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性情弘大通达，和人交往，不管是显荣还是倒霉，交情都不改变。少年时和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好。这二位朋友声名地位还没显露时，韩愈不避寒冷酷热，在公卿中间活动，竭力加以举荐。而张籍终于科举及第，当官显贵。后来虽然荣贵一时，但每当公余空闲之时，就相聚饮宴谈天，论文赋诗，和以前一个样。而看待那些权贵豪门，却如同走仆奴隶，睁着眼睛也不看一下。同时颇能诱导勉励后进之士，收入馆中的有十六七人，即使早饭吃不上，也怡然自得，从不介意。他一生大抵以振兴名教发扬仁义为己任，全家内外亲戚和朋友中的孤女只十人。
韩愈常认为自魏、晋以来，作文的人多拘泥于对仗，而在文经、诰的要旨，司马迁、扬雄文章的气格，却不复加以继承和发扬了。所以韩愈所写的文章，务求反对近体，抒意立言，都自成一家。后学士人，都师其文，取为法则。当时写文章的人很多，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世称“韩文”。然而他有时恃才自傲，肆意而行，也有背离孔子、孟子之旨的地方。譬如南方人妄传柳宗元为罗池神，而韩愈写碑文却加以证实；李贺父亲名晋，不应参加进士考试，而韩愈却为李贺写《讳辨》，要他参加进士考试；又作《毛颖传》，讥刺戏谑也不近人情：这些都是文章中很谬误的。时人说韩愈有史笔，及至撰写《顺宗实录》，繁简失当，叙事也不善于取舍，颇为当时所非议。唐穆宗、文宗曾下诏让史臣加以添改，那时韩愈的女婿李汉、蒋係正处于显荣的地位，诸公颇为难。而韦处厚竟另外撰写《顺宗实录》三卷。韩愈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作序。
元和中兴
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央权力日益衰落，形成藩镇与中央抗衡的局面，一些强大的藩镇拥有重兵，自任将吏，不纳贡赋。肃、代两朝的姑息，造成严重的后果，德宗时的四王二帝之乱，充分显示了藩镇的跋扈，顺宗时曾利用王叔文等人锐意改革，以图振作，也未取得成功。宪宗即位之初，面临的是各种矛盾交错发展的，危机严重的局面，宪宗注意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抓住有利条件，立志削藩，于是出现了一段中兴局面。
元和元年（806年），针对方镇帅守除授不由中央及不入谢、不朝觐的现象重申法令，令诸镇入阁拜谢。与此同时，乘机更换方镇帅守，以防帅守久居一地，发展地方势力，当时被更换的帅守三十镇，不仅有东、西南地区的帅守，也有西北及中原的方镇，从而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朝廷的易镇措施遭到了一些方镇的抵制，西川刘辟拒不受征入朝，并出兵侵扰它镇。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后，其甥杨惠琳自为帅守，拒绝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入境。浙西的李锜起初佯求入朝，既而又拒绝入觐。在方镇帅守纷纷入朝易镇的形势下，昭义的卢从史、忠武的刘昌裔、宣武的弘等中原方镇却保持静默观望态度，而河南、河北的强藩更倚仗地理、军事和财政的优势，维持割据状态，不为朝廷法令所动。所以中央要想重振朝廷威望，必须改变贞元以来害怕藩镇生事而一味姑息的态度，实行武力削藩。宪宗根据各方镇与中央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以及势力对比优劣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西川节帅韦皋死，留后刘辟让诸将上表请求继任，朝廷不许，派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辟为给事中，刘辟拒不受征；阻兵自守，朝廷不得已，想用妥协的办法换取暂时的安定，遂以刘辟为西川节度使，知节度事。刘辟并不满足，在要求兼领三川遭到拒绝以后，发兵围攻东川节度使李康，企图以武力达到割据三川的目的。在宰相杜黄裳的坚持和策划下，宪宗下诏讨辟，以崇宗文领兵。伐蜀战争进行了八个月，刘辟兵败被俘。在刘辟发动叛乱的时候，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以出征无功、骄蹇不逊被责令入朝，以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据城对抗，请继其舅全义为节度使。朝廷诏发河东、天德兵平定叛乱，不久，杨惠琳为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所杀。
西川、夏绥两镇是关系边镇安危，以至长安安危的重要军事重地，西川一向担负着“抚蛮夷”、“殿邦国”的重任，是“宰相回翔之地”，夏绥也是防范西北边镇的要镇。在贞元朝的姑息下，西北边镇兵士动乱擅自废立节帅的事多有发生，说明对西北控制的松弛。宪宗首先对西川、夏绥用兵，正是考虑到两镇的军事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考虑到西北边镇上有神策军监制，西川也非反侧之地，对两镇反叛的兵力中央有胜利的把握，所以，首战两镇并大告成功。
朝廷平定夏、蜀之后，藩镇气焰开始收敛，纷纷要求入朝。元和二年（807年），镇海节帅李锜也感到不安，迫于形势要求入朝，但并无诚意，不久阴谋败露，遂发生叛乱。宪宗以淮南节度使王锷为诸道行营兵以招讨处置使统领淮南、宣歙等道之兵进讨。李锜以宣州富饶，想首先攻取，派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三千袭击。三人与牙将裴行立同谋倒戈，李锜被械送长安处死。李锜的平定，使东南财赋重地获得安定，中央的财赋来源得到了保证，在以后平定淮西的战争中，浙西殷富的财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淮西是浙西平定后的下一个讨伐目标，虽然有一些方镇入朝，受制于中央，但河南、河北诸镇以及宣武、昭义、忠武等少数帅守仍保持独立的状态，削藩如不指向这些强藩，势必无法解除朝廷的腹心之疾。为了对付强藩，宪宗决意讨伐淮西。淮西与中央的对抗在李希烈时已经开始，李希烈参与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镇叛乱，自称禁帝。李希烈死后，吴少诚继为节度使，派兵袭击唐州、许州，德宗合兵进讨，屡次战败。元和四年（809年）吴少诚死，吴少阳自为留后，后受命为节度使。九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己封为总兵，把朝庭所派敕使排斥在外，发兵四出侵掠。朝廷以淮西擅自继袭，肆行寇掠之故下令征讨。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讨。平淮西是元和中兴大业中关键性的一战，从元和九年到十二年，战争进行了四年，中央调动了全部人力和物力，战争比以往艰巨得多，淮西经过李希烈以后三十几年的经营，形成了—个拥有相当战斗力的武装集团。吴元济的叛乱，得到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支持，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南北呼应，极力破坏并阻止朝廷的平乱。李师道在元和元年为节度使以后，表面归顺唐王朝，暗中却和河北诸镇相勾结，和王承宗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以后，就发兵遣将，以助官军讨吴为名，派人在各地进行扰乱破坏活动，以行援助吴元济之实，如焚河阳转运院仓库，入京刺宰相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南主战派。宪宗支持以裴度、武元衡主持讨伐事宜。元和十二年（817年）夏，裴度自请督师，时值淮西连年交战，粮食缺乏，军心动摇，降唐者多为唐军效力。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在降将李祐的引导下，雪夜奇袭蔡州（今河南汝南），李愬将9000士兵分为在队，以训练有素的士兵3000为前锋，以3000人殿后，急行军130里，到达州城，大破吴元济，元济被俘获，淮西安定。对淮西用兵的胜利提高了唐廷的威望，淄青李师道、横海程权、成德王承宗、幽州刘总相继归服，李师道也被部下所杀。至此，长期割据的藩镇表示服从中央，使自广德以来60年间藩镇跋扈30余州的局面有了很大的转变。
为了武力削藩，保证军费开支的供给，宪宗着手在财政上进行一些改革。首先是改革了榷盐法。元和初年，李巽为盐铁转运使，将隶属于浙西观察使的堰埭收归盐铁转运使，罢除江淮因循权置的公私堰埭，这是维护国家专利的重要措施。此外，以实估计算盐利，并进而强调除盐本外所得之利都归度支，将东南盐铁财赋计入国家税收，统一支配。李巽又整顿了漕运，以便将所征财赋顺利运往中央。为了改变方镇利用实估、虚估的差价进行盘剥、聚敛，以至对所属州税外加征的现象，宪宗采纳了裴垍的建议，对现行的赋税政策进行改革。元和三年（808年）宣布：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按省估折纳赋税，不能随意征纳现钱和贱价折纳匹段。其次，规定节度使、观察地所治州征税，不足时方可征所属的其余州。为了贯彻改革税法的方案，中央派两税使到江淮以南财赋之地监督执行。又采纳李绛等人建议，在振武军、天德军开营田，以资军费。出宫人，绝地奉，禁南方掠卖奴婢，以及并省内外官，节省开支，等等。宪宗在政治、经济几方面的改革，使唐后期形成的藩镇跋扈，全国分裂，中央政权衰微的政治局面出现了转机，元和朝统治出现的新局面，被史家誉为“元和中兴”。
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出身魏晋以来崇尚家门礼法的士族和非士族以进士出身崇尚文词诗赋的朝廷大臣间不同社会层次之间因政见不同引起的派系斗争。牛党的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是进士科出身的代表，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是士族的代表，自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结束，前后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历史上称为牛李党争。
唐元和三年（808年）制科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顾忌，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请求重用。宰相李吉甫大为不满，泣诉于宪宗，于是主考官遭贬，牛僧孺等长期充当藩镇幕僚，久不调用。这场科案揭开了牛李两党斗争的序幕。
元和一朝，两党的斗争围绕对藩镇叛乱所持的态度问题展开。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主张武力平叛，另一派以李逢吉为代表，抱着息事宁人的安抚妥协态度。宪宗倚重主战派，所以，李吉甫等人成为扫平节镇的股肱之臣。元和初年，剑南刘辟反，宪宗主张平叛，计未决时，李吉甫密赞其谋并为之献策。吉甫料到镇海节度使李锜必反，向宪宗提议讨伐。平定李锜后，吉甫因功先后被封为赞皇县侯和赵国公。在他为相之时，一年多的时间内将四十八个方镇中的三十六镇调换了藩帅，有效地抑制了藩镇力量的扩展。元和七年（812年）魏博田季安卒，夫人元氏擅立怀谏为节度副大使。淮西节帅吴少阳死后，其子元济请袭父职，对两镇的镇帅自立，李吉甫都坚决反对。与李党对强藩镇所采取的无情打击的明朗态度相反，当裴度讨伐吴元济时，李逢吉就虑其成功而加以阻止，但元和一朝对藩镇的一系列胜利无疑决定了李吉甫，裴度等人的当权。
元和一朝还只是两派斗争的酝酿时期，派系间私利的性质尚不明显，后来成为两党代表人物的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都还在朝外为官，对朝政影响不大。
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缺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等及第。段文昌向穆宗上奏言礼部贡举不公，依“关节”录取，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亦称段文昌所言属实。穆宗遣人复试，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为此，钱徽、李宗闵、杨汝士均被贬官，李、杨等大为忿恨。从此，德裕与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交替进退。
对藩镇态度的不同，依然是两党的分歧所在。大和五年（831年）幽州军逐帅李载义，文宗问计，牛僧孺当时为宰相，认为不足为虑，只须安抚，不主张征讨。而李德裕则在会昌年间协助武宗平定了泽潞刘稹，其间审时度势，选用将帅、军中书诏等都取决于他一人。
在对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的问题上，李党力主收复失地，李德裕当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吐蕃的维州副使悉怛谋于大和五年（831年）率众来降，李德裕收复了维州城。牛僧孺身为宰相，出于意气之争，反对收复，德裕被迫放弃维州，悉怛谋等被送还吐蕃后全部被杀。
在对待科举取士的态度上，李党针对“关节”、“温卷”、“呈榜”等流弊提出一些改革科举制的主张。文宗时，李德裕建议，进士应测试论议，不测试诗赋。传说他得到白居易的诗文后都置之不理，家中不存致《文选》，认为是崇尚浮华、不实际，那些善于吟风弄月的人并不一定就有济世之才，而从论议中才能发现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和才能。出身士族的郑覃拥护李德裕的主张，他最崇尚儒经，《开成石经》就是经他建议刻成的。李德裕还反对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而自谓“门生”，聚集参谒，以及曲江之宴等。会昌时期，进士及第后的仪注曾一度被李德裕废止，至大中时才恢复。与此相反，牛党则重视科举到把持科举，利用科举进行营私舞弊。杨虞卿把持权柄时，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缺，升沉取舍，出其唇吻。
在吏员设置上，李党主张精减机构，载汰冗官。李吉甫针以元朝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的现象提出“吏员可省者省之”的建议，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省内外官共计八百余人，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李德裕也使武宗在会昌四年（844年）裁汰了数以千计的官吏，减少了不必要的俸禄开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牛党则主张广辟仕途，扩充吏员。在对佛教的态度上，李德裕主张反对佛教和寺院经济，在他秉政时期，促成了武宗的会昌灭佛、牛党的主张则恰好相反。
牛党在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宣宗即位以后进入了全盛时期，大中元年（847年）宣布恢复进士的放榜后的宴集，一反会昌之政。在会昌五年所废的佛寺如僧者能营葺者，任其发展，官府不得禁止。从此，僧尼之弊，又恢复了以前的面貌。李党的人员纷纷遭到斥逐，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后死于贬所。牛党的令狐绹、崔铉相继做宰相，牛僧孺、李宗闵被召还朝，朝廷上形成了牛党专权的形势。至此，牛李两党的斗争才告结束。
新乐府运动
乐府本是西汉朝廷采诗配乐的机构，后把能入乐的诗歌都叫乐府。有些作家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便谱新曲或摆脱音乐束缚从事创作，于是有新题乐府出现。早期，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变为曹操等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为新题乐府之一变；初唐谢偃、长孙无忌的《新曲》，盛唐李白的《塞上》、《塞下》，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因事立题”，是新题乐府的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