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小标题下的四个名词，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在艺术、社会、商业方面都是摇滚乐（广义的）革命性的根基。鉴于它们在中国被广为误解，我还是得先做一番解释。
所谓先锋，当然可以从历史或社会的角度指称摇滚乐，但这不是音乐上的先锋音乐。我们不可能把臧天朔或"天堂"制造的糟泔音乐看作先锋音乐，也不能把"舌头"、"诱导社"创作的优秀作品看作先锋音乐。先锋音乐不是摇滚乐，尽管它和摇滚乐之间有着深刻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中国大陆的非学院派先锋音乐自王凡始，它的传播则全靠打口唱片和香港音乐家、出版商李劲松。前者从1992年到现在，经历了从流行、摇滚，到另类摇滚、电子、噪音等等领域的创作，在声响学实验方面的极端实验和利用原始设备发明Hi-Fi手段的能力尤其出色。其他有先锋音乐作品和先锋摇滚作品的，有王磊、祖咒、兰州的杨韬与刘剑等人。后者是大陆大部分冷门音乐唱片的来源，无论欧宁的"魔鬼之吻另类音乐专门店"、王磊的Unplugged酒吧、"杂音"、"有待唱片店"、付雄在新街口的宝地，都先后受惠于李劲松。他作为音乐家的名声（尽管在著名的Tzadik公司出过唱片）要小于作为策划人（他是JohnZorn、山冢爱、大友良英来中国演出的促成者）的名声，但做演出又不如开唱片公司出名，他代理全球六十个独立厂牌，为王磊、"NO"、陈底里出版过专辑。
朋克作为两年来最引人注目的音乐话题，已经形成了广泛的争论。北京以"嚎叫"酒吧为基地的"无聊军队"阵营、南方"盘古"及其支持者、武汉朋克和其他大城市朋克，是中国朋克风景的鼎立三足，他们之间的对立也相当尖锐有趣。从朋克的本意来看，北京朋克看起来是最正宗的，这些中产家庭子弟、外国记者的目标，无论在音乐、装扮、眼神、演出上，都非常正宗，更不要说他们咄咄逼人的腔调和掉转枪头攻击自身所处阶层的方式。北京朋克的出现，是"脑浊"这种有话可说的和"反光镜"这种没话找话的乐队对秩序的全面背叛，其基础就是摇滚乐的成熟和生活的相对自由。外地朋克一般都认为北京朋克过于做作、虚伪，并指责他们偶像化，但"盘古"也是依靠偶像化策略成名的。"盘古"的激进态度直接指向社会最敏感问题，所以没有机会公开，他们著名的《猪三部曲·圈》建立在对北京摇滚的彻底攻击上，甚至受到被攻击者如崔健的激赏。不过，拥有最大潜在市场的"盘古"的音乐却离朋克最远，称之为介于硬摇滚和实验吉他摇滚之间的噪音摇滚，可能比较合适。武汉朋克的出现，是D.I.Y.精神和反文化思想成熟的表现，也是外地大城市进入新时代的象征，他们的音乐类似于北京朋克，但态度显然更真实。
自从1995年金武林发表《严肃音乐·1·失乐园》以来，新的风格随另类摇滚的旗帜悄然前进着，直到摩登天空公司设立BadHead（据郝舫解释，这是"口活不好"的意思）厂牌，总算发扬光大，期间又一度有打了折的"子曰"撑着门面。堕落之前的红星音乐生产社，以《红星一号》和许巍的忧伤开始了后半个90年代，名制作人张亚东对各种既商业又另类的音乐元素的模仿，也引入了新的风格。一向以标新立异和追赶潮流为荣的中国摇滚，对创新能力相当尊重，即便是假装创新，所以，在少数知名乐队的背后，"地下"作为生存状态和音乐形式的双重概念，开始走红。"红桃五"、"神经"、"苍蝇"、"NO"、"子曰"和不少短命乐队都在探索和创新，那时侯，"NO"的噪音摇滚要比现在还暴躁百倍。1997年，郝舫的KurtCobain传记出版，Nirvana乐队所代表的一切地下精神都得到了夸张的实践。这时候，向别人解释"我们是一支地下乐队"已经显得很有尊严了。"地下音乐"在长期含含糊糊之后，在1999年，随着摩登天空BadHead四张唱片（"苍蝇"、"NO"、胡吗个、陈底里）的问世，终于被确认为是一种对音乐形式的界定，而不只是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乐队的作品。这时候，最早与众不同过的"穴位"已经烟消云散，而又一批自称地下的重金属乐队开始组建了""时尚就是力量，这是在商业社会才可以使用的口号。如果不是音乐产业开始靠近商业循环，音乐就不会成为完全的商品;如果不成为商品，也就没有可能拥有时尚这颠覆性的力量。我所说的时尚，是流行的敌人，也是大众的亲人，丰江舟的电子乐是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时尚音乐，但广义来讲，"新裤子"、"花儿"这样的新朋克可能更接近潮流。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只有流行，没有时尚。当"麦田守望者"从高校坚持到1997年的签约，当重现江湖的"清醒"以Oasis形象出现，摇滚乐的娱乐功能很快达到高潮，音乐的形象终于进入社会主流的符号系统。当然，如电子乐的时髦人所共知，"超级市场"、1993年就开始做电子乐的苏放和宝罗、张亚东、Flux等新的外地票友都在用机器和电脑工作，虽然深浅不一，但人们都是一样，没能及时跟上新锐的文化。这就像在中国做RaveParty一样，仅仅是刚刚兴起，北京二百多DJ中的大多数还在找饭吃呢。
最后一年，我们发迹了？
这是1999年底，地球还没有毁灭，李洪志和"超载"都说错了。而摇滚乐从无人理睬的绝境露出头来，携带北京新声和地下精英，装备了各种朋克和先锋实验，直奔新世纪而去，老炮忙着数钱或解散，新秀在跟公司谈判，群众派媒体来采访，一派热闹景象。摇滚乐似乎就这样发迹了从年初开始，"新裤子"、"花儿"、"地下婴儿"三队新朋克横空出世，和"唐朝"分享了这一年最初的红利。接下来，摩登天空公司的新厂牌"BadHead"引起了听众的分化，他们看到了音乐的新生，或者扭头就走，说听不懂。"鲍家街43号"的理想主义退化为高尚的流行，郑钧则由悲观者变成既得利益者，唱着不疼不痒的塑料歌，而曾以复杂为荣的"超载"则弃疾速金属于不顾，真诚地加入二流情歌的行列，倒是蔚华继续了上一张专辑的根源融合，精致有趣。窦唯不声不响地出了《山河水》，欺骗着电子却拯救了内向的心灵。至于和"译"一起完成的《幻听》，则好听得可疑。王磊的第五张专辑《广州的春梦》也为摇滚披上电子的霓裳，骨子里还是赤诚感情。新人里面，朴树承蒙张亚东的时髦制作，给了我们眼下最好的青春感怀，缺少宣传的杭天有一个好看的封面，他和同伴被捧做"中国第一支布鲁斯乐队"。上周，在编写"糟泔指南"时，一位青年翻译家差点把沉睡的摇滚史诗和"唐朝"、晨辉相提并论，而前天，有责任感的乐评人终于说起："人家至少是在做音乐啊。"以上这些用"新音乐"做旗帜的专辑，基本上构成了1999年前七个月中国摇滚史的背景，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却并非摇滚，也未必新--摇滚乐的虚假繁荣，由此可见一斑--所以要想回顾，还得把拼盘挨个儿数落一遍。摩登天空的第二和第三张合辑仍然保留着敏锐、新意和锋芒，成为惟一值得收藏的高水准合辑；陈哲为多年前在香港发行的《神州摇摆》更名为《成长状态》，算是给大家补了个交代；红星的又一笑柄《摇滚2000》让很多艺人对版权买断心生恐惧；至于那个以攒垃圾拼盘著称的青山，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关心他了；京文的回顾性拼盘，在盗版商的启发下选出了中国摇滚的最畅销阵容""说是繁荣，但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五分钟之内读完这份清单，就好像那些五分钟就可以逛完的购物中心，为经济落后地区所做的贡献一样，算是聊胜于无吧。与几年前相比，今天的摇滚乐，或者新音乐，总算这样勉强地支撑起了乐迷的信心""但摇滚乐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它就已经成了一滩浑水。英雄主义不见了，需要再版《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来重温旧梦；娱乐精神长大了，"新裤子"和"花儿"解决着青少年的喜和忧；电子乐在一些人手里是反摇滚的颠覆利器，在一些人手里是摇滚爱情的延续，在另一些人手里又是笨拙的时尚追踪器；"NO"的《走失的主人》干脆让摇滚乐的定义也一起走失，它实际上通往另一条由实验艺术家踩出的暗路；3月唐山那场地下音乐聚会，最终让爱摇滚乐的唐山人民也纳闷自己爱不爱；甚至，时至今日，还有人像误会"零点"那样误会"超载"和郑钧，好像摇滚就比流行有面子，好像叛逆的标签真那么光荣；"无聊军队"的四支北京朋克和武汉的四支朋克，分别在大公司和地下发表了合辑和专辑，针锋相对的态度，让人弄不清什么是愤怒；"舌头"作为最好的摇滚乐队，现在要和"瘦人"这样的糟泔争夺市场了，而"木马"的歌特和前进摇滚，也不知能够让多少人开心，"NO"的《庙会之旅》终于惨遭删改和重新混音之刑，证明我们还是生活在摇滚与现实的战场上。这就是用打口带、媒体和榜样培育出来的市场吗？说真的，人们还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们只是要。
不，我不是悲观论者。比起顽强支撑的业内人士来，我始终只是个相信创造力的旁观者，他们面对的现实要更为严峻，在与误会、平庸、经济、习惯的斗争中，也更有耐心。他们知道这些音乐是不是真的繁荣--去看看乐手的住所尤其是厨房，再问问公司的会计和出纳，那个杭州记者所说的"随便一张摇滚乐就能卖七、八万张"的美景在哪里？"唐朝"和三支新朋克乐队用名气和潮流撑住了门面，以至于京文、镭典丽声等公司也准备拿地下朋克和另类摇滚来尝试，但《通俗歌曲》上问了，"为什么没人说要嫁就嫁丰江舟呢？"新的新音乐还在签约、录音、缩混、印制，费用减到了最低限度，为的是壮烈的坚持而不是利润的鼓舞。他们还在，这就是希望吧。
在中国，新音乐是容易创新的，摇滚乐是容易引起敬意的，虽说误会太多，理解太少，但我们还是在前进。"地下婴儿"的《觉醒》率先把沮丧和厌倦当作主题唱出来，不但是新朋克，而且还敏感多情；"苍蝇"老谋深算，拿朋克做了文化批判；"NO"的声响实验和抒情力量让人们不适应，但这还只是打了折的先锋；陈底里虽说还留恋他的吉他，但《我快乐死了》实在是成熟的美学进步；胡吗个被认为太土气，在下一张实验性专辑出版前，他还是以民谣异类的面目被提起;沉睡的专辑名为《时空的瓦解与疾束的超越》，主题其大无比，音乐则在古典和摇滚间艰难地结合，这些都是新的。在我们的祖国，我们扛着市场和歌词审查制度的双重风险，削尖了脑袋，克服无数内幕困难，要和听众见面。事实上，这是时代的变迁。才华受到生活方式的鼓励，在无数次搬家的过程中冲了出来，而越来越多像"花儿"这样的主流乐队，则成了音乐普及方面的群众基础。没有希望的青少年在音乐杂志上破口大骂，连心理变态都可以表达，这也部分地说明了环境的松动，要不然，那些毫无顾忌做出来的音乐，怎么可能被一个禁忌太多的社会接受呢？就连朴树的"呕吐"和杭天的"下岗"，都曾经是从词典里删除了的词汇呢。
"摇滚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其实，摇滚永不会成功和发迹，同志们的努力，一直就该是这样辛苦。
我累了。天亮了不止一次。中国摇滚的故事却没有结束的迹象，我知道该停止叙述了。我还没有提到李皖和郝舫、《朋克时代》和《通俗歌曲》、张有待和孙孟晋，还有南方的欧宁和张晓舟、北方的企宣和娱记。专业乐评人、专业传媒的贡献在于何处呢？这似乎也不该是我应该总结的。我该说的是--十多年来的中国摇滚，不知是铁血的传奇，还是盗汗的戏剧，就这么到了世纪末。下个世纪的读者，你该不会不长耳朵吧？
(文中所述事实，截止于200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