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清晨，一架B-29轰炸机在提尼安岛起飞，当然，它所携带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几颗美军的新型凝固汽油弹，这种威力与原子弹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杀伤半径不到100米，没有任何辐射。
8月6日早上，这架B-29到达了广岛上空并投下了几颗凝固汽油弹，凝固汽油弹爆炸后引起了大火，因为广岛仍有较多的木制建筑。但是引起的伤亡不是很严重，大概只有不到三百人丧生。
随后“曼哈顿2”行动全面展开。美军马上用电子干扰的方法切断了广岛与外界的无线电联系，并伪装为日本在广岛的机构向日本全国各地发送无线电消息，用日语向日本政府和国民求救，“广岛被一颗巨型轰炸，威力极大”，同时，美军在日本的间谍网也开始工作（这些间谍大多数是美籍华人）。特别是把信息传给日本的几个特别重要的物理学家，因为这些人会认为这种巨型是原子弹，只有这些日本利学家真正知道原子弹的威力，从而能对军方和政府建议投降。
可以说“曼哈顿2”行动是比较成功的，在技术上没有任何漏洞。广岛与东京、大阪以及京都的通讯被中断，就连广播也因为美军的电波干扰而无法接听。甚至广岛市内的人也不知道广岛“被原子弹轰炸了”。但是由于没有确实的资料，只有大量的消息，虽然日本人相信广岛被轰炸了，但是只认为是一颗非常大的常规，知道美军的假消息“广岛已经被毁灭”通过其控制的信息网发送到日本各地，日本人才被这一消息惊吓住了。当然，仍然有很多日本人不相信“广岛被毁灭”的消息，甚至有些距离广岛不远的地方的人知道这是个假消息，但是他们却不清楚为什么他们的政府会发出这样的消息，他们对此只能无奈。不过令美军哭笑不得的是，因为他们对日本通信系统的破坏性打击，日本很多地方，特别是在离大城市较远的地区却没有收到他们发出的消息，因此日本并没有想象中的“陷于一片混乱”。
一些日本的物理学家也对美军使用“核裂变弹”怀疑，因为他们不相信美国拥有核裂变武器。但是日本最有名的核物理学家之一——西名吉尾却知道美国已经完全有可能掌握了原子弹，他相信日本已经遭受到美国的原子武器的攻击，对此他忧心忡忡。
正当“曼哈顿2”行动还在进行时，6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全世界发布了令人吃惊的消息，美军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并向人们介绍了这种最新武器的强大威力，“相当于1．5万吨TNT”，“广岛已经消失了，”这个消息迅速的传到世界各地，包括传到日本以及所占领的地区。世界一片沸腾，很少人知道这颗“原子弹”是信息战的结果。
但是，日本在这时却没有显露出任何将要投降的迹象，这令美国军方十分恼火，甚至着手准备使用真正的原子弹轰炸日本。这当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应该实行第二步计划。
1945年8月9日，日本还被一片恐怖笼罩时，又一颗“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了——美军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信息迷惑，这次更加猛烈，因为长崎已经被美军的军舰给完全封锁了，连人与人的直接通信的条件都没有，美军又给日本各地传送信息“长崎被原子弹轰炸”，“长崎消失了”。日本国民真正的开始陷入混乱局面。
当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向外界宣布美军在日本长崎投下了一颗原子弹，这次，他向大家展示了更令人吃惊的新闻——在长崎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电影资料，当然，实际上是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原子弹的电影资料，只是角度不同，另外还有美军用模型制作的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后的电影资料，在黑白电影中很难分辨真假。
电影资料被展示后，全世界为之震惊，各大报都在头版刊登了原子弹爆炸的照片和广岛、长崎被“毁灭”的照片。
日本国内已经陷入完全混乱。
同时，几位原子科学家，包括阿尔瓦雷斯、阿格纽、罗伯特·瑟伯尔等人通过他们的日本朋友给日本政府了一封信，信中详细的讲述了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并劝日本政府马上投降。
“曼哈顿2”计划一直被严格的保密。连参加行动的绝大多数军人也不知道他们行动的全部过程。他们只知道把信息传到日本各地，他们也认为美军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美军的信息迷惑甚至迷惑了大多数美军，实际上是迷惑了全世界。
日本投降以后，美军完全而且是单独的占领了日本，并且控制了日本的新闻和通讯等信息机构，完全控制了日本官方。日本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广岛和长崎仍然存在，甚至是平安无事。而知道真相的人却没法传送消息，如果那时你是说广岛和长崎平安无事的话，肯定被认为是疯子。
几个月后，在美军的操纵下，日本政府公布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造成共30万人死亡。
为了防止日本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复活，主要是为了威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美国没有公布事件真相。美国销毁了所有“曼哈顿2”计划资料，从而无法再让人知道事实和真相。
日本政府也对此有过怀疑，但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和自身利益，没有追究下去。
战后不久，日本政府发现这了“两颗原子弹”却有巨大的利用价值，可以掩盖日本“害人国”的地位，突出其“被害国”的地位，所以日本不愿再怀疑那两颗“原子弹”。
历史上就认可了美军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的谎言。
中苏核战流产探索
1969年中苏边界摩擦迭起，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大军压境，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这种战争气氛日益浓烈。
在苏联领导人中，对于是否和中国交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军方为代表的“鹰派”主张立即开战，为此不惜发动核战争；以柯西金为首的“鸽派”主张慎重行事。在柯西金的要求下，勃列日涅夫同意，由柯西金直接同毛泽东通话，试探中国的态度。
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十分密切时，为了便于两国领导人随时通话，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热线电话。后来两国关系疏远，这条热线变成了死线，长期无人使用。
1969年3月29日晚8点，这条电话线上的指示灯突然亮了，年轻的中国女话务员惊诧地插上机塞。
“喂，是北京吗？”柯西金问道。
“是啊！请问您找谁？”话务员反问道。
柯西金说：“请接通毛泽东主席的电话，我要同他通话。”
话务员感到奇怪，此人竟然要找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遂问道：“您是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对方说。
当时我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每天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声响彻中国大地，女话务员一听是苏修头子柯西金，不假思索，当即以严厉的言辞斥责道：“你是修正主义者头子，没有资格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讲话，我不给你接电话！”
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通毛泽东主席的电话，那么请你给我接通周恩来总理吧！”
话务员一听，火气更大，大声说：“苏修头子，你听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们的总理很忙，没有时间听你的胡言乱语，就是有时间，也不会听你啰唆的！”随即“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柯西金本来是主和派，给毛泽东打电话受挫，现在也变成了主战派。于是苏联领导层取得一致意见，决心发动一场毁灭中国核基地的大规模的核战争，并将此事通知了美国。
时隔28年，1997年2月15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红色按钮一触即发——苏中危机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一文，苏联前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对这段历史做了如下介绍：1969年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7月26日，苏联政府又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地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少数记者秘密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地打击的情况。
8月底，美国情报局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就在这时，胡志明逝世，周恩来和柯西金都分别率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苏联代表团请越南政府的一位官员向中国代表团传话，提议两国总理举行会晤，但越南政府官员未及时告诉中国代表团。柯西金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答复，便从河内乘飞机回国了。
9月11日凌晨，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通知他中国方面同意在北京机场会谈。叶利扎韦京迅速将此事报告给莫斯科。柯西金当时正在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当即改变航线，于9月11日上午经伊尔库茨克飞抵北京机场。
就这样，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制定的最后期限的前两天，在北京机场举行了总理会谈。
但苏联在两国总理机场会谈后并未放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打算。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平衡的考虑，把这一绝密信息泄露了出去。
9月16日，即会议结束后的第5天，伦敦《星期六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
9月18日，即路易斯的文章发表两天之后，周恩来向柯西金发去一封密信，建议双方承担义务，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击。
这时，临近新中国成立20周年国庆。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会是否举行，周总理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主席，四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的群众集会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说：“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紧皱眉头：“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恩来接着问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毛泽东说：“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聂）荣臻、（张）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及美苏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