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注意饮食清淡，明代御膳以鲁菜、清真菜为尊，康熙却感觉油腻，他特别推崇淮扬菜，主张淡而有味，清代御厨有关外烧烤，但食后必饮酸汤，据记载，清朝皇帝每日只吃两顿正餐，除皇太极、雍正可能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外，其他人体重大多偏瘦。
第三，喜爱体育锻炼，清代以弓马得江山，非常重视骑射，特别是盛期的几位皇帝，经常打猎、骑马。不仅如此，还通过摔跤、武术来锻炼身体。清代摔跤分两种，一是宫里跤，一是宫外跤，前者不许用绊子，练习者不容易受伤，对臂力、腰腹肌肉锻炼更充分。康熙一生射杀153只老虎，当然，其中绝大多数并非是自己的功劳，而是由手下人先将老虎打个半死，他再最后负责一击，但作为一国之君，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
第四，生活节制，虽然妻妾成群，但清代家法甚严，故像同治这样荒唐的皇帝比较少，明代有好几个皇帝因生活不检点死于意外事故，清代就少得多。与历代相比，清代皇子课业最重，不少皇帝满腹经纶，有较高的修养，有助于延年益寿。
历代宫廷都重养生，但明代皇帝偏信黄老之术，不能自拔，甚至整日服石炼丹，导致中毒而死。清朝皇帝虽然也很迷信，但相对理性，坚持“诸教为我所用”的实用原则。基本以服用动植物补药为主，重视温补。
有趣的是，清代皇帝寿命虽长，公主的平均寿命却很短，只有21.8岁。清代为江山社稷考虑，经常采取政治联姻的手段，仅远嫁到蒙古的公主就超过了30位。清代皇家教育也是重男轻女，公主们基本没有什么体育锻炼的基础，嫁到环境不熟悉的异域，自然会影响寿命。此外古代妇女生育是一大难关，死亡率颇高。即使是没被远嫁的公主，因身份特殊，她们的婚姻也往往不幸福，又无法倾诉，往往在忧郁与隐忍中，匆匆走完生命历程。
香山为何多黄栌
每年11月初到月中，是观赏香山红叶的最佳时期，众所周知，香山红叶以黄栌树为主，但黄栌在中国的原产地是西北和南方，非本地树种，是谁把它们“搬”到了香山呢？为什么要如此集中地种植呢？
香山开发，始于金代，以后历代皆有扩建，但在乾隆之前，并无香山红叶一说。直到乾隆十年（1745），这里定名为静宜园，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乾隆喜欢爬山，曾165次登上香山，甚至更远也更高的盘山（今属天津市），他也爬过32次。乾隆喜欢香山，传说是因为它山顶似香炉，很像江西庐山的“香炉峰”，香山之名亦由此来，但这个说法并无实证。还有一种说法称，山上杏花颇多，开放时香气四溢，故称香山。
这些说法，未免望文生义，中国从南到北，叫香山的地方不下几十处，这或者仅仅是一种惯用称呼。但后一说法却透露出一个信息：香山的杏花曾比红叶更有名。事实上，在乾隆时，香山主要的树种是槐树、榆树、枫树、银杏，黄栌并不多，这里的枫树是所谓“元宝枫”，当地人俗称它为槭树，叶呈五角，秋天也会变红，它外貌近于“五角枫”，但比较矮。
其实，乾隆喜欢爬山，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用它来弘扬尚武精神。八旗马上得天下，到乾隆时，八旗子弟游手好闲，战斗力已有较大下降，对此乾隆非常警惕。他倡导“国语骑射”，并立了“下马必亡碑”。为征服大金川的反叛，乾隆在香山脚下仿建了碉楼，供特种部队练兵。以后金川之役已胜，碉楼却并没废弃，而是又添造了许多，继续训练，可见乾隆对武备的重视。
香山的黄栌，固然是为了娱乐玩赏，但更重要的是，红叶为关外常见之物，在宽甸、本溪等八旗先人的聚居地，都有大片的红叶林区，在香山广植红叶类植物，有追念先人、不忘根本之意。望红叶而思前人创业艰难，这不失为砥砺士气的妙法。只是关外的红叶多为枫树，关内种植者不太熟悉其习性，因此改种黄栌。黄栌可制漆，果实、根等能入药，不易生病，树形也漂亮。更重要的是，它耐旱畏湿，特别适合在山地种植。
乾隆朝以后200年，香山的黄栌树越种越多，已接近10万株。风景更加雄壮震撼，但物种过于单一，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病虫害等，对景区构成威胁。
其实，不仅是北京香山多黄栌，在山西、山东、河北等八旗驻地附近，也曾大量种植黄栌，可见，黄栌不仅仅是观赏树，还有着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老北京”怎样管物价
物价升降，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时代，一旦价格波动，为患深远，那么，“老北京”的物价是如何管理的呢？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对物价问题都高度重视。以明代为例，商家所有商品价格需每月上报，粮、盐、马匹等重要商品的价格均需皇帝批准，绝不能私自作价。北京地处天子脚下，设有东南西北中五城兵马司，每三日校勘各商家，一是检查度量衡是否准确，二是执行价格监督，对乱涨价的，“杖八十”，乱降价也不行，扰乱市场秩序，要“笞四十”。
到清代，物价管理更严，乾隆时价格监管的商品多达2620多种，连瓦工工资、木匠工资都有规定。如此大包大揽，优点是确实平抑了物价，康熙以后一百多年，正常年份的粮食价格上涨还不到1倍，堪称奇迹。但缺点是抑商过度，影响了经济进步。
在农业社会中，粮食价格最为敏感，也最难管理，为什么古人却能百年只有微涨呢？因政府设有“常平仓”，丰年高价收购，歉年低价售出，不仅打击了投机行为，且防止了谷贱伤农。“常平仓”在战国时已出现，隋唐充分发展，明清则相当成熟。
但“常平仓”也有弊端，它是一笔巨大的流动资金，很容易被挪用，皇家自己就经常挪用“常平仓”的粮秣，加上各级官员层层扒皮，“常平仓”亏空甚多。为弥补制度漏洞，只好增派官吏，互相牵制，但时间一长，互相牵制的官吏间很可能媾和，结果编制增加了，行政效率却降低了，亏空依然故我，只好再增加新的制约部门，于是冗员越来越多。
到清末年，统治者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度准备精简机构：第一次是“戊戌变法”，百日即告失败；第二次是所谓“新政”，结果百官集体辞职，皇家完全被架空，急得慈禧要跳中南海。随着皇家管理能力下降，到清代末期，物价已失控制，但有趣的是，与后来相比，这一阶段物价波动并不太大。因为当时各行业均有较成熟的行会组织，商家们通过自组织、自律等方式，不仅平抑了物价，还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秩序。
管好物价，才能创造稳定的局面，但为此牺牲市场公平却会得不偿失，与其人为平抑，不如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当市场健康时，物价自然会趋于平稳。
老北京皇家养大象
大象，陆地上最庞大的哺乳动物，喜温暖，非北方所产，但有趣的是，它与老北京城却曾结缘700年。
皇家饲养大象，宋代已有，因其罕见，且身躯庞大，可彰显天朝“万物皆备于我”的气势，故得到特别重视。在北宋都城汴梁，经常会有皇家大象炫耀性的游街活动，小贩们趁机跟在后面兜售大象玩具，作为旅游纪念品。
元代北京成了都城，始有大象，但待遇不高，需干力气活，比如忽必烈在景山搞绿化，就派大象驮树种。元代皇家仪仗队由6头大象打头阵，此外皇帝还经常会乘大象拉的车（即玉辂车）。元代大象养在积水潭边，因大象好水，需经常洗澡，当时的积水潭比今天大得多。
明代故宫门口用两头大象看门，按规定，还应有虎豹，但实际上很少用。明代大象多是南亚各国进贡而来，养在宣武门内，主要负责在南北郊祭时驮祭器、驾车等。此外就是在朝贺时，站在两边，等官员们全过去了，鼻子一搭，仿佛关门。一次日常规模的朝贺，需用6头大象。
由于宣武门一带无水塘，大象只能出宣武门到城壕中洗澡，日久天长，成了景观，所经过的街道也被称作“象来街”。到清代，洗象成了每年6月“天贶节”的固定仪式。洗象的工具很复杂，比如有推象进退的“叉”，有专门的竹刷。为了看洗象，这一天宣武门外酒楼临水座位的价格，甚至要“千钱”。
乾隆时，南亚“进贡”大象达17次，共50多头。清规：大象每日待遇是老米3斗、稻草160斤。但大象太多，朝廷负担不起，只好下令以后贡象，均交云南、广东官府代养。清光绪时，一头大象早朝时突然野性发作，带车逃逸，还冲入民宅踩死了人，到晚上才被捕获，从此清廷銮驾再不用大象。
颐和园养大象，则在庚子事变后，传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仓皇出逃，临时找了一辆民夫的骡车，驾车人叫武寿峰，武沿途照料甚殷。回京后，恩赏为象官，象房设在颐和园北宫门往北一里多地，原是养御马的安河圈。
武寿峰喂养一对缅甸进贡来的大象，但麻烦的是，公象一齿折断，母象则性喜吸水喷人。为应付慈禧观赏，武寿峰便在象房中掏洞放入老鼠，母象害怕，就用脚封住洞口，自始至终不敢移动半步，自然无暇去吸水喷人了。此外，他还给公象做了金牙箍，接好断牙，对慈禧则称：“左牙镶金，右牙镶银。太后福寿无量，天下四时皆春。”令慈禧大悦，赏了他50两银子。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因为大象并不怕老鼠，此外，清代赏赐多是象征性的，一次给50两银子的情况很少，不会为一句吉言就如此破费。
缅甸大象病死后，西太后按大臣礼节举行了葬礼，停灵九天，并给杉木棺材，葬于玉泉山西边象鼻子沟。清后期积弱，皇家无力照顾，随着大象老病而死，象房也就渐渐凋落了。
军队与北京地名
北京地名中，许多带有军队色彩，比如“校场口”、“蓝旗营”、“北营房”等。提到军队与北京地名的关系，就不能不说八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