是凤毛麟角。北大随笔
五年以来
刘半农
昨天晚上舍我来了个电话，说《世界日报副刊》将于九月一日继续出版，要我做篇文章捧捧场。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五年以前，我做过半年的《世副》编辑罢。在这个意义之下，要我做篇文章，我是义不容辞的，虽然“此调不弹已久”，要做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
五年的时间是很短的，眼睛一转就过去了。但若仔细一回想，这五年之中也就有了不少的变化。所以我现在就把五年以来北平社会上的变化，大致写出一些来，聊以塞责。
那时的新闻记者，确不是容易做的：动不动就要请你上军警联合办事处去吃官司，丢失脑袋的恐慌，随时可以有得。记得我办了《世副》一个多月，舍我就在极严重的情形之下被长脚将军捕去了。我因为恐怕遭到池鱼之殃，也偷偷摸摸的离了家到某校的“高能榻”上去睡了几宵，直到舍我营救出来了，才敢露面。现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军警当局时常招待新闻记者，饷之以茶点，甚至于饷之以饭；这回因为讨伐石友三而戒严，所有检查新闻事务，由官方与新闻记者会同办理，这种的幸福，是五年以前的新闻记者梦也不会做到的（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的记者自然又当别论）。
那时国立九校还没有合并，北平有九个国立大学校校长。私立大学也比现在多到一倍。却因国立大学的经费积欠至数年之多，私立大学本无固定经费，以致北平的大学教育，整个儿的陷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讲堂老是空着，即使有教员上课，听讲者也不过“二三子”而已；牌示处的教员请假条，却没一天不挤的水泄不通。现在的北平各大学虽然远没有整顿到理想的境界，比到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那时没有女招待，没有“吃三毛，给一块”的可能。也没有跳舞场，跳舞这文明艺术，还被头等文明的西洋老爷，太太，小姐们关紧在他们的艺术之宫象牙之塔里；我们次文明的中国人，只能在门外打打转，偷眼向里望去，和现在每晚上各跳舞场玻璃窗外围挤着的车夫苦力们一样。啊，多苦闷，多干燥的生活啊！
那时有一位备受崇拜与欢迎的大人物就是哲学博士张兢生先生，现在不知道那里去了。
那时还没有“摩登”这名词，虽然男女交际之风已渐开，却不像现在每一个摩登女子身旁必追随着一个摩登男子，每一个摩登男子手臂上必吊着一个摩登女子。“花王”这名词，似乎在那时已经有了，但说出来似乎没有现在响亮而尊严，受这称号的也不觉的有何等光荣之处，甚而至于有登报声明否认的。就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人真太不识抬举了。
那时没有登报征求伴侣的。登报声明离婚的已有了些，可没有现在热闹。
那时画报上还时常登载名妓的照片。现在“妓’”之一字，已因不合人道而落伍，所以名妓也者也自归于劣败之一途，不再出头露面了。
那时“普罗”文学一个名词，在北平还不大知道，所以我们这班不长进的弄笔头的人，至多只是落伍而已；现在呢，没落了，整个儿的没落了。
那时向《世副》投稿的，大多数是学生，只偶然有一两个是已经脱离了学生生活而在社会上做事的。所投稿件，以小说杂记为最多，论说诗词较少。稿子的内容，以关于性的苦闷及经济的压迫者为最多，但我并没有尽量选登，因为只是那几句话，翻来复去的说，还是那几句话。投稿者的目的，虽然在于发表，却也并不是不在乎区区千字一元或不到一元的稿费。所以做编辑的人，往往在这稿费问题上也不免受到困难；甚至有一位朋友，因为要想预支稿费而我的能力没有办得到，他就找个题目在别种报纸上做文章骂我，而且把我直恨到而今现在。现在的情形是不是还同从前一样，我不知道。
我做了半年的《世副》编辑，觉得那时的青年，有一部分走错了路头，所以就发表了三篇“老实说了罢”。这篇文章的内容，岂明曾为简单写出，只包括以下五项意见：
一，要读书。
二，书要整本的读。
三，做文艺要下切实功夫。
四，态度要诚实。
五，批评要根据事实。
这不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么？然而不得了，马上就有许多青年联合了向我总攻击，借着当时阎老西儿所办的《每日评论》，把我刘半农骂到该杀该剐的地步。当然也有许多人是赞同我的，但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已大可以自认失败，大可以休息休息了，所以不久，就投笔下野了。现在青年界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我不知道。
（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北平）
开学问题
刘半农
现在国立九校的开学与否，已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成问题者，无非为了个钱字。
因为我也是九校中一校的教员，所以不免也要说几句话。
照理，付钱就作事，不付钱就不做，这是干脆而又干脆的一句话；而且“前帐未清，免开尊口”，也是我们中国社会中的一条习惯法。
不过，我们中国是有“特别国情”的，尤其是在“此刻现在”。这特别国情四个字无论应用到什么地方，总可以得到些特别的结果，把它应用到首都的教育上来，那就是：
民主楼你要开学么？开你的！谁有闲工夫来管你的钱？
你要不开学么？那更好！破坏教育的是你，我可并没有教你破坏。
瞧！这是多么巧妙，多么玲珑的手腕！
我亲爱的挨苦挨饿的同事先生们，在这种情形下，你可以完全明白：你即使不开学，他们还仍是中怀坦然，昼不愧于人，夜不愧于鬼！如其不信，便看看那位“大磕头儿威灵吞苦”罢，他是被人家推为贤人政治中的一个角色的；他对于政治是很热中的，他对于他将来的政治生命，当然没一时没一刻不在那儿打算的；他在外国人中走进走出，又自以为是风头十足，漂亮万分的，然而——这个然而应当大书特书的——他在中秋那一节，不已经把他贤人政客的真面目，赤裸裸的赏给我们看了么？
“春秋责备贤者”，其余衮衮诸公，也就可以不必多说了。
然而，我亲爱的挨苦挨饿的同事诸先生，一班在北京等候开学的学生，也实在太苦了。他们衮衮诸公尽可以辜负我们（手民注意：不要误排作滚滚诸公），我们苟其尚可典卖质押维持了生活去上课，还是替这班枯守北京的青年设身处地想想罢。
如果我们不上课，对于这班青年，当然并无责任之可言。因为负这责任的不是我们。但在这中国特别国情之下，方头靴子且不要穿：且顾念顾念师生间往日的情谊罢。
我说这份话，并不是学着“饭桶先生”之以清高责人。饭桶先生之清高，区区亦尝见之矣：有钱时的总长要做，没钱时拂袖而去，此清高也；没钱的校长死也不肯做，有钱的委员就走马到任，此清高也。呜呼，清高美名也，然而微饭桶其孰能享之？若吾辈者，其为浊低乎，其为浊低乎，呜呼而又鸣呼！
（十五年九月廿六日，北京）
醉中梦话
梁遇春
一、“才子佳人信有之”
才子佳人，是一句不时髦的老话。说来也可怜得很，自从五四以后，这四个字就渐渐倒霉起来，到现在是连受人攻击的资格也失掉了。侥幸才子佳人这两位宝贝却并没有灭亡，不过摇身一变，化作一对新时代的新人物：文学家和安琪儿。才子是那口里说“钟情自在我辈”，能用彩笔做出相思曲和定情诗的文人。文学家是那在心弦上深深地印着她的债影，口里哼着我被爱神的箭伤了，笔下写出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情诗的才子。至于佳人即是安琪儿，这事连小学生都知道了，用不着我来赘言。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昔日的才子和当今的文学家都是既能做出哀感顽艳的情诗，自己又是一个一往情深的多情种子。
我却觉得人们没有这么万能，“自然”好像总爱用分工的原则，有些人她给了一个嘴，口说莲花，可是别无所能，什么事情也不会干，当然不会做个情感真挚的爱人，这就是昔日之才子，当今的文学家。真真干事的人不说话，只有那不能做事的孱弱先生才会袖着手大发牢骚。真真的爱人在快乐时节和情人拈花微笑，两人静默着；失恋时候，或者自杀，或者胡涂地每天混过去，或者到处瞎闹，或者……但是绝没有闲情逸致，摇着头做出情诗来，人们总以为英国的拜伦，雪莱，济慈是中国式的才子，又多情，又多才。我却觉得拜伦是一个只会摆那多情的臭架子的纨公子。雪莱只是在理想界中憧憬着，根本就和现实世界没有接触，多次的结婚离婚无非是要表现出他敢于反抗社会庸俗的意见。济慈只想尝遍人生各种的意味，他爱爱情，因为爱情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刺激，内里包含有咸酸苦辣诸味，他何曾真爱他的爱人呢？最会做巧妙情诗的RobertHerrick有一次做首坦白的自叙诗，题目的UponHimself中间有几段，让我抄下来吧！
Icouldneverloveindeed；
Neverseemineownheartbleed；
Nevercrucifymylife；
Orforwidow，maid，orwife．
.............
Icouldneverbrearkmysleep，
Foldmyarms，sobsigh，orweep.
Neverbeg，orhumblywoo
Withoathsandlies，（asothersdo）
Buthavehithertolivedfree
Astheairthatcirclesme
Andkeptcreditwithmyheart，
Neitherbrokeinthewhole，orpart
Herrick这么坦白地说他绝不会有什么恋爱，也不会挨求恋和失恋的痛苦，这倒是他心中的话，但是那个爱念Herrick的年轻人不会觉得他是赞颂爱情的绝妙诗人？等到看着这首冷酷的自剖，免不了会有万分的惊愕。然而，这正是Herrick一贯的地方。若使Herrick不是这么无情的人，他绝不能够做出那好几百首艳丽的短短情歌。爱伦·波（EdgarAllanPoe）说：“真挚的情感有种质朴的气味（bomeliness），那是不能拿来做诗材用的。”风花雪月的诗人实在不能够闭着嘴去当一个充满了真挚情感的爱人。欧美小说里情场中的英雄，很少是文学家；情人多半是不能做诗的，屠格涅夫最爱写大学生和文学家的恋史，可是他小说中的主人翁多个是意志薄弱的情人，常带着“得不足喜，失不足忧”的态度。这都是洋鬼子比我们观察得更周到的地方。不过这样地把文学家的兼职取消，未免有点“焚琴煮鹤”，区区也很觉得怅然。
文学家不但不知道什么是爱情，而且也不懂得死的意义。所以最爱谈自杀的是文学家，而天下敢去自杀的文学家却是凤毛麟角。最近上海自杀了不少人，多半都有绝命书留下来，可是没有一篇写得很文学的，很动听的；可见黄浦江里面水鬼中并没有文豪在内。这件事对于文坛固然是很好的消息，但是也可见文学家只是种不生不死半生半死的才子了。不过古今中外的舆论是操在文学家的手里，小小的舞台上自己拼命喝自己的彩，弄得大家头晕脑眩，胡里胡涂地跟着喝彩，才子们便自觉得是超人了。
二、滑稽（Humour）和愁闷
整天笑嘻嘻的人是不会讲什么笑语的，就是偶然讲句把，也是那不会引人捧腹，值不得传述的陈旧笑谈。这的确是上帝的公平地方，一个人既然满脸春风，两窝酒靥老挂在颊边，为社会增不少融融泄泄的气象，又要他妙口生莲，吐出轻妙的诙谐，这未免太苦人所难了，所以上帝体贴他们，把诙谐这工作放在那班愁闷人肩上，让笑嘻嘻的先生光是笑嘻嘻而已。那班愁闷的人们不论日夜，总是口里喃喃，心里郁郁，给世界一种倒霉的空气，自然也该说几句叫人听着会捧腹的话，或者轻轻地吐出几句妙语，使人们嘴角微微的笑起来，以便将功折罪，抵消他们脸上的神情所给人的阴惨的印象。因此古往今来世上大诙谐家都是万分愁闷的人。
英国从前有个很出名的丑角，他的名字我不幸忘记了，就把他叫做密斯忒X罢，密斯忒X平常总是无缘无故地皱眉蹙额，他自己也是莫名其妙，不过每日老是心中一团不高兴。他弄得自己没有法子办，跑到内科医生那里问有什么医法没有，那内科医生诊察了半天，最后对他说：“我劝你常去看那丑角密斯忒X的戏，看了几回之后，我包管你会好。”密斯忒X听了这话，啼也不好，笑也不好，只得低着头走出诊察室。
听说做《寻金记》和《马戏》主角的贾波林也是很忧郁的。这是必然的，否则，他绝不能够演出那趣味深长的滑稽剧，英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Coleridge曾说：我是以眼泪来换人们的笑容，他是个谈锋极好的人，每天晚上滔滔不绝地讨论玄学诗体以及其他一切的问题，他说话又深刻又清楚，无论谁都会人忘了疲倦，整夜坐在旁边听他娓娓地清谈。他虽然能够给人们这么多快乐，他自己的心境却常是枯燥烦恼到了极点。写“心爱的猫儿溺死在金鱼缸里”和“痴汉骑马歌”的Gray和Cowper也都是愁闷之神的牺牲者。Cowper后来愁闷得疯死了，Cray也是几乎没有一封信不是说愁说恨的。晋朝人讲究谈吐，喜欢诙谐，可是晋朝人最爱讲达观，达观不过是愁闷不堪，无可奈何时的解嘲说法，杀犯当临刑时节，常常唱出滑稽的歌曲，人们失望到不能再失望了，就咬着牙齿无端地狂笑，觉得天下什么事情都是好笑的。这些事都可以证明滑稽和愁闷的确有很大的关系。
诙谐是由于看出事情的矛盾。萧伯纳说过：“天下充满了矛盾的事情，只是我们没有去思索，所以看不见了。”普通人，尤其那笑嘻嘻的人们与物无忤地天天过去，无忧无虑无欢无喜。他们没有把天下事情放在口里咀嚼一番，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味道，草草一生就算了。只有那班愁闷的人们，无往而不自得，好像上帝和全人类连盟起来，和他捣乱似的，他背着手噙着眼泪走遍四方，只觉到处都是灰色的。他免不了拼命地思索，神游物外地观察，来遣闷消愁。哈哈！他看出世上一切物事的矛盾，他抿着嘴唇微笑，写出那趣味隽永的滑稽文章，用古怪笔墨把地上的矛盾穷形尽相地描写出来。我们读了他们的文章，看出埋伏在宇宙里的大矛盾，一面也感到洞明了事实真相的痛快，一面也只得无可奈何地笑起来了，没有那深深的烦闷，他们绝不能瞧到这许多很显明的矛盾事情，也绝不会得到诙谐的情绪和沁人心脾的滑稽辞句。滑稽和愁闷居然有因果的关系，这个大矛盾也值得愁闷人们的思索。
因为诙谐是从对于事情取种怀疑态度，然后看出矛盾来，所以怀疑主义者多半是用诙谐的风格来行文，因为他承认矛盾是宇宙的根本原理。Voltaire，Montaigne和当代的法朗士，罗素的书里都有无限滑稽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