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城门城墙的变迁
看过《末代皇帝》的观众，会对电影中溥仪告别故宫时的那个长镜头印象深刻，但对于背景中的那个城门，知道的人寥寥无几。那是被拆于1954年的地安门，皇城四门中的一个。
除紫禁城外，老北京本有三道城墙，一是外城墙，二是皇城墙，三是故宫城墙。故宫为皇帝朝见与居住的地方，而皇城则是各部门的办公场所，此外还有一些宫廷作坊。皇城之内，严禁骑马，否则视为欺君之罪。
皇城有四道门，即天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可惜除了天安门外，其他都已损毁。
1912年，清王朝已灭亡，袁世凯被推为总统，按原先约定，他应到南京就任，但为了把持权力，他鼓动手下的北洋军队哗变，烧毁了东安门，并以此为借口，长期盘踞北京。西安门则毁于1950年的火灾，而地安门则是为疏通交通，于1954年底拆除。
从1913年起，因妨碍交通，皇城墙逐渐被拆，以后北洋政府财政紧张，便拆皇城墙变卖，到新中国成立时，地安门、西安门只剩大门。
与天安门不同，皇城其他三道门都没有建城台，防御功能有限，但地位显赫，以地安门为例，由此出可直奔德胜门，是皇帝出战、巡游的必经之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便是从地安门逃往西安的。
地安门作为皇城的北大门，建于明代，民间称其为后门，故距此不远有后门桥。它的房脊很讲究，叫“贴锡背”，就是将铅锡合金熔化后，制成10毫米的厚板，再焊接成整体，用来防水，这道工艺又叫“锡拉背”，老北京曾有锡拉胡同，或与此有关（一说过去蜡烛台用锡制，称锡蜡）。
“锡拉背”在我国历史悠久，汉代的马王堆中就出土了类似产品。有趣的是，故宫内使用它的宫殿并不多，御花园中的钦安殿是其中一例，天安门上也有，用的是铅板。其他宫殿不用，这或与建筑体量过于庞大有关，“锡拉背”重，容易塌方。
地安门外的鼓楼地区，自古商业繁华，因古人有“前朝后市”之说，鼓励人们来此经商，此外附近有漕粮渡口，皇城中几个大的采买部门也都在此办公，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地安门拆除时，曾引发争议，为此所有拆下来的建筑部件都编号整理，暂存在天坛内，准备移建在天坛北门附近，不料后来天坛发生火灾，大部分建材被焚毁，重建工作不了了之，据称，今天坛北门附近仍有当年从地安门上拆下来的料。幸运的是，从今天的景山公园大门中，也可领略地安门的风采，它是后者的仿建品。
今天的地安门已成了地理名词，对于年轻的北京人来说，他们已想象不出这个城市当年的辉煌了，不少学者呼吁重建地安门，这确实值得重视。
老北京的衙门暗招多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都城，见证了官场生态的恶劣、吏治的腐败。
贪腐本是世界性的现象，但在古代中国为患尤烈，因为官员工资奇低，在明代，坚持清廉的官员只能饿死，清代雍正力推“养廉银”，但对高官补贴尚可，中下层官员依然很难过上体面的日子。
没有钱，只好想歪招，利用权力为自己创收，到后来，这些名目完全公开化，有节寿礼（一年三节加生日）、程仪（招待过境官员需送钱）、卯规（官员上任后，下属先要给钱，表示庆祝）、别敬（地方官述职，要给中央的同乡、同年、师长钱）、炭敬与冰敬（冬夏给的钱）、部费（地方呈文，需给上级交钱）、放炮（官员离任，提前收税，放入腰包，亏空由后任来补）。凡此种种，已不按腐败论。
为什么明摆着的腐败行为，却能公开进行呢？因为它们处在合法与不合法的中间地带。
以节寿礼而论，既可以看成是行贿，也可以看成是人情世故。至于程仪，可以理解成是下级给上级的路费，鼓励上级经常来考察工作，清政府当然希望高官多去基层，可在行政上没有经费，清代财政都是包干制，一笔钱发下来，工资、雇佣师爷、办公经费等都在里面，不够差旅之用。同理，部费也可以看成是下级给上级提供的办公费。别敬则在熟人圈子中发放，有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以曾国藩为例，他在翰林院时工资很低，别敬是重要收入来源，可当时他手中无权，基本帮不上什么忙。
相对来说，“放炮”有些过分，分“太平炮”和“倒炮”，“太平炮”是官员不离任，但放出离任的风声，先期收上一部分税款。一般来说，“太平炮”和“放炮”都要在原有税额上打折，因为是提前收，必然要与人方便。而“倒炮”则不然，不打折扣，完全按规定税额预征。
“放炮”固然违法，但官员已离任，死无对证，后任想告，也不容易找证据，就算告赢了，经常是不了了之，自己依然要完成指定的税收任务，可怎么才能完成呢？无非是继续放“太平炮”，清代这样一年压一年亏空的衙门并不罕见。
在这个食物链中，送钱的主要是地方官，但送出去的往往不到他勒索的十分之一。他们的办法也很多，如浮收（多收）、勒折（即在银铜货币比价上做手脚，前后用不统一的折算率）、清规（在正税之外，算上损耗、人工等）、签字钱（民间告状，需先交钱）、节礼（逢年节，地方需给钱）。
清代农民负担本不重，一般在10%~15%之间，较明治维新前日本农民30%~40%的负担要小，可落后的管理加上严重的腐败，农民实际负担增加了一倍以上。到清末时，又有赔款、外国商品的冲击等，中国农村走向了贫困化。
雍和宫是雍正的王府吗
今天的雍和宫原本是雍正的王府，后改建成庙宇，这一说法已成常识，人人尽知。其实，此说并不准确，因为很难解释堂堂王府为什么没有花园？且从面积看，为什么比恭王府小这么多？其实，历史上真正的雍王府比今天大很多，如今留下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不足四分之一。
雍和宫在明代叫太保街，是太监们的官房，规模很小，比周围百姓的民房稍高一些（过去房高是身份的标志），灰瓦顶，无特殊之处。1694年，在此始建贝勒府，规模亦不大。1708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后，向朝廷预支3年王俸（清例亲王年薪1万两，禄米1万斛），开始大建府邸，即雍亲王府。
雍正即位后，将王府的一半改为行宫，赐名“雍和宫”，即东路院，另一半则赐给了喇嘛，即西路院。雍正去世后，这里被改建成庙宇，建筑得到了重新修整。乾隆皇帝大兴土木，增建许多寺庙殿堂，从而使它规模宏伟，巍峨壮观。
东路院面积比西路院略小，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日本人接管此地，盗走不少文物，为销毁罪证，将东路院基本烧毁。雍和宫原本是有花园的，花园面积比东路与西路加起来还大不少，里面设有大戏楼，即“大块文章”台。
雍和宫中不仅有大花园，还有不少小花园，据金梁编著的《雍和宫志略》中记载，内有花园名为香红雨，俗名海棠院。
关于雍和宫，传得最神乎其神的是“粘杆处”，传说是特务机关，正式名称叫尚虞备用处，在雍正还是皇子时便已创立，至乾隆时渐废除。表面上看，“粘杆处”只负责粘蝉捉蜻蜓、钓鱼等，名义上属内务府，但都是雍正旧人，雍正当年在北新桥附近居住时，府邸内院树木高大，盛夏初秋蝉鸣不断，搅扰休息，因此成立了这么一个服务组织。其实类似组织历史上一直就有，用大臣、党羽子弟充当侍卫等。
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粘杆处”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故雍正后来在紫禁城又设立了“粘杆处”分部。“粘杆处”的头目是“粘杆侍卫”，传说为武林高手。
雍和宫的花园到民国时充为公用，曾作为传艺所。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是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新中国成立后，它一度成为劳动教养收容所，后来建了机关的宿舍楼。好在西路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将原有损毁的殿堂修缮完整后重新开放，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雍和宫。
老北京的“高考”文化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的一大发明，延续千年，老北京作为明清两代首都，承担着“贡试”的任务，许多学者戏称它是古代的“高考”。毫无疑问，老北京是传统考试文化的集大成者，但相关记载、遗迹较少，今人已不太了解。
古代科举最初也是一年一次，但交通不发达，外地考生奔波太辛苦，只能在京都赁屋而居，成本高不说，还滋生腐败。因留京举子不愿再回原籍“乡试”，只好就近托门路、办假户口，或直接投靠权贵，以获得推荐。
科举本是社会下层通往上层的通道，如通道本身出现问题，将影响制度的稳定性，故后来科举变成三年一次，“乡试”在秋天举行，“贡试”在春天举行，一般是农历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场，每场三天，共九天。
老北京“贡试”在贡院举办，贡院始建于明，当时刚迁都，财力困难，故用木板和苇席搭建，名曰“号棚”，共9000多个考位，外用三道荆棘包围，并建6个了望塔。由于防火能力差，发生两次火灾，最严重的一次烧死90多名考生。张居正时改成砖木结构，以后又有修缮。
“贡试”是国家大事，承担着为国选材的任务，故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仪式，每年皇帝要亲自接见考生，考生还要参加国家祭奠。但考生来自各地，出身不一，进退失措在所难免，在参加祭奠时，他们经常会挨骂、挨打，严重的还可能丧失考试资格。
外地考生云集京城，自然也会带来商机，明代会馆多在贡院附近，形成了一个商圈，比如附近的顶银胡同，都是当铺，专做考生生意，再比如鲤鱼胡同，取“鲤鱼跃龙门”之意，多是会馆，而驴蹄子胡同则以旅店为主，因为贵族才骑马，考生身份只适合骑驴。
清代不允许汉人居内城，会馆一律迁到南城，催生了琉璃厂等地的繁荣，比如墨汁便是为了方便考生而发明出来的。
科举文化的消亡始于清末，八国联军入北京时，贡院遭到严重破坏，因附近曾击毙克林德公使，此处又归德军管理，故每日拆房，将建筑材料变卖，留守的奕劻曾派员交涉，却无人理睬。经此一劫，十室损其九，因无屋可用，当年的科举不得不移到河南举行。
1905年，科举被废，从此乡绅阶层再无权威，社会组织力大大下降，乡村社会转由富翁、豪民控制，由此引发深层动荡。
北京贡院由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加上内乱不休，基本荒废。1937年，日军占领北京，将贡院改成“日本神社”，并就近扒开城墙，以利交通，称为“启明门”，寓意中日亲善。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建国门，此时贡院内的传统建筑已基本被毁坏。
新中国成立后，海军机关曾在贡院办公，今贡院仅留地名。通州原也有贡院，负责乡试，在华北地区，规模仅次于北京，后毁于八国联军战火，于今仅剩北围墙残段。
老北京高考怎么走后门
科举制度在中国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产生过积极作用，但到了清代，已逐步僵化，不仅考试内容严重脱离现实，而且出现制度性腐败。
清以马上得天下，在关外以尚武为国粹，为不沾染文弱之气，故禁止普通旗人学习汉语，因此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到清中期，一是统治者认识到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转而推崇汉学。二是与汉人长期交往，旗人也受到较大影响，汉语日趋普及。于是，到乾隆时期，政府开始推行“满科举”，希望从中选拔旗籍的管理精英，预防汉官擅权。
满科举初期只考翻译，到后来渐渐与汉科举并轨。但参加满科举的童生要先考马步箭，合格者才能参加科举，这也是为了弘扬祖上尚武精神之意。
为保持旗人官员比例，清代满科举录取比例明显超过汉科举，而旗人总人数较少，故满科举录取比例比汉人高数十倍，而各宗室更是走捷径，子弟连小试都不参加，直接一考过关。满科举没有汉科举糊卷匿名制度，所以权贵很容易上下其手，甚至公开作弊。
皇家虽然知道这些问题，但考虑到整体文化水平有差距，贵胄后代的家教尚有保证，至少比普通旗人子弟素质要高，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清中期时，八旗贫困现象已非常普及，一是康熙立下“皇朝盛世，永不加赋”的规矩，政府收入基本持平，故支出亦不增加，相沿百年，在通胀的影响下，货币购买力大大下降。二是人口增加，八旗子弟又不能经营商业，否则取消旗籍，甚至离开京城到外地谋生都要事先批准，这就逼着他们只能坐吃山空。
穷旗人无可奈何，只好虚报妻子亡故，然后假装续弦，其实仍娶元配。按规定，婚丧可各赏10两白银，颇能救一时之急。只是这样的伎俩渐次普及，到同治时，政府已无力承担，便彻底废除此项赏银。
没有钱，法律又不允许旗人卖地卖房，穷旗人就假装招佃招租，渐次转让出产业。到后来，甚至卖儿卖女，而这是当时法律所不允许的，可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旗人的教育失去保证，这就给少数官僚以垄断权力的机会。到清末时，许多八旗官员不仅能力差，而且毫无忠诚度，以武昌起义为例，在旗的高官们都想着自己的利益，无人肯承担责任。
“满八旗”的制度设计，本是为了照顾八旗子弟，可这项倾斜政策，反而伤害了他们。由于竞争压力小，使他们外无视野内无胸襟，最终被历史大潮所淘汰。古往今来，既得利益集团的结局大体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旗人未必都是满族，既有蒙八旗、汉八旗，此外八旗中还有俄罗斯人，他们来中国做生意，后入了旗籍。
明清皇帝上朝说北京话吗
北京方言历史悠久，影响巨大，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它又是如何影响到全国的？明清皇帝上朝时说北京话吗？
其实，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只有400年左右。中国国土广阔，各地均有方言，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产生了“雅言”。不同时代的“雅言”均不一样，特别是晋代、宋代两次衣冠南渡，变化尤多，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
恢复古人的“雅言”，今人恐怕一句都听不懂。在日语、朝鲜语中，我们会发现不少读音与汉语近似，从中略可体会不同时代“雅言”的痕迹。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场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形成了大都话。朱元璋灭元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话渐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而官方则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话。到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等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
据富察玄海先生所述，清入关后，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汉臣必须学习满语，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满语仍是国语，但不再充当官话。1728年，雍正设“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话，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虽然推广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庆时，“正音书馆”纷纷关闭，几无孑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