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考无线电学校，本意还是想实现自己做工程师的梦，后来入学后，他才知道这是军事学校，容不得他有那么多自由。由于成绩优秀，他转入黄埔六期。从此就进入军界，离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越来越近，离他的工程师梦越来越远。
我有时在想，由于我们家的左翼思想传统，如果他失学之后，当时接触到上海的党组织，说不定他还真可能去参加共产党，不过，他走的将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他很可能活不到1949年，而且肯定也不会有后来的我。由于种种因缘，历史让他走上的是另一条路。
不久前我读到军统大特务沈醉的回忆录才得知，沈醉在抗战初期，他的女友执意要去延安，也要他一起去，他为了爱情纠结了很久，由于一念之差而没有延安，后来进了军统，却成了共产党最凶悍的敌人，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另一位国民党的军政要人的回忆录更有意思，大意是他那天早上起床晚了，约定好去延安抗大的汽车已经开走了，下一部车是去西安国民党黄埔第七军校的，于是这位青年学生就上了车，各人人生之旅的剪刀差由此而开始。在他们当时这些青年人看来，现在是国共合作，反正去哪里都一样，都是去抗日，在个人命运的一些节骨眼上，偶然性会起很大作用。
由于勤奋加上毅力，成绩不错，父亲从此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嫡系精英中的一员。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当过清华大学军事训练部教官兼主任。这件事我们家的人谁也没有说起过，还是我二哥萧默在“文革”结束后，录取为他原来母校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以后，在参观校史展览时偶然发现的。父亲相片，赫然放在校史馆陈列的当年报纸上，发黄的报纸上还有一篇以父亲名义发表的《告清华大学全校师生书》。那是在1935年6月何梅协定后，国民党的中央军训团不得不奉命撤出已经被划为非军事区的北平，他就以军训部主任的名义，向师生告别，要大家勿忘国耻。这张从校报上翻拍下来的相片，现在还保留在我的书房里。那时他二十七岁。
1937年，父亲任清华大学军事教官
从他后来的简历中知道，他在1939年进了陆军大学特五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伯父曾告诉我，蒋介石要他留在身边，但他希望要去前线，后来就分配到了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得到胡宗南的赏识，根据我在网上搜到的信息。父亲在1943年任第1战区少将高参兼参谋处长，当时他三十四岁。1946年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长。有一次在网上偶然读到黄埔同学会员的一篇抗战史回忆录，提到我父亲是胡宗南的“主要亲信之一”。
近几年来，我读了好几本从台湾购来的旧人回忆录，胡宗南当师长、军长与战区司令不同时期的三位参谋长的回忆录我都读过了，他们似乎是都一致认为，胡宗南在军事上难以担当大任，因愚忠于蒋介石，因此深得蒋介石信任。一位说，依胡本人的才能，最多只是个当师长的料，却当上战区司令，志大而才疏；另一位说得比较客气，只是说胡在当师长任上的时间太长，突然时来运转，当上指挥二十万大军的司令，而整个考虑问题的方式还是师长时形成的，所以指挥不好。不过他们都认为，胡为人刻苦俭朴，个人品德很好，蒋介石对他很放心。
我父亲与胡宗南朝夕相处，我不知道胡宗南为什么赏识我父亲，过去读中共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给我印象很深，说的是周恩来在延安时，要派地下工作者潜伏到胡身边去，周恩来认为，要能取得胡宗南真正信任的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这三条是完全出乎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这三个条件居然是，一是必须是小康家庭出身的（家境不可太穷，也不可太富有），二是思想必须要左的一点（要有对底层的同情心），三是长得要英俊神气一些。熊向晖就是由于符合这三个条件被周恩来选中，后来为中共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是因此而得到胡宗南信任的，好像这三条他都具备。
由我父亲这样的人来谈胡宗南，一定很有意思。不过，父亲健在时，我还处于孩提时代，什么也不懂。现在我非常希望听听他对胡宗南的看法，但已经不可能了。我又想到熊向晖先生，我父亲与他都在胡宗南身边，朝夕相处，彼此一定都很熟悉，可惜熊先生已经于2005年逝世。
石家庄战役与第三军的命运
抗战结束后不久，内战爆发，父亲时任国民党第三军参谋长，驻守在石家庄，第三军原属朱培德的云南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中，可以算得上是属准嫡系。1941年时，该军在晋南战役中失利，原因是由于何应钦中了日本人的声东击西计，在战区军事会议上错误判断日本人要进攻洛阳，于是把中条山一个主力军抽调去守洛阳，这样造成中条山战线防守空虚，留守的第三军面对日本人的进攻寡不敌众，军长唐淮源上将殉国。
在抗战结束时，该军进驻石家庄。到了1947年10月，聂荣臻领导的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徐水包围了国民党第三军的一个师，这时第三军的另外两个师还在石家庄。根据《耿飙回忆录》可知，这时蒋介石错判了解放军主力的位置，以为可以来个反包围，于是通过孙连仲，命令第三军派军队前去救援。
根据文史资料上的记载，当时父亲作为军参谋长，在军事会议上曾坦言，一旦出击，第三军的三个师就极有可能被共军分割包围。且京汉铁路沿线是共军游击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共军肯定会通过引蛇出洞与围点打援，来实现各个击破。但军令如山，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别无选择，不得不亲自带第三军主力第七师北上增援。第三军内部的地下党很快把情报送到华北野战军。根据历史记载，华北野战军的杨得志、杨成武、罗瑞卿率领的第二、三、四纵队抽出主力，一昼夜开行二百多里，在清风店附近形成口袋。结果当然是没有什么悬念，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第七师与军部共一万七千人被围歼，军长罗历戎被俘。军参谋长的预见不幸而言中。
我看到过聂荣臻召见被俘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的相片，从杨成武写的回忆录中可知，这张着名的历史照片就是在聂荣臻当时的住所摄的。聂荣臻坐在园椅上，以胜利者的优雅状态打量着罗军长，罗端卿、耿飙、杨得志这些纵队级高级指挥员坐在前排，他们比我们想象得更年轻，他们黝黑的脸上各自的表情也十分丰富。罗瑞卿的表情中面带着胜利者对战败者宽容的微笑，耿飙的眼光中则充满着对罗历戎的好奇感，杨得志只露出半个脸，他与右首的杨成武严肃表情中，更多的是一种战役后的深思，靠墙边坐得更远的一些人，可能是地位更低一级的旅团级的指挥员，他们有的以好奇的眼光、有的以警惕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重量级俘虏。当时是1947年10月下旬，是在辽沈战役前一年，罗中将毕竟是解放战争自开战以来在战场上俘获的职位最高的对手之一。此刻，穿着打扮如同伙夫的罗军长因为受到胜利者的优待与尊重，已经从紧张状态中缓过神来了，虽然我们看不到他的正面表情，但可以从他手握香烟的状态中，看到一种些微的轻松感。丰富的历史信息定格在这张相片中，这张相片也以其捕捉了清风店战役后历史参与者们那生动的一瞬间，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风店战役结束以后，石家庄只剩下第三军的士气低落的第32师与两个保安团，虽然蒋介石空运了一些地方部队进入石家庄城里，但国军势态十分孤立，在孤城中等待着解放军大军瓮中捉鳖。处于其中的我父亲，作为这个军的参谋长，这些日子肯定是在焦虑中度过的，他的霉运似乎就要这样注定了。
在清风店战役结束二十天以后，1947年11月，华北解放军对石家庄的总攻即将开始，然而，我父亲的命运却在此时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他意外收到了胡宗南的加急电报，要他立刻乘军用飞机从石家庄重围中，飞往北平去汇报军情。据说，等他起飞时，解放军进攻机场的炮声已经打响。父亲飞到北京之后，才知道这是胡宗南为了救他而特地发出的电报，其实大局已定，并无什么特别的军情需要他汇报了。胡宗南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认为这个第三军已经没有指望，但父亲这个心腹爱将还是要救出来的。
父亲跳出石家庄这个火坑实在太突然，这一信息完全不在解放军情报人员的掌控之中，以至于解放军拿着父亲的相片在俘虏群中一一对照，却没有找到，后来才得知父亲在最后时刻才飞离了石家庄。我是从伯伯那里知道了这个生动细节，是父亲起义以后从解放军方面才获得的。原来的战场上的敌人如今成了自己人，把这段轶事说给当年的对手听，说者与听者一定都是别有趣味。
根据解放战争史记载，石家庄战役中三十二师师长刘英被俘，解放军歼国民党军二万四千人，这场战役首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重要城市的先例，这也是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从此，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我父亲逃过了一难。胡宗南让父亲从即将成为战犯的厄运中逃脱出来。父亲对胡宗南感恩之心是可以想象的，这种感恩之心还很不合时宜地一直保留到他在成都起义以后，当时，解放军要求所有的起义人员都要向组织填写自己的简历。当父亲写简历提到胡宗南时，他居然是这样写道：“请原谅我在这里提到胡宗南时，我还是要称他胡先生，因为习惯了……”这是我伯伯后来告诉我的轶事。
国民党与共产党两种军队，他们各自的内在聚合力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靠的是强大的意识形态信仰与精神，以及与组织内部的凝聚力，而国民党靠的是上下级之间的私人恩庇与效忠关系，胡宗南对父亲的恩庇，以及我父亲对胡宗南的愚忠，看上去经历了考验，但这却是以牺牲整体利益为代价的，可以想象，当父亲作为当时石家城里军御最高者之一，由于胡宗南的一纸电报而脱身时，二十七师师长刘英与其他军官作何等感想？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会有士气吗？
三十军与太原战役：父亲又逃过一劫
父亲从北京回到西安胡宗南总部，他肯定向胡宗南表明，自己对于石家庄战役失败不应负什么责任。不久他就被任命为第三十军参谋长。这个第三十军，要比第三军的故事更多。这个军的战斗力更强，个性上更具有张力，也更富有戏剧性，它后来的命运也更悲惨。
三十军原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原大战后，隶属于中央。将士大多是河南人。后来，蒋介石命三十军去围剿鄂西的贺龙红军二六军团，三十军作战不力，军长彭振山于1935年被蒋介石枪毙。
不过，到了抗战初期，三十军在娘子关战役中打得颇为出色，积累了与日本实战的可贵经验，不久被派到台儿庄防守主要阵地。面对日本强悍的第六师团与第十师团的正面进攻，这个军开始展示了其生命史中最光辉的一页，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三十军以血肉之躯来抵抗强敌，打到连伙夫都打光的地步，二十七师长池峰城电话里请求第二集团军司令，老上司孙连仲让他撤退，为三十军留一点种子，被孙严令坚守，池的最后一分钟的坚持，让汤恩伯国军主力及时赶到，才换来了台儿庄战役的最后胜利。池师长的事迹通过电影《血战台儿庄》而广为世人所知。下文将要提到的仵德厚师长，在台儿庄战役时还是个营长，任三十军的敢死队长，这个河南汉子在关键时刻冲上去，打得只剩下三个人活下来。三人中除他本人以外的另外两个人还都受了重伤。仵德厚的事迹还上了《中央日报》。下文将提到的唐师长、黄樵松、戴炳南都在此战中建有战功。
这个名气不大的杂牌军由于自己的超常发挥，而一举成名，成为全国妇孺皆知的抗战英雄部队。后来三十军还参加了武汉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豫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八年抗战与日本人交兵，基本是没有停过。这是一支从血战中一路打下来劲旅。可以说，三十军为河南人争了光。1945年后，三十军划归西北王胡宗南指挥。该军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第三十一师，系美式机械化的主力部队，驻陕西，隶属西安绥靖公署。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杂牌军成为主力军的为数不多，三十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很不幸的是，这支军队在内战中，被推到风口浪尖，处于战争急流漩涡中心，这是大多数非嫡系劲旅难以避免的命运。三十军的悲剧命运也由此开始。
1948年初，蒋介石视察太原，阎锡山因山西防守力量不足，请求蒋介石给他多增加些军队。蒋也意识到太原的重要性，以及山西的孤立无援，难以应对石家庄战役后中共在华北崛起的新局面，遂冒着倾盆大雨亲赴西安，要胡宗南派出军队空运支持太原，胡宗南不愿把中央军嫡系割出来，于是就把三十军推了出去。三十军军长鲁崇义不愿意去太原，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太原在军事上已经是一盘死棋，他坚持要让称病住院的二十七师师长兼副军长的黄樵松出征。妥协的结果是，鲁崇义把三十军分出一半，让其中的主力二十七师加上三十师的一个团前往太原。黄樵松升为代军长。1948年8月，三十军紧急空运太原。原军长鲁崇义与我父亲则留在西安，把剩下的三十一师与三十师加上地方部队，整编成番号为113军，以此来保存实力。由此我父亲逃过了以后的劫难。
黄樵松被迫出征，不想打内战，且全军官兵家属大多数在陕西，全军作战意志消沉，恰好徐向前派第八纵队敌工处前来太原秘密联络起义，还带来了黄的老上级，西北军起义将领高树勋的密信。黄樵松又派参谋王震中前去八纵秘密联络。一来一往，双方谈妥后，黄樵松决心立即在太原发动起义，但不幸的是，1948年年中本来可以作为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载入史册的太原起义，并没有成功。
三十军起义为什么失败？我一直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不久前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份十分珍贵的当事人回忆录，作者是黄樵松的参谋人员，其可信度非常之高。原来，黄在派人前去与解放军八纵秘密联络之前，就把打算起义的想法秘密告诉了自己最信任的二十七师现任师长戴炳南。戴没有反对，戴是他一手提拔的，恩同兄弟，应该是最值得信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