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赛宁带着怀疑的目光，什么也没说，而是大笑着走了出去。
不过，当晚叶赛宁出现在了车站的月台上。他没有喝酒，满面笑容。他是来与他的妻子道别的。
叶赛宁的到来，使邓肯深受感动，她劝他登车一同离去。
叶赛宁没有被说服，只是答应过一段时间在雅尔塔见面。
车轮转动起来，邓肯不停地挥动着围巾，直到叶赛宁的身影消失在她的视线里。但是，她没有看到的是，叶赛宁嘴里念叨的是：“一切都结束了，伊莎多拉，再见！”
邓肯先是来到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随后又到了巴库、梯弗里斯和巴图姆，她为当地人演出，教热爱舞蹈的孩子们跳舞。不过，尽管十分忙碌，她的脑海里始终无法驱散对叶赛宁的思念。自从在车站分手后，她曾给他写了许多信，打了许多电报，但却未收到他的只言片语。
邓肯辞别了巴图姆，乘船前往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因为叶赛宁在车站送别时曾约定在那见面。邓肯到达后，就给叶赛宁发去了电报。不久，一封回电到了，内容如下：
别再来信，来电报。叶赛宁同我在一起，不会再找你。别指望他再回到你身边。
加琳娜·宾尼斯拉夫斯卡娅[另一说法，电文如下：“我爱别人，已结婚，并快乐。”]
后来邓肯才了解到，那个名叫宾尼斯拉夫斯卡娅的女子并没给她打电报，是叶赛宁出于只有他自己才清楚的原因，写了这份电文，并签上了她的名字。
事实上，早在邓肯之前，叶赛宁与宾尼斯拉夫斯卡娅就已是情人关系了。1916年，在宾尼斯拉夫斯卡娅19岁时，她第一次见到叶赛宁时就被他的气质与才华吸引了。渐渐地，她对叶赛宁崇拜到了狂热的程度。叶赛宁的公开诗朗诵会，她逢场必到。随着交往的加深，她成了叶赛宁的朋友和情人，度过了二十年代初期一段平静和谐的时光。但是，叶赛宁遇到邓肯后，就离开了她。这次，叶赛宁与邓肯分手，又回到了宾尼斯拉夫斯卡娅那里，善良的姑娘重新接受了他。令人遗憾的是，两人的再次结合并没有保持多久，多情的叶赛宁又投入了他人的怀抱。1925年3月，宾尼斯拉夫斯卡娅家里举行了一次晚会，到场的客人中有一位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安德列夫娜。叶赛宁对她一见倾心。不久，叶赛宁与索菲娅结婚并搬进了索菲娅豪华的公寓。但令叶赛宁失望的是，婚后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美满，他觉得索菲娅缺乏同自己相匹配的艺术才识和见解，这让他变得更加抑郁。感情的接连失败让叶赛宁最后选择了自杀。1926年冬，在叶赛宁自杀后的一年，宾尼斯拉夫斯卡娅在叶赛宁的坟前举枪自杀。当然，这是后话。
话说回来，邓肯收到电文后十分悲伤。她想尽快赶回莫斯科，向叶赛宁问个清楚。然而，他的行踪不定，连他的朋友也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叶赛宁再次出现在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
一天下午，邓肯正在自己的房间与来访者闲坐，叶赛宁醉醺醺地闯了进来，向邓肯索要科尼奥可夫给他做的木雕半身像。邓肯拒绝将雕像在他喝醉的情况下交给他，要他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再来搬走，但叶赛宁根本不听。他将一把椅子拖到屋角，颤颤巍巍地站了上去，双手抱住雕像。由于椅子承受不住他和雕像的重量，他连人带雕像一起摔下椅子，跌落在地上。他摇晃着站起，蹒跚地走出房间。这便是邓肯最后一次见到叶赛宁的情景。
经过一冬的休养心情后，自1924年初，邓肯开始在乌克兰、列宁格勒、莫斯科几处来回游走，寻找演出机会和筹措学校的资金，辛苦备尝，但所获却不多。9月份，一份合同要求她到德国演出。然而，这份合同的背后其实是一场骗局，合同的对方没有付款给她，这使她陷入了更加困难的窘境——她四处流浪，居无定所，时常要忍饥挨饿，没有人能够帮助她。更令她痛苦的是报纸和评论家对她的非议，各国都以她的“政治关系”为借口拒绝给她签证。这时候，她想到了与叶赛宁离婚，在12月中旬给艾尔玛的信件中，她说：“在这里我无法从俄国大使馆领到护照，请想方设法为我搞到护照以及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离婚证书。愿上帝保佑他，但他不是个好丈夫。”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中，许多人对邓肯的求助表现得无动于衷。最后，还是她在美国的一位朋友凑了几百美元寄给了身处困境的她。她用这笔钱来到了布鲁塞尔，在塞西尔·索雷尔的帮助下，她拿到了签证，于1925年1月奔赴巴黎。3月份，邓肯随弟弟雷蒙·邓肯来到尼斯的工作室，她开始酝酿写一本回忆录。
1925年秋，邓肯从尼斯回到巴黎，她在闲坐中度日，等待转机的到来。她时常身无分文，三餐无保，日渐忧郁。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她的思想深处，还潜伏着建立学校、培养儿童的念头，她还想着创办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儿童的舞蹈学校。但是，由于资金原因，这个问题始终处于“被考虑”的阶段。
1925年年底，苏联传来了叶赛宁自杀的消息。12月28日（一说9月28日），就在列宁格勒安格特尔饭店5号房间——叶赛宁与邓肯度过了他们的第一夜的地方（一说是叶赛宁与前妻吉娜伊达度过初夜的地方），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他自杀的方式，有许多种说法，此外还有他杀的说法），并在临死前用自己的鲜血写了一首诗——《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
巴黎的各大报纸都报道了此事，并利用叶赛宁与邓肯在俄国和美国时的一些传闻大做文章，极度渲染。邓肯见后，向巴黎的新闻社去电，提出了严重抗议：
叶赛宁不幸的去世使我悲痛欲绝。他拥有青春、美貌和超人的天赋。然而他不满足于这些，他那富于冒险精神的心灵向往着无法达到的目标，他希望压倒那些市侩们。
他毁灭了自己年轻美丽的身体，然而他的灵魂将永远活在俄国人民以及所有热爱诗人的人们的心中。对于在巴黎出版的美国报纸上所刊登的一切无聊的不实之词，我提出强烈的抗议。我与叶赛宁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或离异。我万分悲痛地哀悼他的去世。
伊莎多拉·邓肯
艾尔玛从莫斯科来信，将叶赛宁的去世和下葬的情况通知了邓肯。邓肯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说：
谢尔盖的去世使我大为震惊，我痛苦了好几个小时。他似乎经历了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我自己也遭受了一系列的灾难，以致时常想到随他而去，不过我要走进大海而死。目前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还有一个对未来的计划需要完成。
心情平复了一些后，邓肯请来了一位速记员，在其帮助下写下了她的自传的部分章节；她还为将孩子们从莫斯科接到巴黎几次前往苏联使馆。当她发现她的自传的撰写及将孩子们从莫斯科接到巴黎的工作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她决定返回尼斯的工作室。
1926年11月24日，邓肯得知莫斯科法院鉴于她是叶赛宁的遗孀，确定由她来继承叶赛宁的财产（叶赛宁去世后，皇家贵族在全国出售他的诗作，赚到了一笔约40万法郎的财产）。不过，尽管邓肯身无分文，她还是在一份电报中声明她放弃了对叶赛宁全部遗产的继承权，并建议将其分赠给叶赛宁住在农村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因为她们比她更需要这笔钱。
邓肯没有放弃自传的撰写工作，并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重新富裕起来。终于，她在纽约的朋友帮助下联系到一家公司，该公司驻巴黎的代理人起草了一份合同，表示该公司同意为她的自传预付2000美元，如果原稿在1927年5月底前完成，还可另加500美元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