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中国企业，有很多优秀的地方，但是它不会说出来。比如，海尔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它一说就是我们是中国的民族企业，我们为中国人争气。讲的都是大话，没有从理性的角度判断。它的管理是非常符合人性的、人情的，但是说不出来，写不出来，讲不出来。为什么我谈这个文化的东西，要对文化差异进行理性判断？就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科学理性的价值表述出来。我们往往用煽情的东西表述，这种煽情的东西对中国人有用，对怀疑中国文化的，或者有点儿不太相信中国文化的，或者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对怀疑中国文化价值的人用煽情的东西表达，结果只会起到坏的作用；对中国文化不了解的人，你用中国的煽情的东西表述，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特别强调中国的文化宣传要少一些煽情的东西，少一些自我中心的东西，多一些客观理性分析的东西，可能对文化效益也有作用。现在年轻人遇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个人认为）是不知道中国文化的优势，特别是理性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但是，他能看出来西方文化的这种理性优势在什么地方，结果就有这种矛盾，所谓高不成，低不就，上面觉得又太远，进不去，跟他自己的方式不太一样；下面看不起，觉得不应该，还有很多不太对的地方。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有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实的心理状态，确实是由于竞争，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西方大的公司有很多的优势，比如实力、人才、管理方面；但是由于个人的原因，暂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进去也很困难，所以有现实的问题。
提问：
我已经进去了，可现在在中国发展，没法把一些东西带进去。
彭凯平：
你的体会跟我的体会是一样的。20岁以后，接触到外国文化的人，总是有一种普遍的缺氧的感觉，我就是。我二十几岁以后去美国，虽然我现在已经做得不错，有些影响，但是我老觉得回国舒服。
提问：
在外企，如果性格比较弱一点，就呆了；如果性格比较强一点，在国内就不能发展，找不着北。
彭凯平：
我基本上同意这种东西，还有文化冲突的问题，你说的东西跟我的体会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我可能没有什么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有这种差异的问题。西方的东西老是觉得有一个玻璃天花板，你永远突破不出去，你也不知道在哪儿，你在往前拱的时候碰见了，让你又回到现实。中国的机会完全是把西方的东西放弃了又回来，有很多机会成本的问题。你放弃了很多机会成本，那个成本太高了，最后恐怕最好的方式还是进行这种理性的分析，分析你的机会成本，分析你的成本，然后做出一个比较适合于你个人利益的决策。提问：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教条主义。
周孝正：
彭教授讲的精髓，理性的分析非常重要，比如像刚才他讲的，我们中国人容易归外因，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我们睡不着觉赖枕头。这些都是情绪化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最近杨利伟在太空中回来，也说了长城根本看不见；以前说在月球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城，他就相信，就是一种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到了外国人那里，人家根本不相信，人家觉得中国人这是怎么回事？这回杨利伟说看不见，其实看见了也不觉得是好事，看不见也并不是坏事。关键是你得做实验，真正拿数据，你得证伪或者证实，令人信服。
所谓高不成、低不就，人永远是高不成低不就，所谓这山望着那山高。说好了是进取心，说不好了就是嫁不出去了。我都等了20年了，都到40岁了，20岁的时候不嫁他，40岁就更不能嫁，这就是所谓骑虎难下了。实际上，这些东西不是太理性。今天彭教授给咱们讲得非常理性，他都有数据，都有对比，特别令人信服。大家再针对彭教授讲的问一些简洁的问题，简洁就是智慧的灵魂。
责任判断：动机与结果
提问：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讲到中国人的责任判断经常是比较重结果，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好像我们在责任判断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哪个地方一个项目做坏了，我们很多时候考虑动机，说动机是好的，很多情况是这样。比如我们的孩子都想上大学，都使劲培养，但是很多时候是家长教育错误造成孩子后来犯罪，结果我们判断的时候，家长的心都是好的，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很多项目，几十个亿放进去了，买这个教训就完了，这个有没有什么？
彭凯平：
这个很正确，用批评的态度批评我今天做的报告，这是很好的问题。这里牵扯了两个问题，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你作为一个问题来问。
第一个问题，怎么解释一些不一致的现象。比如我们在解释自己人，或者我自己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们不要看结果，我们要看态度，动机是好的，态度是好的就是对的。大家意识到没有，这个经常发生，是在对自己和自己喜欢的人的责任判断的时候，是一个特定的范畴里头的现象，自己喜欢的人和自己的人做了一些错事情，我们就说要看动机，不要看结果；但是对他人，对第三者判断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不太用这种方法，而是用结果判断。在第三者判断的时候，我们受到结果判断的影响，没有谈到对自我责任或者说对比较泛化的自我，包括我的家人、同事、朋友、下属，他们做的事情的判断，那个时候我们相对而言不用这种结果，但是这就已经牵扯到一种非理性的，就是自我掩饰，这是另外一种现象，和这个责任判断不太一样。责任判断谈的是对第三者的客观判断的现象，而你说的是他的掩饰，更多的是掩饰一些不太好的现象，所以有些差别，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经常丢了几十亿的沉淀成本，认为这是一个学费的问题。这是一个沉淀成本的非理性的考量。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实际上就是对沉淀成本的计较有时候太强。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90％已经完成了，但是做了90％以后，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做出来绝对没有意义。怎么办？我们还要不要完成后面的10％，很多情况下要完成那个10％，因为我们的目标要完成百分之百，现在90％了，还有10％拼一下就拼出来了。可是拼出来没有原来的意义：应该忘掉这些沉淀成本。我们做的事情太多了，例如做一个工程，我们做出来这个工程，知道做完了以后肯定效果不好，还做不做？政府的官员、经济决策者往往说要做。为什么要做？因为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因为牵扯到社会影响。社会影响、学费还有很多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毫无道理的虚无相关，影响到很多的经济决策，就是对沉淀成本的斩断做得很不够，这跟前面太计较一些虚无的东西，太计较一些象征性的东西，太计较一些表面性的东西是一样的，这是思维的弱点。
竞争社会下的心理暗示与自我调节
提问：
现在，生活和学习竞争越来越激烈，像一些学生或者工作的人，该怎样从日常生活还有其他方面，进行有意义的自我心理暗示和自我调节，使自己更加适应这个竞争比较强的社会？
彭凯平：
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够回答的。大家可能都意识到了，我做的东西是非常实证的，实验室的研究，我不太研究这种咨询、心理卫生，这些更多的是属于应用心理学，或者说，不是那种完全实证科学的心理学方面的工作。我不是说心理卫生、心理咨询不科学，我只是说，它不是用科学的方式来做，是用治疗的方式、帮助人的方式来做，所以它的方法跟我们的思路不太一样。但不是说我完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我说这个完全没有实证的根据，都是我自己的经验，作为一个专业训练的人谈的经验。
第一个是要发现自我，一定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有一个简单的事情，大家可以回去做：问你自己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人？写20个句子描述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人。第二个实验，你的理想的自我是什么，理想的我是什么样？第三个，我应该是什么样？理想和应该是不太一样的，你记一下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再计算一下应该的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然后你就发现，实际上这两个差距心理上的功能是不一样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产生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功能，而应该的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是让你受到压抑，实际上是你不高兴的功能。你在想你自己的时候，千万不要经常想我应该是什么样子，而应该想想我的理想是什么样，两者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经常把这两个混淆起来。仔细想一想，它们之间是不一样的，你的理想的自我是你的理想，你应该的自我是社会的期望和家庭的期望，而这个不要太过重于看待他的期望上面，应该想想你自己想要什么。这是我经常给人谈的第一个问题，一定要找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喜欢干什么，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第二个很重要的，你一定要了解跟你一起的朋友，他们有些什么特性，他们有些什么特点，他们能够给你什么样的支持。这是很多人不愿意谈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朋友就是朋友，其实，朋友在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你了解社会知识的最有利的来源，但是我们很多情况下仅限于去玩、乐那些方面，实际上还有其他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想的不太多。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要怎么进行心理调整和心理自我调整。确实要多想一想积极的一面，想一想我自己有哪些优点，想想有哪些特点。有个简单的心理学的问题可以说一下，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你变得跟他人不一样？我们很少问，我们想的是，我怎么跟别人一模一样？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强调的特点，不要突出，不要跟别人不一样。其实，一个在社会里对自己心理最自信的人想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东西让我变得跟别人不一样，看到你的特点，看到你的优点，这样对自己是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还是要学习，知识的学习、知识的更新、知识的完善确实是最好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所有的自我自尊的帮助其实没有意义。什么最有意义？什么时候做的事情最能够提高一个人的自信心，什么就最有意义。自尊、自信和心理健康，实际上是行为的结果，不是行为的原因。这句话怎么说？不是因为你有自信、自尊或者是自我价值的判断很高，这样就可以做伟大的事情，而是你做伟大的事情能够让你觉得自信、自尊和自己心理健康。所以，做事情不要老想着怎么变得更好，而想着怎么做这个事情来让你觉得更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些方面。
但是，我说的这个东西都是经验，没有一点实证。有些人在研究，但是我自己没有做过研究，我只能给你提出建议，而不是给你进行知识的教育。
周孝正：
彭教授让你作为一个“贵人”，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自己现实是什么人，理想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人，你就变成“贵人”了，说白了也不太容易。
管理：强调共性还是强调差异性
提问：
您老强调中国人和外国人思维上的区别，但我觉得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的前提都是一个人。比如，您谈管理的时候，您是更强调用人性共性的地方去管理人，还是不同地方的差异去管理他们？或者说您觉得两方面都很重要，您是怎样平衡的？
彭凯平：
我非常高兴这种挑战性的问题，我觉得她谈得非常好，很有思想。关于管理的问题，你是要强调共性还是强调差异性？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实际上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有争论的，还没有解决。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法还是我们谈的辩证的方式，确实是有共性的，人确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进化过来的东西，有很多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在作判断的时候，不能只强调因为有共性，所以要强调共性。因为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哪些东西是共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搞清楚，就没法做共性管理：你都不知道哪些是共同的，哪些是分离的，你怎么用共性的东西管理？
现在我们做研究发现，实际上共同的东西不是太多，共同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多？共同的东西是欲望方面文化的差异很小。比如说男性需要什么东西，女性需要什么东西，这种性别差异有普遍的共性。比如说，很多国家的男的都愿意娶年轻的女性，这是一个共性的东西。很多女性都愿意有小孩，这是一个共性的东西，你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就可以进行管理。但是，是不是钱越多人就越高兴？这是没有共性的东西，你用这个东西进行管理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谈到共性和不共性的时候，先要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哪些是共性的，哪些不是共性的，这个搞清楚了才可以谈怎么进行管理。
谈到共性和差异性的问题，我觉得也很好。我个人认为，在文化管理上是要本土化的，要根据地方的文化特色进行管理，我是从来不相信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所有的概念本身都值得进行分析。道德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有。但是这个东西恐怕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尤其是在人文科学、管理科学里，我个人觉得是很少。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中国人的心理研究，实际上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上四分之一，我们要把四分之一的人口研究透了，研究好了，我们实际上就是对那个共性做出贡献。所以研究差异性或者根据地方的特色进行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进行共同性的研究，实际上是共同性管理的探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弗洛伊德不是心理学大师
提问：
您认为理性的、实证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心理学，才能把心理学作为科学。可是我不同意，也许我年龄比较小，看法也比较幼稚，但是我想说出我的看法。比如说精神分析学派、人本主义，还有超个人心理学，这些都应该算是科学心理学，只能说目前科学发展的水平还不能证明他们，但不能说他们提不出实证的方法就不是心理学。特别是您说弗洛伊德不算是心理学大师，可历史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心理学大师。当然，他有时代和他本人的局限性，那是很正常的，但不能因为他的方法不是目前的科学方法，就说他不是一个大师。您觉得是吗？
彭凯平：
关于弗洛伊德是不是大师，我从来不否认弗洛伊德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我绝对不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这个是没有矛盾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伟人，和他是不是科学家一点矛盾都没有。毛主席是伟人，但毛主席不是科学家，说这个话大家都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