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其中有个人可是认真计算着我们离去的时间。那位钻石女士看到我们离去时，露出忌妒的眼神；当我们回来时，她从餐桌上抓了一把刀子，扑向洛翰葛林。幸好，他及时发现她居心不良，迅速抓着她的手腕，并将它高高举起，他以这种聪明的方法将她带到女宾休息室，让其他宾客以为这件事只是狂欢舞会事先安排好的一个节目。他将她交给仆役，只简单地跟他们说，她有点歇斯底里，看来她得喝点水！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舞会，兴致看来还特别高昂。的确，从那一刻起，整个舞会的气氛更加欢乐，直到早上5点达到了顶点。我和马克斯·狄尔立大跳探戈，我借着探戈宣泄了那一晚狂野又矛盾的情绪。
太阳升起，舞会结束了，那位钻石女士独自回饭店，而洛翰葛林则留下来同我在一起。他对孩子们慷慨大方，为小艾莉卡生病而真挚担忧。他所做的这一切已经赢得了我的爱。
第二天早晨，他提议我们开船出去玩，那艘船已经改名了。我委托管家照料学校，带着我的小女儿一起出海，直奔意大利。
金钱会带来灾祸，有钱的人也快乐不久。
如果我早知道跟我在一起的这个男人心理状态像个被宠坏的小孩，如果我早知道我的言行举止都必须顺他的意，那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但是我当时太年轻也太天真，不懂得这些。我对他大谈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的思想以及世界大改造等等，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话会造成多大的恶果。这个男人口口声声说他爱我的勇敢与慷慨，但是当他发现他带到自己船上的人竟是个狂热的人时，他变得越发不安。他逐渐意识到，他的平和心智无法接受我的理想。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最糟糕的事，他问我最喜欢哪首诗。我高高兴兴地把我的床头书拿来，为他朗诵惠特曼的《大路之歌》[《大路之歌》是惠特曼的一首长诗，共15段，鼓励人们为伟大的目标而斗争、前进。]。我太过沉醉，完全没注意到这首诗对他起了什么作用。当我抬头看着他时，很惊讶地发现他一脸怒气，俊美的脸庞都变了形。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大叫着，“这个人绝对养不活自己的！”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对他大叫，“他憧憬着自由美国？”
“去他的远见！”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他对美国的向往只是那数十家为他赚大钱的工厂。但是女人真是奇怪，吵完了，我依然投进他的怀抱，沉醉在他粗野的爱抚之下。我还自我安慰，认为他很快就会张开双眼，看清一切，然后他会帮助我为民众的孩子设立那所伟大的学校。
在这期间，那艘大游艇就在蓝色的地中海中航行。
这些回忆历历在目，恍若隔夕：游艇上宽广的甲板，午餐桌上摆着水晶餐盘与银器餐具，黛尔蒂穿着白色图尼克到处舞着，当然我也沉醉在令人心旷神怡的爱河中。然而我一直觉得很不舒服的是，伙夫在机房里添加燃料，船上共有50名船员、船长和大副，这么大的开销仅仅是为了两个人的快乐。潜意识里，这段日子我过得很不舒服，每一天都是我舞蹈工作的损失。有时候，我会不恰当地将现在的这种豪奢的生活和终日宴乐、将自己沉溺在享乐之中而毫不在乎的情景，同我早年的痛苦挣扎做比较。然后我的身心会很快地爽朗，犹如黎明渐渐融化在正午的炽热炫目的光芒之中。我的圣杯武士洛翰葛林，也来一起分享这个伟大的感受吧！
我们在意大利的庞贝城停留了一天，洛翰葛林很罗曼蒂克地想看我在月光下在贝斯登神庙跳舞。他干脆雇了那不勒斯的一个小型管弦乐团，并且安排他们先到神庙等我们。但是那一天碰巧有夏日暴雨，一连两天大雨倾盆，游艇根本无法驶离港口，当我们终于抵达贝斯登神庙时，我们发现管弦乐团的人已经全身被淋透了，看起来非常狼狈，他们坐在神庙的台阶上，足足等了24个小时。
洛翰葛林叫人送来几打葡萄酒，还有一只烤羔羊，我们按照阿拉伯人的方式用手拿着羊肉吃。管弦乐团的人饥肠辘辘，吃喝过量，而且他们早已等得疲惫不堪，无法演奏。当天空又开始飘起毛毛雨时，我们都上了游艇，驶往那不勒斯。管弦乐团的人自告奋勇，要在甲板上为我们演奏。但是当船开始颠簸时，他们一个个脸色发青，只能回到船舱去了……
于是，月光下在贝斯登神庙跳舞的浪漫想法就这样完结了！
洛翰葛林想继续在地中海航行，但是我想起在俄罗斯有个合约，尽管很难拒绝洛翰葛林，但是我依然婉拒他的恳求，决定遵守合同。洛翰葛林送我回巴黎。他本来想和我一起到俄罗斯，但是又怕搞不到护照，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在我的车厢内摆满了花，我们依依不舍地道别。
与情人分离时，虽然我们可能因哀伤而柔肠寸断，但是同时我们却也觉得有一种解脱的奇怪感觉。
俄罗斯的巡回表演和往常一样相当成功，但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可能导致悲剧，不过后来以喜剧收场的事。有一天下午克雷格来看我，我几乎相信一切都不重要了——学校、洛翰葛林或别的事，再次见到克雷格这件事带给我的喜悦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对伴侣忠贞。
克雷格情绪很高，他正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剧院创作哈姆雷特的布景。那个剧院里的所有女演员都爱他，男演员也喜欢他，因为他长得俊俏，和蔼可亲，精力充沛。他不时对他们大谈剧场艺术，他们也竭力地理解他所有的想法。
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感到他依旧是那么迷人，那么有魅力。如果我当时不是带着一位可爱的女秘书，事情恐怕是另一种结局了。在我们就要动身去基辅的最后一天晚上，我设便宴招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克雷格和我的女秘书。席间，克雷格问我是否打算留下来同他在一起，由于无法立刻回答，他又像过去那样大发脾气，一把把我的女秘书从椅子上抱起来，带到另一个房间，把门锁上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时吓得要死，竭力劝说克雷格把门打开。当他看到劝说无效时，我们只好赶到火车站去，但是火车已经在10分钟之前开走了。
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到他的寓所，都感到沮丧，没精打采地谈了谈现代艺术，想把克雷格这桩事岔开，可是我看得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克雷格的这种行径感到很苦恼、很震惊。
第二天我乘火车去基辅。几天后我们回到巴黎，洛翰葛林就在那儿迎接我们。
洛翰葛林在伏日广场有一栋奇怪又阴暗的公寓。把我带到那里，躺在路易十四时代的床上，吻抱爱抚着我。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神经与感官可以有怎样的转化。我似乎以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崭新又令人振奋的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命。
他就像宙斯一样，幻化为各种形体，时而是金牛，时而是天鹅，然后又变成金雨，这股爱意似乎让我漂浮在波浪之上，被白色双翼温柔地爱抚着，在金云中被诱惑、被掏空。
那时我也逐渐知道巴黎所有上等的餐厅，所有餐厅的侍者都对洛翰葛林弯腰屈膝，仿佛他就是国王。所有餐厅经理争相取悦他，这也难怪，因为他就像贵族一样，花钱如流水。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不同的鸡肉烹调方式所形成的口感差异，还有圃鹀、松露和蘑菇味道的差异。实际上，我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已经苏醒，我开始懂得看葡萄酒的制造年份，我也知道哪一年酿的酒以及哪种原装的酒是品酒的最佳选择；此外我还懂得了许多以前忽视了的东西。
这时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最时髦的时装店，我深深被这些服装的材质、多彩的颜色、多变的样式，甚至还有各种帽子吸引住而不可自拔。我以前总是穿一件小小的白色图尼克，冬天就穿羊毛料子，夏天则穿亚麻料子；现在我居然开始订购这些漂亮礼服并穿戴起来。不过我倒是有个借口，那位裁缝师与众不同，简直是天才的保罗·普瓦雷[普瓦雷（1879—1944），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黎最时髦的女装设计师。]，他装扮女人的方式就像是创造一件艺术品。然而这对我而言，是一种从神圣艺术到世俗艺术的转变。
所有这些可喜之事都有另一面，我们好些日子都在谈论命中注定的病症——神经衰弱症。
在一个美好的清晨，我和洛翰葛林到布隆森林散步时，我在他脸上看到一种恍惚而悲伤的表情（我及时觉察到并开始担心他这种表情）。当我问他原因时，他回答说：“我母亲躺在棺木里的表情无所不在，不管我到了哪里，都看见她那张脸。如果一切到头来只是死亡，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
由此我意识到，富有与奢华都不会使人满足、快乐！有钱人反而很难在生命中做出有意义的事业。我总是看见有那么一艘船在港里，引诱我到蔚蓝的海洋上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