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目前政府投人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不仅是交通运输及商业的比例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投资比例也很低，如1991年农、林、牧、副、渔基建投资仅占国民经济各行业基建投资4％，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关键的教育文化业的基建投资仅占5．6％。可见，只有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国家财政收入，才能解决国民经济各行业基建投资总额及交通运输业、商业的投资总额及投资比例。
其次，哈佛说，政府要逐步改变“重二产业，轻一、三产业”的旧观念。这是使国民经济各行业投资结构合理化，并使交通运输网络及商业网点布局合理化的关键因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固然是保证国民经济各行业基建投资总额提高及其投资结构合理化的前提，但如果没有政府正确的产业政策及投资政策，很难实现国民经济各行业基建投资比例的合理化。尤其是我国目前社会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的格局，更需要慎重安排投资问题，既重视二产业的投资，也要重视按比例对交通运输及商业的投资，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地发展。
再次，哈佛说，实行多元利益主体投资，以便迅速改变中国交通运输业及商业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格局。中国目前经济实力还不强，国民家财有限，仅靠国家投资来发展交通运输业及商业，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交通运输及商业落后的格局，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地方及企业成为利益投资主体。
如果说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只有一个利益主体——中央政府，那么，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多元利益主体，即不仅中央政府是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及各企业都成为利益主体，从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各企业都成为投资主体。多元投资主体体现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原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经济建设中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它能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多方面的投资积极性。
实行多元主体投资，就交通运输业，尤其以铁路运输而言，应从原来中央独家修路转变为以地方铁道部门为主联合修路，并鼓励外资、农民投资参加修建铁路和公路。
凡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全国主干铁路由中央统一规划。跨省铁路可由铁道部门和各省市联合修建，国务院则加以协调。各省内铁路及公路应由地方投资修建。交通运输的集资也可以实行多元化，如国家投资、地方投资，或发行债券、发行股票、引进外资，还应当建立铁路银行来筹措国内外资金。加速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实行多元主体投资，就商业而言，商业机构及商业网点的建立和发展，应当坚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各企业投资相结合的原则，并突出以地方和企业投资为主的方针。因为商业投资相对交通运输投资量要小，各地政府可以通过从财政收入中抽出一定资金投入商业网点建设。国营商业企业、集体商业、中外合营商业及个体商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发行股票等方式筹措资金发展商业。国营商业企业可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规定，享有投资决策权，并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地区规划，以留用资金和自行筹措的资金从事生产性建设。能够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的，由企业自主立项，报政府有关部门立案并接受监督。这一条例虽然是针对工业企业而制定的，但它仍然适用于国营商业企业。关于集体所有制商业、中外合资商业企业、个体商业则完全自由选择筹措资金的方式来发展商业。
最后，哈佛又说，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发挥多元利益主体发展交通运输及商业的积极性。要发挥多元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必须深化交通运输业经营管理体制，深化商业体制以及深化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概括有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哈佛指出，深化交通运输部门体制改革，这里着重阐述有着深化铁路运输行业的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铁路运输企业具有同工业企业不同的生产特点，即铁路具有高度集中、大联动机、半军事化的特点。
因此，从总体上看，铁路运输企业需要集中统一管理，但是在经营方面可实行分层管理，放开搞活，使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分局从管理体制上体现统分结合。铁道部要强化宏观调控，下放日常管理，如运输指挥权、大项目的投资决策权、行业政策控制权应当掌握在铁道部手中，日常的经营管理可以是铁路局为主，铁路分局为辅。
要实现中央、地方、乃至全民都重视铁路运输的建设和发展，必须破除旧的习惯势力及传统观念的束缚。因为长期以来，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的运输行业一直实行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和政企合一的体制，因而形成了许多根植于单一计划经济之上的传统观念，只把发展铁路运输业视为公益事业，并由国家全部投资建设。
但面对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铁路运输业，应当被视为既具有经济性又有公益性，并采用多种途径筹措资金，以迅速改变中国目前交通运输网络落后及布局不合理的状况。
第二，哈佛指示，深化商业体制改革，逐步改变商业网点落后及其布局不合理的格局。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未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实质上的独家经营发展成为多种成分并存的格局；从原来对粮、棉、油等实行统购派购政策，对日用工业品实行统购包销政策，转变为取消对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及日用工业品的统购销政策；扩大商业企业的自主权，初步试行政企职责分开，即把作为政府机构的行政部门同作为经济实体的商业部门在组织机构上分开，同时把商业行政管理职能同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在职责上分开；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也进行了内容丰富的改革，诸如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对小型国营商业企业实行“改、转、租”的政策，对少数大型联合企业实行股份制试点，农村供销社由“官办”向“民办”的转化；建立贸易中心，促进批发商业体制的改革；实行了放开经营、放开销售、放开用工及放开价格的方针。商业体制的上述改革为调动广大商业企业经营自主权，推动商业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哈佛说，为进一步促进商业网点的发展及其布局的合理化，一方面要深化商业体制改革，除进一步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外，应当扩大股份制试点，使产权明晰化，责权利分明，使商业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经营者，使国营商业企业真正成为投资主体，以实现自我发展、自我扩大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迅速发展集体所有制商业及适当发展私营商业，甚至可以适当地引进外商在国内建立商店，使这些非国有商业成为发展商业的重要力量。
第三，哈佛说，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逐步建立起层次化及网络化的商业网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网点的布局是建立在对各地区的人口、购买力变动，广大居民的消费特征的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并通过各种有关的宏观政策对其实行宏观调控而实现的，其商业网点的布局做到了统筹规划，层次分明。
如美国零售商业网点布局有如下层次：城市中心商业区，设在城市的交通枢纽；地区购物中心，这是适应城市人口分散、城郊人口迅速发展的要求；社区购物中心，它比地区购物中心的营业范围小，一般设于城市附近；靠近购物中心，这是设立于广大居民区中，是数量最多的一种购物中心；商业集群，主要是以完备的购物、系列服务及娱乐设施吸引广大消费者。
诚然，美国的国情同中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异，但它设置商业网点层次分明，适应不同居民的需求，配置网点有序等经验值得借鉴。
哈佛指出，近年来，中国零售商网点总量有了巨大的发展，但缺乏科学的有预见的总体规划，许多城市网点设置缺乏层次结构。许多城市只建设了少数市级商业中心，既没有行业配套较齐全、服务功能完备、商品配置较丰富的区级商业服务网点，也没有在居民小区设立为居民提供多种商业服务的小区商业群。同时，在某些中等城市甚至小城市，设立数个大型商店，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流动人口，而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针对中国零售商网点设置存在的问题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中国零售商网点的发展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A．哈佛说，实现零售商业网点布局层次化及网络化。商业网点的布局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又要实行政府的宏观调控原则。
如大城市进行零售商业网点建设规划，要重视其布局的层次性，第一层次是设备先进、产品齐全、服务优质的高级商业中心；第二层次是行业配套完善、商品丰富、服务齐全的区级商业中心；第三层次是建立一批具有多种服务功能、并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居住区商业中心；第四层次是建设便利广大居民的商业集群。
对每个层次商业网点配置的数量和规模的设置要适当，这必须根据服务地区居民人数，流动顾客流量，人均实现的商品流转额，每平方米营业面积应实现的商品流转额等因素进行综合测算。
B．哈佛说，通过实现大型零售企业的集团化及股份制，不断解决生产和消费水平提高与商业企业组织程度低下之间的矛盾。
因为实行集团化有利于生产与经营要素的合理流动及优化组合，有利于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及先进管理方法，有利于建立市场营销管理信息系统，有利于企业融资，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在实行企业集团化的同时，要重视试行股份制，这是产权明晰化的最佳途径，也是企业筹措资金主要方式，也将有利于商业网点的迅速发展。
C．哈佛说，商业企业面对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必须实行战略转移。
一是要改单体型企业为复型企业，在规模上占优势。在计划体制下，零售商企业是靠政府行政纽带联结的单体型企业，并完全靠政府投资发展，而在整个国家基本建设投人中，对零售业投资微乎其微，从而导致了中国商业网点严重不足及单体企业发育萎缩。面对目前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及扩大企业规模便很重要了。因此，应当集中优势资金，重点拓展规模，长线投资与短线投资相结合，本市布点与外埠布点相结合，把拓展复合型企业作为目标。
二是改单一经营为多元化经营。
如果说过去在旧的商业体制下，商业企业经营是按行业归属关系进行划分，不允许搞多元化经营，如过去经营百货不能经营饮食，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行业之间相互封闭的界限，加之广大消费者消费的多元化，要求商业企业经营实行多元化经营。现在许多大型零售企业都在商场内开设小型餐饮、咖啡厅、酒吧等娱乐性设施，这不仅是为了追求盈利而作为企业之间竞争的手段，同时也是为了招徕顾客，满足顾客多种需求，追求间接的综合效益。
要使商业网点能适应广大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应当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零售为本，全方位发展”的战略，即除确保零售业外，还可设加工工业、房地产、证券、贸易、储运等跨行业经营。这些全方位发展战略能有力地推动零售业主体的发展。
D．哈佛指出，通过实现中小零售商的专业化，提高商业企业的经营效益。目前，中国零售商机构中，中、小型商店居多数。如1989年，平均每个网点的从业人员数为2．42人，其中国有零售商业为13．17人，商业部系统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上的零售机构公177个，仅占国有零售商店总数的0．066％。不仅如此，中、小零售商店专业化程度很低，原来的许多专业化商店现在也变为“综合经营”，使这些商店失去经营特色而陷入困境。
E．哈佛指出，零售服务自动化及网络设施现代化。零售服务自动化可方便居民购买、提高企业资金流转速度。网络设施现代化则要求运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实现市场信息网络化，这有利于企业把握商流、物流、信息流及资金流动动向及发展趋势，从而推动商业流通的系统化及高效化。
第四，哈佛说，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冲破地方分销渠道彼此封闭割据的格局。原来实行的财税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出来。原来实行的财税制明显带有收入向地方倾斜的特征，造成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致使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不断弱化，同时使各地财力分配不公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地方利益固定化，相互之间自成体系，形成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全国统一、开放、竞争市场体系的形成，从而影响了企业跨地区自由选择分销渠道。
因此，应当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方向，实行分级分税财政体制，即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及相应支出范围，同时按照税种划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应地要分设中央和地方税务机构，保证中央税种和共享税种由中央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共享税收入按比例分给地方，地方税种由地方税务机构征收。
总之，通过财税体制改革，不仅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使中央和地方均有较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通过企业所得税等税制改革，使企业之间实现公平的竞争，并且改变地方政府“分灶吃饭”，只顾地方利益，不顾中央利益的地方保护主义，从而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市场体系的形成，使各企业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自由选择分销渠道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