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齿轮厂的十二年里，我们可以说朝夕相处，我们有好几年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每天晚上，我们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开始了风雨对谈，从小说到历史，从科学到哲学，谈论着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与《叶尔绍夫兄弟》。我们宿舍里同住的还有一位热处理车间的师傅“老山东”，他总是在车间里对别人说，一到晚上关了电灯，咱们宿舍里，陈文乔与萧功秦就要开始讲“克思闲话”了，在齿轮厂里，我被称之为“萧克思”，陈文乔被人们称之为“陈克思”，一开始我们很不喜欢这个从批判刘少奇的大批判语言中搬用来的“克思”称呼，后来也只能习惯了。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枯燥环境里，在充满对知识的热爱的“克思闲话”里，度过了漫漫的“文化大革命”的冬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文乔赴美留学前与作者在虹桥机场合影
在高考恢复以后，我在1978年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陈文乔此后第二年也考上了上海原子核所研究生。从此，我们在不同的知识领域实现着人生的价值。后来他去美国留学，我也回到了上海。只要他回国，我们都会见面，长期的国外生活经历使他成为最热烈的民族主义者，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当他第一次出国，见到外国那么富有，中国那么穷，而中国人一点也不比外国人笨，为什么竟会如此？他甚至为此哭过。他永远有着一颗赤子之心。1998年我访问美国时，他与碧华开车到旅馆来接我到他们家住了一晚上。陈文乔来上海检查肠癌的那一个月，就住在我家里，他始终那么自信，他说自己决不可能患那种病，为了证明自己的健康，他一定要与我的妻子小叶去几百米以外的水站去打纯净水，他还要小叶把所有的水让他一个人提着回来，我们被他的热情与自信所感染，也跟着相信他。然而，当他第一次带着彩色B超报告从医院回来时，在家门口，我发现门外的他脸色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然而，这只是一瞬间而已。他一进家门，就爽朗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到切片才能肯定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又恢复了过去的样子。就在这一个星期里，这位生化学博士却把我家里的那本厚厚的《陈寅恪纪念文集》全给看完了。后来医院的确诊已经下来，他仍然那样乐观自信。我说：“也许你们母亲家族的皇族血统中就有着一种勇敢，否则，大概也不会有清王朝。”他说，他们家的传统似乎是，不能有害怕，害怕就是一种耻辱。也许这是真正的贵族性格吧。
陈文乔回美国前，临别的那个晚上，我对他说过：“你的浪漫主义，你对生活的诗意的理解，在很多时候是帮助了你，让你生活在乐观自信之中，你有对一切苦难的天生的免疫力，你是一个永远不知痛苦的人，但在关键时候，你的浪漫主义却也害了你，如果你对自己身上的病症哪怕能多一点点现实主义的警觉，你的情况肯定会更好得多。不过，当真的病来临时，别人可能会被击垮，而现在却是发挥你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最好时机了。”我还说：“希望今后的五年里，你能安然度过，只要过了这五年，一切就好了，多年以后，让我们共同庆祝我们八十岁的日子来临。”他笑了，他说：“我就记住你这句话。”
陈文乔走了，他是离开我们最早去天堂的朋友中的一个。我们生活中少了一个真正有贵族气质的人，一个真正有诗人性格的人。如果真有天堂，我们所有的人总有一天也会去那个地方，我想，他一定会在那里等候着我们，他一定会像我在梦中见到的那样，把天堂里他所看到的最美丽的一切，一一地告诉我们，仍然发出我们都熟悉的洪亮的笑声，在那高高的山顶上，他会指着那里的白云、山峦、小鸟，还有那山野里的莲花。因为他是永远能发现生活中的美的人，在他的性格中，有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在天堂里，也是如此。
写于2005年11月5日星期六凌晨
附记：参加陈文乔的追思会
2006年一个仲夏日子，正好来北京开学术会议，赶上参加北京前海文采阁召开的文乔追思会。参加者约四五十人，主要是陈氏家族后人，还有一些陈文乔的这些年来的朋友。一进小会厅，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陈氏家族后代那种书卷气的依稀存在。那是一种谦和、冲淡而文雅的气氛，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由于“文革”前的阶级路线，失去了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他们中许多人退休了，但他们的气质仍然多少有所显示。这种儒雅家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文乔的弟弟文田告诉我，坐在边上那位很文静的女子是一位南开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她偶然从近代诗词选中读到了祖父陈曾寿的一首词，就被其诗境所吸引，后来又找来陈的其他诗来读，大受感动，觉得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美，一种难以言传的高远意境，于是发愿要一辈子研究陈曾寿。
陈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陈曾寿是陈文乔的祖父，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广东监察御史，是近代宋派诗的后起名家，与陈三立、陈衍齐名，时称海内三陈。1949年陈曾寿去世。陈文乔的五世祖，即陈曾寿的曾祖则是陈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状元，官至四川布政使，广东学政，陈文乔的母亲是满清皇族，当年我在上海齿轮厂当工人时，经常去文乔家，文乔家在上海徐汇区的永嘉路上，房间小得出奇，但却干净温馨，文乔母亲虽然经历大苦大难，但那种既和蔼可亲，又淡定高雅的贵族气质至今令人难忘。
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是作为陈文乔上海的朋友的代表来发言的。我是陈文乔四十年的朋友，从1965年到1978年的12年里，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改革开放后，我们都先后以自学生资格考上了研究生，我在国内读书，陈文乔则考上了原子核研究所，后来到美国留学。陈文乔身上最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他的死不改悔的理想主义，在千万磨难之后，仍然故我，正是这种理想主义让他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充实的意义之中。他告诉我，当年他去美国，感受到了中国与外国的巨大发展差距，想到中国人那么聪明，那么辛劳，为什么却不能过上好日子，为此他还哭过。后来，我在家正在看电视直播香港回归中国的仪式时，突然电话响了，他从美国打来越洋电话，他说，他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一定要与我分享他的心情。
陈氏家族有这样一个好后代，是值得自豪的，这使我想起了陈氏家族，刚才进门见到你们，虽然岁月无情，但我还是感觉到你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一种冲淡、文雅与谦和，一种淡淡的书卷气息。你们家族是士绅文化的结晶，也是一部近代史的缩影。
中国百年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困境是，随着士绅文化的消失，传统文化的断裂，中国在世俗化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一种内在的传统文化资源，来平衡、中和、缓冲世俗化带来的问题与矛盾，这就使中国的道德滑坡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经历的过程更为严重。十八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的美国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但他们本土的文化资源是丰富的，这使他们没有在世俗化过程中失落自我，中国现在的困境正是与我们民族上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化断裂有关。说实在话，我对此感到一种深深的忧虑。我真希望我们的文化传承能保持下来，也希望陈氏家族的后人能继承家族文化传承。
座谈结束后，一位陈氏后人前来对我说，你讲得真好，她觉得他们家没有什么人学文，真是对不起祖先。一位中年妇女问我：“你就是那篇《他坐在高高的山顶上》的作者吗？”我看到她手中还拿着那篇刊在《随笔》上的复印件。可见她是很喜欢我的文章。
写于2005年11月5日凌晨，上海
注：陈文乔，1947年生，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在美国创办了一家“为普通人出书，为平凡人作传”的柯捷图书社，逝世于2005年9月。
天堂里的高华
你知道，真理绝不会头戴皇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它绝不会在敲锣打鼓声中、在鲜花与掌声中到来，它总是在偏僻的角落里，在哭声与叹息声中诞生，你知道，经常受世界历史浪潮冲击的，总是一些普通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费尔巴赫
高华走了，我得知消息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想象着他在天堂里的情景，我想象着那是天堂里一个湿冷的、雾蒙蒙的早晨，他正坐在一条长椅的一头，穿着一件很厚的大衣，另一头空着无人。他有点寂寞，一定会有很多话想说。
高华是我最好的朋友，1978年我在南京大学读历史系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历史系的本科生。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见面，而且无话不谈。我每次与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故意带着沉稳的官腔：“老高啊，过得怎么样啊，不错吧？”他总是故意压低了声音，同样用一种夸张的慢条斯理回答说：“很好啊，老萧啊，你也不错吧？”然后我们开始海阔天空谈起来。他睿智、理性、幽默，有极高的悟性，有超人的记忆力与广泛的知识面。他常常会发明一些自造的绝妙新名词，例如，他把四人帮时期的“老干部”称之为“老一无”，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简称。每次他到上海，我会骑着那部破摩托车，去华东师大二村他暂住的老屋去看他，畅谈几小时后，再沿着那黑洞洞的旧式水泥扶梯下来，他会目送我开着摩托车消失在弄堂的黑暗中。除了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外，2004年我在台湾一个月访问期间，那时他正在政大任教一年，我们天天有机会在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去重庆南路逛书店，在小馆子里吃馄饨，欣赏品评一家家小店招牌名称的文化内涵。只要我们中谁有参加某次会议的机会，我们都会争取让对方也参加这个会议，这样我们总能住在一个房间里，继续海阔天空。
如果有人问我印象中高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说，他是把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人情味和自由主义的人生价值追求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他的安身立命、待人接物、为人处事，充满着儒家的那种温良谦让风范，而在价值取向上则是一个地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假如有谁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高华那本关于延安整风的史着的价值，我会说：“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浪漫革命中的残酷与美丽，那你只要读一下高华这本书就可以了。”我多次在上课时告诉学生，高华这本书应该可以作为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献给未来一百年子孙们的一个礼物。它反映了我们这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真实的、真诚的思考。我们的后代可以通过这本书知道，我们从极“左”灾难中感悟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我们希望什么。在经历过“文革”那种文化专制主义以后，我们是怎么通过批判过去，而面向未来的，未来的人们很可能把他放到史学大师级里面来。我觉得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地位会逐渐地呈现出来。
一个人，一本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着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正如我在这本书的书评中所写到的，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严酷、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在争取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价值、中国人的思想、生存态度、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凡此种种可以统称为文化或民性的东西，均逐渐地，然而却是决定性地发生巨变，如同九曲黄河大转弯一样，这个拐角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陵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用高华书中的话来说，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经由这一整风运动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范式，对中共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又把这套模式施之于全国，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命运。然而，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国内外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官方几十年来，构筑了对延安整风意识形态的解释话语。对历史真貌大大简化并予以重构，从而与史实有了相当距离。完全可以说，高着是迄今为止，在这一研究领域最全面系统并独具匠心的大作。
高华的这一部史诗之作，它述说的正是这样一个从西方工业社会中孕育出来的，作为西方文化异端的左翼革命，是如何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左翼革命是如何摆脱了苏俄布尔什维克文化模式的影响，从而具有了中国坚实而粗犷的农民革命的特色的。革命中异化出来的极“左”主义，如何渗入到我们的政治文化与思维中，并在后来发酵、膨胀并给我们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高华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说故事的人，以沉稳而克制的语调向我们述说着宏大的历史故事，他以历史事实的自然的逻辑来征服读者，那是一种常识理性的力量。高华善于捕捉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细节，字里行间都能反映出当年氛围，使人们阅读此书时似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那位当年在延安街头身穿皮夹克遛狗的康生形象，我至今还挥之不去。
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最困难的方面之一是史料问题。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涉及许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关档案开放极其有限，整风领导机构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基本未开放。当年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更无从查阅。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高华则以其特有的敏锐，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甚至可以说，他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书所附的三十多页的参考文献就可看出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努力。据我所知，为了对极为分散的史料进行收集，高华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为难得的是，高着所用资料几乎都是公开出版，作者能够从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资料中爬梳鉴别，点滴归拢，并发掘其新意。书中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严实的资料的基础上。高对史料的真伪也做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着据事言理，而非凭空想象，对自己所作的论断，他还采用不同的资料加以佐证。他整整十年的如此洗磨，我常常在想，未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可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或补充该书的论断，而难以推翻其整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