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病房的窗帘紧闭着。难道我站起来把它拉开？我又看了一下壁钟，欠身起来以便能听见钟表的滴答声。原来，时间已经静止了。我觉得，我必须和某个人直接交谈。有可能的话叫来值班护士？不，现在最好是往家里打个电话。我拨通了电话，过了一会，话筒里响起我15岁女儿多娜的声音。我还没来得及向她问好，她便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问我感觉如何，医院怎么样，还有即将做手术的情况等。女儿发自内心的关心和温柔体贴的话语让我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我答道，我这里很好，我只是觉得家人都没到齐。“爸爸还没回来！”女儿说。这时，我的心咯噔地抖了一下——要知道，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事就是，我很想同我的丈夫佐说说话。“妈妈，你那里真的一切都好吗？”“是的，女儿”，我竭力控制住情绪使自己保持冷静，可是，不幸即将降临的感觉却变得越来越强烈，我勉强控制住别喊出来：“马上找到你爸爸让他赶快来！越快越好！”我嘱咐道，听到话筒里响起忙乱的声音，相互打断的说话声，连续不断地说起来：“妈妈，你那里怎么样？”，“跟我说说！”，“我把一切都告诉给爸爸！”。
此时此刻，我感到又回到家中见到亲人。这种奇异的感觉一直持续了半小时，我祝我的每一个孩子晚安。可是，到了该挂上话筒的时候了，孤寂再次降临到我身上。我似乎觉得，房间变得更小更暗，家、孩子们——难道能相信吗，他们离我根本不远，只隔几道街就能到我这儿？家在我的生活中是最大的世界，即便离它很远，我感到不幸和孤独。我多么想看看我的所有家人！对孩子们令人感动的关心的回忆，对丈夫佐的忠实与善良的回忆——为我增添了力量，我从内心想和他们交谈，整个世界上无论谁都无法使我相信，就在那一刻，我的灵魂如此渴望回到我的亲人那里，奢望同他们见面，实际上，我离别他们的长期特殊旅行开始了！这一旅行完全是我孤身一人的旅行。
我早就为自己断定，某个时候，如果丈夫和孩子们改变了失去我的家，而且没有家的童年是何等孤独。我出嫁时就想，家对我来说是主要的，我将把我的一切力量贡献给这个家，我将从家中汲取快慰。我出嫁时，爱情和信任将成为我生活中的基础，我一定要经得起一切考验，让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父母将一道抚养他们，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15岁时开始和妈妈一起生活。父亲认定，母爱对一个女孩来说比寄宿学校老师的教导或他的关心甚至更有益。母亲也认为这样会更好：让她多干活，并和我在一起会给孩子们更多的欢快。于是，我被从学校领回家，照顾我的一个小妹妹。邻居家的孩子们每天早上去学校上学，而我却透过窗户羡慕地望着他们的身影。因此，我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善于评价受教育的优势，我很想离家出走再重新回到我的那些朋友中间，回到大家喧闹、充满生活乐趣和印象中间。我从已形成的形势中只看到一种出入：出嫁，去羡慕自己的家庭。我很厌烦经常满足别人任性的要求，最终，我想开启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衣服，自己的床和自己的房子和家。我还想让身边总有能让我信任的人——爱我的丈夫陪伴着我，他和我都能平安无事。
没什么可惊异的是，我的第一个男友对我说些温柔体贴的话，他善于征服我的心。可父亲对他很不满意，而母亲却赞同我，在第二个春天我们结婚了。我15岁时对这种真正的家庭生活没什么概念。我们俩太年轻，我们无论在性格上，或在对待生活的看法上都完全不合适。6年后，我们的婚姻破裂了。我全部幼稚的幻想破灭了，然而，在我心灵上却留下没有愈合的深深创伤。只是过了许多年后，佐以巨大的耐心和爱心才抚平我心灵上的创伤。我始终不希望发生任何事情：4个孩子是对我经得起一切考验的一种奖赏。他们四个都是我的掌上明珠：两个女儿多娜和舍丽拉，儿子格林……我经常回想起在3个月时死去的另一个孩子秦丘……
我离婚一年后，是在一次圣诞节舞会上结识佐的。他在美国内华达州离雷诺市不远的空军基地服役，当时我住在那儿。他跟我一样也是二婚，我通过同他交往搞清了，这个人在很多方面像我，他也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时代，也幻想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家庭。其实，我们俩人都找到了自己一生中要找的东西。我最后的疑虑和顾虑是害怕拆散孩子们，他们异口同声地保证，希望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结婚了，一开始我们的共同生活就给我带来这么多幸福，我难以相信这能成为现实。从前没有一个人像佐这样有男子汉气度。他对待孩子如此温柔和有耐心，可是，他对孩子们的随和态度却被视为他的机敏的严厉和要求。他晚上回到家后，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到门口，抢着最先和爸爸问候。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却成了孩子们温柔可爱的“小爸爸”。
我们夫妻二人都经历了生活上的严峻考验，实际上，我们都想找到相互间的幸福。我相信，正是热烈而诚挚的愿望帮助了我们，尽管经受一些困难，我们的爱和家庭总算保住了。从一地搬到另一地，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永远在一起。在我们的思想中家是永远不变的主题，我们个人的奢望同家庭的和睦与祥和相比是那么渺小和无关紧要。
1963年7月，佐被调到圣安东尼奥的坎多弗空军基地。计算机时代开始了！佐开始学习程序设计。我们在德克萨斯州生活的4年里，我们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斯图阿德·泽弗利和小儿子佐泽弗。
我们的一生是如愿以偿的一生：搬进新居，购置了空调、新汽车、还为孩子们买了许多新衣裳。佐上班，我料理家务，照管孩子。好像在我们家的上方笼罩着一个神奇的覆盖物，它保护着我们家免遭灾祸。我孤独的童年时代、寄宿学校和第一次出嫁……距离这一无忧无虑的生活该是多么遥远！
我毕竟知道：我的幸福有些缺憾。我仍在继续祈祷，可是，在同上帝的关系上跟从前一样，主要还是疏远和恐惧。上帝有时能完成我的请求：在我们离婚后我还祈祷要找一个有爱心、有耐心的男友，他能和我一道培养孩子，上帝真的把佐送到我眼前我，我相信上帝真的存在，尽管我听过所有关于“上帝的惩罚”的令人可怕的讲述，但我相信，上帝是爱自己孩子的。与此同时，我绝对没有想过这种对自己生命的爱应持何种态度，也没有想象过如何跟孩子们讲这些。我同佐谈过这方面的事，我建议开始去教堂。不能说为了让这一思想更吸引佐。首先的过错在于，他幼年时代的经历使他长期远离宗教，但是，我仍然想让我们的家庭充满信仰上帝的氛围，贴近上帝。我们去了几个当地的教堂，没有一个能让我们满意，过了一段时间，我由于徒劳无益的努力而深感疲惫，于是放弃了去完成我的心愿。我的宗教观点仍然不明朗，我对上帝的态度还是具有两面性。
……护理员进来了，她的出现打断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思考。我拒绝服用安眠药，因为这种药物从小时候起就使我产生费解的恐惧感，即便我头痛或感冒，就连阿司匹林我都尽量不用。这时，护理员出去了。在黑暗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不能不考虑要做的手术：这次手术能成功吗？我听到不止一个病人死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我该不是这种命运吧？我开始回忆起我听到过的所有关于安葬的讲述。在我的想象中，坟墓有很多种，有墓石，墓碑，在墓碑上方竖起十字架。我的脑子里总有许多问题转来转去：死者为什么需要这些十字架？难道这些十字架象征着死者的神圣？抑或让地狱中的灵魂摆脱罪孽者的坟墓？
房间里的阴郁变得更深重、更神秘，我越来越深地沉浸在这浓郁的阴郁之中……最终，我无法忍受，只好按下呼叫电铃的按钮，叫来护理员。她刚一迈进门槛我就请求她说：“你能否给我拿些药片来？”护理员高兴得眉飞色舞，迟疑了一下，可是，又过了一会，我面前出现一个水杯和几片药。
又过了几分钟，我感到太阳穴突然很痛，全身瘫软，打起盹来。于是，我开始诵读晚上的祈祷文，我勉强把它读完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