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特说，如果他心目中有上帝存在的话，这个上帝就是他自己。事实上，格兰特对于加入宗教组织并没有什么兴趣，身为卫理公会教徒的格兰特，年轻时很少去教堂接受洗礼，只是不定期地陪妻子去参加卫理公会的宗教仪式。格兰特的世界观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他严肃地看待现实，严肃地对待生活。虽然精神的某一方面的需要使他成为卫理公会教徒，但是他并不对上帝深信，他不依靠对上帝的祈祷而生活，而是依靠个人的努力而生活。
后来，格兰特不幸患上了癌症，在与病魔做斗争的日子里，华盛顿大主教区卫理公会派牧师约翰·菲利普·纽曼亲自来访问他，并且向报界宣布：自己应前总统的要求，已经给格兰特进行了洗礼。但是格兰特对此并没有表现出超乎理性的信奉与崇拜，他更坚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后来，格兰特的家人对媒体发表的言论给予了客观的回应，他们告诉记者，格兰特之所以接受了纽曼的访问和床前的祈祷，仅仅是因为出于对这位牧师的尊重与感谢，而不是对自己的生命失去信心。
格兰特的故事告诉我们，与其去相信命运，寄希望于别人，不如相信自己，做自己的主宰。职场中的人们，往往把自己事业的成败归责于机会、人脉、关系网等等外力因素，而忽视了来自于自己内心的强大动力。做自己的主人，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
心怀远大，坚守信仰
对于任何一个渴望成功和出人头地的人来说，野心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既能把野心放大，又能把目标缩小，脚踏实地地前行，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被一时的荣辱所牵绊，永远将目光锁定远方。
西点军校的领袖级人物、美国着名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小就非常崇拜亚历山大，他们之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麦克阿瑟从小立下壮志，要成为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他用一生的努力去追求这个理想，造就了西点的辉煌；亚历山大以其短暂的一生，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世界性奴隶制大帝国，年仅33岁的他，英年早逝，然而他气吞山河的壮志，却令无数的西点学子仰慕不已。
亚历山大从小就非常热爱学习，对任何事物都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他的老师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老师的启发下，他对医学、自然现象、物理学、地理学以及动物学都非常感兴趣。可以说，他对老师的崇敬与敬爱甚至胜过了自己的父亲。亚历山大觉得，父母仅仅是生育他的人，给了他生命；而老师却给了他精神上的信仰，满足了他强烈的求知欲，并且教会他怎样做一个高贵的人。
有一次，他在阅读《荷马史诗》时，亚里士多德走过来问他：“亚历山大，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亚历山大毫不犹豫地说：“我希望长大以后，有我祖先们的业绩。我要率领大军，走到世界尽头。”
亚历山大从小就对世界版图怀有好奇心。有一次，他向延臣问道：“马其顿的背后是什么？”廷臣告诉他：“是群山。”他又问：“群山的背后呢？”廷臣又告诉他：“是海洋。”亚历山大继续问：“那么海洋的背后呢？”廷臣一时回答不出来，觉得这孩子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又有一次，亚历山大负责接待波斯的使臣。波斯是亚历山大一心想征服的亚细亚庞大帝国。于是，他友善地接待了这位使臣，详细询问了波斯国的长度和界限。波斯使臣觉得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因为他不像同龄的孩子一样，只对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感兴趣，而是问这样有深度的问题，于是惊叹道：“这个孩子才真是一个伟大的君主，而我们的国王只不过徒有钱财而已。”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也是个鼎鼎有名的英雄，他领导马其顿军队所向披靡，将属于希腊的三十多个城邦国家先后征服，尽管如此，腓力依然没有偃旗息鼓，他又吹响了向希腊内地进军的号角。
年幼的亚历山大一直随父驰骋在战场上，18岁生日那天，马其顿的全体将士为他庆祝，开怀畅饮，一片喜庆场面。然而，宴会的主人亚历山大却心事重重，他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宴席，来到海边，倚石而坐，望着滚滚的海浪默默出神。他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功勋卓着而感到欣慰和自豪，而是为自己的未来而深思，为自己已经到了成人的年龄，却还功名未就而感到失落，他不由对着大海出神，叩问自己的内心，何日才能称霸世界？
20岁时，亚历山大终于继承了王位，成了马其顿的国王，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征服希腊，远征庞大的波斯帝国。
亚历山大在进军小亚细亚的途中，凭吊了戈尔狄翁城的神庙，拜谒了庙里的一件圣物——古代米达斯王的战车。车主在车辆上打下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绳结，并预言说，谁能解开绳结，谁就能成为世界之王。亚历山大满怀希望，十分激动地动手解这个神秘的绳结，然而他累得满头大汗还是没有解开。亚历山大又气又怒，便一剑将绳结砍断，可见他称霸世界的野心是何等强烈。
对于任何一个渴望成功和出人头地的人来说，野心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既能把野心放大，又能把目标缩小，脚踏实地地前行，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被一时的荣辱所牵绊，永远将目光锁定远方。
恪守信仰，绝不妥协
信念的建立可能在一念之间，而坚持却需要用一生的执着才能完成。如果没有米切尔和他忠实的追随者，没有他们不顾个人得失的无私奉献，美国空军的历史或许将不会完整。因此，我们在确定自己的职业信仰的同时，一定要做好一切与外界压力做斗争的准备，以极大的勇气坚持自己的信仰，绝不轻易妥协。
在美国空军的发展史上，有几个关键性的人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空军上将亨利·阿诺德、空军第一任参谋长卡尔·斯帕茨、空军参谋长戴维·琼斯等。为了发展保卫空中力量，这些人无私奉献，不计得失，他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在个人利益与空军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以空军利益为重，并且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声誉将会受到多么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美国并没有独立编制的空军，有限的一点儿空中力量也隶属于海、陆两军。1925年，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并且成为美国建立独立空军的转折点。7月1日，美国海军接连发生了两起飞行事故。约翰·罗杰斯和其他四位机组成员在从旧金山到火奴鲁鲁的飞行途中遭遇空难，行踪不明。舆论普遍认为，飞机失事的主要原因是逆风飞行，燃油不够。7月3日，生死未卜的罗杰斯和其他机组成员还没有被搜寻到，就在此时，美国“圣南多”号飞艇又遇上风暴，指挥官和14位成员全部罹难。有消息称，飞艇指挥官本来因天气不良拒绝飞行，但指挥部强迫执行命令，更糟糕的是，海军部长对死难者漠不关心，宣称这两起事故恰好证明了美国不会受到来自空中的威胁。这些麻木不仁的话激起千层浪，激怒了空中力量的倡导者和众多死难者的家属。
当时，米切尔正在圣安东尼奥执行任务，第二天就对媒体宣称，追认罗杰斯和他的机组成员为“烈士”。7月5日，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了多年来他与上司之间的分歧。他指责说这些不负责任的海军领导，“令人震惊的事故……完全是无能、罪恶的无知和战争部与海军部对国防近乎背叛式的管理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的声明震惊了整个国家，陆军不可能让他轻松过关，因为这件事对陆军士气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但他敢于迎接闪电般的轰击。在纪律严明的部队里，米切尔的这一犯上举动，将使他面临被告上军事法庭的危险。支持米切尔的辩护者指出，军事法庭是参谋部长期以来对米切尔进行迫害所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在把米切尔送上军事法庭之前的几年里，米切尔一直被警告，如果他不停止建立空军的努力，就会被逐出现役。
米切尔此举意在迫使国会进行深入调查，以便使他一直在进行的用进步的和富有远见的政策来取代陈腐的现行政策。米切尔公然提出，这些事故是由于军事航空业掌握在位高权重的“蠢货们”的手里，这些人“对飞行一无所知”，把飞行员当做愚蠢和错误选择时机的一场冒险的“人质”。
按照程序，军事法庭将会给米切尔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提出的指控是合理和有根据的，否则他将被逐出现役。在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他只能依靠既定的法律程序要求官方证人出席。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各种矛盾摆到桌面上。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决定起诉米切尔上校，罪名是危害秩序和部队纪律，违抗命令，公然蔑视上级。
整个国家都在关注这件事。争议的焦点围绕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是否应组建统一的空中部队，即一支独立的空军。
2.陆军和海军的保守势力是否妨碍了航空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3.在晋升和薪金方面是否存在对陆军航空军官的歧视。
4.空中力量对陆战和海战有多重要，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辩护中，米切尔指出：“在陆军里，我们没有空中力量，什么也没有，没有物资（指飞机和装备），没有人员（指飞行员、观测员、射手、机械师），也没有行动（指使用航空力量的方法）……我们的飞机在烂掉，它们很危险，不能完成现代空中力量的任何任务。”
米切尔试图让公众相信，问题出在“空中事务由陆军和海军掌管，由那些不懂飞行的军官在处理、管理和控制。他们对飞行近于无知，却武断地认为空中力量只不过是他们当前活动的一个辅助性的东西，而不是国家军事机器的一个主要力量。他们关于空中事务的证词几乎一钱不值……发展空中力量的声音在被听到之前就被压制了”。
接着，米切尔将矛头指向美国陆军招募和训练机械师的体制。他认为这个体制简直糟透了，陆军在用飞行员的生命来训练机械师。米切尔还预见性地提出，不仅要建立独立的空军，而且要将战争部和海军部重组为国防部，陆、海、空军都将是统一的国防部的下属机构。
米切尔的攻击引起了复杂的反应。某些不拥护米切尔空中战略构想的军官对他指责上级无能、无知和叛国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相信上级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内心都希望美国的安全尽可能获得最好的保障。
新闻评论就不只是不友好了。《纽约时报》评论员尖刻地指出：“米切尔上校不过是想出名，他认为自己应该出名，甚至还抱有幻想，错误地认为这样做会为他增添光彩，会赢得那些通情达理的人们的敬意。”评论员文章还指出，“他的话将破坏他曾经拥有的尊重”。
然而，米切尔拥有忠诚的支持者，他们相信米切尔的事业。其中有两个人为米切尔出庭辩护，他们就是毕业于西点军校、后来成为二战时期美国空军最重要的领导者——阿诺德和斯帕茨。尽管他们两人都受到警告，不得出庭作证，否则将危害他们的前途，但他们对此不予理睬。
1925年，已是少校的阿诺德在军事法庭上勇敢地为这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同仁辩护，为了维护米切尔，他表现出了超凡的勇气。阿诺德的陈词进一步证实，陆军和海军人员向国会提供了错误或虚假的信息。阿诺德指出，他的上级无视当前外军装备飞机的情况和外军把空中力量作为单独军种的最新情况，向国会提供了起误导作用的信息。
然而，军事法庭最终确定米切尔有罪，但阿诺德并不打算放弃战斗。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最先试图把战斗继续下去的是赫伯特·达吉少校和我本人。在华盛顿服役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在国会和媒体中间有许多朋友，我们继续到比利·米切尔的家里去，也继续到国会山去，不停地写信，坚持战斗。案子已不得人心地结束了，传统势力不会允许我们这些小卒继续跳下去。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柯立芝总统本人是主要的原告。我们被召去就是对改变航空部队地位的不正常通信问题做出解释。达古少校遭谴责，被开掉了；我呢，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被流放了。”
导致阿诺德被流放的事件发生在对米切尔进行审判的一年之后。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一篇暗地里传播了很久的文章，这篇文章高度赞扬了航空部队，批评了陆军参谋部。艾拉·埃克上尉说：“陆军总检察官追查出文章是阿诺德写的。他使用了政府的打字机和纸张，被指控不正当地使用公共财产用于有预谋地针对陆军的犯罪活动。总检察官建议将阿诺德送交军事法庭。在帕特里克将军的斡旋下，阿诺德被解除了航空部队参谋的职务，被赶出华盛顿，沦落到堪萨斯瑞利堡担任一个航空小队的指挥官，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
流放到瑞利堡本该意味着阿诺德的前程就此完了，然而，他还是继续暗中为米切尔的主张进行游说。他从1920年到1931年一直是少校。为此他虽感到泄气但仍拒绝了好几个报酬丰厚的民航职位，因为他不想在遭到责难时离开。在米切尔受审之前，阿诺德就已经在组建后来的泛美航空公司，并且拒绝了担任这个新航空公司总裁的机会。
对米切尔的审判使航空兵分裂成了两派——为米切尔辩护的一派和反对的一派。前一派人起初吃了苦头，但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终于占了上风。
这次审判使阿诺德在政治上成熟了起来。他意识到，米切尔建立独立空军的主张在军队、公众和国会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于是他集中精力在各个层次上广交朋友，以便获得这种支持，并终于在1947年帮助美国建立了独立的空军。
信念的建立可能在一念之间，而坚持却需要用一生的执着才能完成。如果没有米切尔和他忠实的追随者，没有他们不顾个人得失的无私奉献，美国空军的历史或许将不会完整。因此，我们在确定自己的职业信仰的同时，一定要做好一切与外界压力做斗争的准备，以极大的勇气坚持自己的信仰，绝不轻易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