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既是问学的方向，也是问学的基础，更是问学的精神、问学的思想。千百年来，它已经成为一种影响无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并且以类似格言的形式，固定下来，传承下去。
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这个传统正在受到挑战。仅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经不足以让入充分享受问学的无限乐趣、领略问学的壮美风光。何况，溯之以我们的文化传统，真正得到“发扬光大”的，又恐怕只有读万卷书的“死读”，而缺少行万里路的“活读”——像司马迁、徐霞客者，史载几人？
问学之为问学，“问”与“学”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在这里，“问”既表现为疑问，又表现为设问、提问、质问、驳问，如此等等。正是彼此问答的碰撞、探索、交流，激活了“学”来的知识，使问答的双方都深深受益，彼此逐步接近真学问的核心。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果缺少了彼此之间的问答，三人之行该是多么单调、乏味、无聊；相反，却又将是多么痛快、充实、有趣！
因而，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强调“问学”之“问”，是至为关键的；倡导“行万里路”之“行”，是尤为必需的。缺少了建基于“问”之上的信息交流，缺少了立足于“行”之上的田野考察，我们孜孜以求的学问，必然是缺少活力的，甚至是没有生命力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是到了必须抛弃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就会被时代抛弃。而这，又岂非我们的悲剧？
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变？谁来为我们指引方向？或者说，我们该以谁为榜样？由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信息咨询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曾经被《北京青年报》称之为“世界顶尖学者无报酬公益讲演”的华睿讲堂学术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标本、一个机会。所有受邀讲演的学者，包括评论人、主持人、策划人，都在国际或国内享有极高知名度，他们的学术成就斐然，社会影响力深广；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颗热爱公益之心，都勇于、善于正视和剖析真问题，而这些真问题，正来自于他们亲身的田野考察。
在两个多小时的讲演活动中，讲演者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向听众娓娓道来地做主题报告；之后，评论人给出精彩简短的评论；接着，讲演者与评论人、讲演者与听众、评论人与听众、评论人与讲演者、评论人与评论人之间，通过相互问答、彼此辩论、互为补充等形式，进行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可以说，整个讲演现场，就是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思想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看到的只是思想碰撞的火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思想的星星之火，更可以照亮我们的精神世界，使我们的问学道路，越走越广阔，越走越壮观。
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因为讲演本身，浓缩着世界顶尖学者思想的精华。而这种思想的精华，又以一种贴近大众的形式传递出来。所以，身在讲演现场，不管你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是大学生，或者只是一名普通公民，都可以在轻松愉悦之中，享受这场思想的盛宴。这种“听读”与“阅读”相比，更立体、更真实、更轻松、更灵动，即便闭上眼睛，思想的甘泉也将源源不断地滋润你的心灵。真的，这是一种享受，一种美妙无比的精神享受。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那么，请在方便的时候，走进中国国家图书馆多功能厅（502），现场免费感受讲演的气氛。
事实上，为了使这种气氛不但能够在讲演现场流淌，而且可以跃然于纸上，在主编《思想中国》的过程中，除对个别字句进行技术性修补，我力求最大限度地忠实于讲演实录，力争让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读者，都能够用眼睛去“听”，用心灵去感受。当然，如果有可能，我建议读者们还是能够亲临讲演现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世界顶尖学者讲演的无穷魅力。
要知道，培养自己在讲演活动中的“听读”能力，以及大胆向讲演者发问、与讲演者交流的素质，是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提高自身素质的一种绝佳方式。因为在这里，你既可以聆听，也可以发问，还可以加入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愿意斗胆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面，再加上一句：听万堂课。讲演本身，就是一种“课”，一种启发思想之课，一种交流思想之课，一种碰撞思想之课……
最后，感谢答应担任本书顾问委员会的陶森教授（清华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黄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程真主任（国家图书馆信息咨询中心）、周孝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和李楯教授（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感谢李楯教授的信任与支持，正是在他的鼓励与指导之下，才有了本书的顺利问世；感谢《思想中国》顾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他们的监督与指导，使本书避免了不少错谬；感谢我的朋友小武先生，他的热情帮助和专业精神，为本书锦上添花；感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他们的慧眼识珠，使本书得以高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