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领导要能忍能挺，方显领导本色。君子要屈而有度，不要英雄气短、不要沽名钓誉，以免小不忍而乱大谋。因此，做领导只有能屈能伸才能堪称楷模。
忍挺兼顾方显英雄本色
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一味地“忍”或一味地“挺”，都不够全面，只有做到忍与挺兼顾，方可称得英雄之举。雍正在这方面做得就很不错。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下令将论述曾静造反的案子的所有文件编在一起，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书中，雍正帝接受曾静这个反贼的挑战，将曾静所写的无法无天的观点，逐条摘出，加以批驳。书中收入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七条及其认罪书等。曾静在认罪口供里说，雍正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是个好皇帝。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实际又成了为雍正嗣位及初政作宣传的书。
雍正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让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如果有不知道该书的，发现后，就拿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这是前无古人的集子！这也是我们今天获悉当年诸多历史内情的重要参考书。
如此编书发行已是一奇，古来罕见。而最奇的是在处置曾静、张熙两犯的问题上。
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仅曾静本人要凌迟处死，而且应诛连全族。雍正帝则力排众议，别出心裁。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不但没有杀曾静、张熙，反而在十月将他们免罪释放，还宣布将来子孙也不得因为他们诋毁过皇帝而诛杀他们。
处理的原因据说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不能让这个国家重臣违誓失信，所以应宽免曾张二人；二是雍正认为：曾静“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要不是曾静自行投首于岳钟琪，“使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即此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
雍正的意思是，正因为这曾、张两人投书，才获知造作谣言之人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监，追出元凶，通报百姓。这样看，曾、张二人不但无过，还有功劳！
于是，雍正还让这对造惯例应当砍头的师徒做“反面教员”，前往江浙、陕西等地，随时现身说法，以宣传《大义觉迷录》一书和雍正皇帝的英明仁慈。
雍正的这一判决结果，真让满朝文武为之惊讶。
以帝王之尊同一介谋反书生大辩论，一年后又将涉及皇室丑闻的材料集结成书公布全国，不久又将服输的叛逆者释放，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是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的奇事。
雍正历来有最残暴、最专制的恶谥。可是他的这番举动却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开明风范，为什么雍正能这样做、敢这样做？
固然有很多外界的情势，使得雍正萌此创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雍正的特殊的个性世界中，分析出其部分动机。
在他的内心，不但有一位执掌生杀大夺大权的君主，还有一位拥有坚强意志的哲学家！
所以，他不仅要从世俗的角度去压倒对立面，使他们在行动上不得翻身，更要在思想上、境界上站到比反对者更高的层面，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心悦诚服、甘拜下风，从此不萌异心。
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体味到成功的喜悦。
所以说，雍正绝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胜领袖。他的铁腕不是源于天性的粗暴或后天的自卑，他不但有悍动关外旗人的血液和即位前丰富的人事政治斗争阅历，更是在儒释道佛三教合一的精神中浸润成长起来的教养阶层，其所处地位，又使他无论在实际政治上，还是在思想领域，都具有比一般帝王更加深刻的自信。
这是源于一种极端的“予智自雄”的自信：如果能从精神上征服这些异议分子，甚至不屑于从肉体上将其消灭。
雍正自信其精湛的学术修养，擅长观测人性幽微之处的奇禀智慧；自信治理国家的天才，以及承继皇位的“合于天心”，只有这样，他才敢掀起这场旷古未有的违反常规的辩论，并亲自担当编写人与发行人的角色。
君子要屈而有度
一个领导人物的谋略与智慧，应出色地表现为屈而有度，不卑不亢。也就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
人事之中，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则会乱套，就要坏事，就会受到挫折。饮食无度，就会伤身；荒淫无度，就会误国；贪婪无度，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就会伤感情，甚至在无意中与人结怨；屈而无度，就会毁败事业，达不到要求。“忍得一时之忿，终身无烦恼”只能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言，对于从事大事业、大计划、大谋略的领导者来说，则是一不足取的短处。
一天，孙中山在胡汉民的办公室发现了一大堆由他签发，可是被胡汉民束之高阁的手令。他勃然大怒，忍不住拍桌子高声大叫：“展堂！展堂！”
胡汉民匆匆进来，望着孙中山，像是不懂他为什么大发脾气似的。
孙中山脸色苍白，喊道：“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先生究竟说什么事情？”
孙中山一下子把胡汉民的公事箱翻了个底朝天，从里面倒出一堆尘封的文件。他双眉紧锁，气势汹汹，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你还问我什么事？你看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孙中山大声斥骂。
胡汉民凝然不动，微侧着脸，注意地听着孙中山的训斥，最后他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
孙中山板着脸：“没有了！”
胡汉民“呼”的一声窜到桌旁，抓起那些文件，一份一份递到孙中山的鼻子下面，并口若悬河地进行自辩：“这份手令事关升黜任免，处置不当，于理不应颁发；那份手令是关于调兵遣将的，不合机宜，发下去势将贻误戎机；而这几份又是关于拨款过多或过少，自待另行斟酌。” “即使在专制时代，”胡汉民语气尖刻地说，“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例如唐太宗将以给事中郭承嘏为华州防御使，给事中卢载认为郭承嘏公正守道，屡次封驳，认为他不宜置之外郡，因而他也封还这道诏书，太宗欣然接受，立刻恢复郭承嘏的原职。先生可曾读过这段历史吗？”
“读过。”
“当年先生亲拟中华革命党的党员誓词，其中有‘慎施命令’一条，先生还记得吗？”
“记得。”
胡汉民急急地说着，好像生怕失去了他所占据的上风，“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原是宰相分内的事。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其实。请问先生，今日之事是不是我在行使我应有的职权，尽我应尽的责任？”
孙中山紧盯着对方，一声不吭。
“先生，我在请教你呢。”胡汉民咄咄逼人。
“说来说去，还是你对。我说不过你。”
这段史实一直被后人誉为表现了政治家的泱泱风度，其实它所显现出来的危机，令人不寒而栗。即使唐太宗的诏书，也只是被大臣封还，而不是石沉大海，更不是一大堆人事、财政、军事的诏书没有执行，而皇上竟然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胡汉民以宰相自居，孙中山也就默认了，这是君子屈而有度的最典型的例子。
“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事情面前不能忍让，便会败坏大事业。《论语·颜渊篇》中有这么一句话：“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俗语中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种匹夫之勇，坏就坏在无“忍”字功夫。《水浒传》中的李逵，闯祸极多，就是因其性情暴躁、头脑简单，不能忍小辱。例如他在浔阳江被浪里白条张顺灌了一肚子水，就是由于一味逞凶无忍劲。是大丈夫、大英雄就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孙中山先生一生阅读过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大概是将前人的“忍”字功夫，领略尽了其中的精髓吧！
小不忍则乱大谋
地位过高，权力过大，必定遭到外来力量的制约，“高树易悲风”说的也是此理。如何才能更好地保全和发展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做领导应遵循的原则。
唐朝名臣郭子仪对此有独到之法，简简单单两个字“忍”和“慎”，就做了四朝红人。
鱼朝恩是皇帝身边的宦官，此人虽无才情，但会溜须拍马，所以为皇帝宠幸。他对郭子仪的才干、权势十分妒忌，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诽谤攻击郭子仪，都没有成功，愤怒之下，竟暗中指使人盗郭家的祖坟。
郭子仪知道这是鱼朝恩的卑劣伎俩，当时他身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着大唐帝国的兴亡，连皇帝都敬着他三分，要除掉一名鱼朝恩，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当他从前线返回朝廷时，满朝公卿都以为他必将有所行动，岂料郭子仪却对皇帝说：“我多年带兵，并不能完全禁止部下的残暴行为，士兵毁坏别人墓坟的事也很是不少，我家祖坟被掘，这是臣不忠不孝、获罪于上天的结果，并不是他人故意破坏。”
祖坟被挖，历来被视为奇耻大辱，而郭子仪却能隐忍下来，足见他的气度之大。也正因为他能屈能伸，能忍能让，他才能在那个奸佞横行、国君昏弱的时代，逢凶化吉，度过一次又一次政治险滩，享尽富贵，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安然辞世。
其实，以忍化凶之道，不仅良臣君子懂得，奸臣枭雄也不糊涂。
忍是大福，小忍有小福，大忍有大福，小不忍则乱大谋。
是英雄就不应该气短
感情用事，这是人之大戒，可是，紧急关头，又有几人能理智地对等突发事件呢？
据报载，青海省的吴玉霞一时气愤，把自己亲生的独生儿子打死，而后悔莫及。她说：“我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才，由于采取了野蛮的教育方法，造成了一场悲剧，在世人面前，我感到万分羞愧、悔恨。”又说：“愿天下父母以我为戒，莫让分数迷住眼，莫用棍棒治孩子，成为残害儿童身心的罪人。”
吴玉霞打孩子的时候，失去理智，凭感情冲动，事后冷静下来，她说的话都是很理智的。对于吴玉霞本人来说，后悔已晚；但对于别人来说，这是深刻的教训，应该引以为戒。
杭州的骆和英把自己和八岁的独生儿子套在一条绳索上自杀。这也是一时激愤、失去理智而干出的蠢事。她如果冷静下来，恢复理智，也会悔恨交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