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小雅”中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它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订。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的事实，是无疑的。《诗经》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
《诗经》依据音乐内容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诗歌中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后人也把“风、雅、颂、赋、比、兴”称为《诗经》“六义”。“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共160篇；“雅”分为“小雅”74篇、“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赋是采用直铺陈叙、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的手法；比就是比喻手法；兴又多称为“起兴”，是对诗歌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作用，用于一首诗的开头。
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西汉前期已有“楚辞”这一名称。由于楚辞作品中以屈原的《离骚》最为著名，故有人以“骚”代称楚辞。西汉末年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汇为一集，定名《楚辞》，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楚辞作品专集。楚辞的直接渊源是江淮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歌谣，同时也受到北方文化的某些影响，到战国中期经屈原等人加工、改革和扶植，成为一代文学样式。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在屈原之后，还出现了宋玉、唐勒、景差等后起之秀。楚辞的特点是引用方言词汇大量描绘楚地山川物产、习尚风俗、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即“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语），地方色彩相当浓郁。楚辞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诗经》交相辉映，同工异曲。《诗经》基本上是中原文化的产物，其思想情调和艺术风格不能不多少染上宗法社会“非礼勿动”的色彩，而楚辞作品则显示了人神混一、任情率真、直肆泼辣、不拘礼俗的氏族社会遗风。《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及其象征意蕴比较单纯，而楚辞作品“香草美人”式的比兴与奇异的想象和拟人手法充分结合，构成了更强有力的艺术内驱力。《诗经》中作品多为四字句；楚辞作品每句字数不等，句中句尾多用语气虚词以协调音节，和前者的整饬相比较，更显得起伏回宕，摇曳多变。《诗经》较多关注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开后代现实主义文学先河；楚辞作品抒情火热逼人，绘景斑斓多彩，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摇篮。自古“风”，“骚”并称，可见楚辞地位之高和影响之大。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收在《楚辞》中。全诗共373句，2400余字，为中国古代最长的自叙性抒情诗，以前也常被用做屈原作品的总称。关于篇名的含义，古今看法不一。司马迁释成“离忧”，班固解作“遭忧”，王逸注为“别愁”。作为长篇宏制，《离骚》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全诗大约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起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从自己的身世、品质、抱负写起，回忆往昔勉力自修，辅助楚王革新政治以图救民于水火，然楚王偏信谗言，自己终于被疏见放的遭遇，表明自己坚持理想和原则，绝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第二部分（从“女媭之婵媛兮”到“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借女媭之劝告，陈词于“重华”，列举古代兴亡盛衰的史实，申述自己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而后准备神游宇宙、“上下而求索”，表现了追求理想、探索真理的执著精神。第三部分（从“索藑茅以筳篿兮”到末尾）写自己在天门不开、陈说无路之后，转而请灵氛占卜，巫咸降神来释疑解惑，寻觅新的希望。在得到启发之后，诗人神游天上，感到无限舒畅自由，但忽在灿烂的阳光中瞥见故乡山河，顾盼眷恋不忍离去，最终怀着矛盾痛苦的心情准备以投水自杀的方式为正义事业和自己的人生理想殉节，并得到精神上的解脱。《离骚》是屈原用生命和热血熔冶成的伟大诗章，不仅思想内容深厚感人，而且艺术形式相当完美。作者大量借取古代神话传说，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采用铺叙夸饰的写法，把幻想和现实、历史和神话交织起来，宛如一幅色彩绚烂的画卷；广泛运用“香草美人”式的比兴和拟人的手法，把丰富的情思化作一连串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在语言上辞藻华美，音节错落有致又富于变化，还广泛地采纳了不少楚地方言词汇。这些特点为其后兴起的辞赋文学奠定了基础。诗中体现出来的现实批判精神和积极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后代无数作家所继承，并形成一种优秀传统。
先秦历史散文
我国历史散文产生于殷商前夕。当时史官分左史、右史等，一般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各有所司。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殷商到春秋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作，文字古朴简洁；第二阶段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代表作是《左传》和《国语》，此时的创作，既记言又记事，言事相融，记事曲折，写人生动，富于文采；第三阶段是战国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作，它采取国别体，吸取《左传》、《国语》的创作技巧并加以发展，使历史散文发展到新的高峰。
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简到繁，由质而文，由片断的文辞到较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写人。从现存先秦的几部重要史籍看，主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当时文史哲界限不清，人们的思维还带有文明史初期具象思维的诸多特点，因而其历史散文带有极强的文学特色。其特色表现为：大都注意将神话、传说渗入史籍，使历史事件故事化；注重描写与人物特征刻画，使历史人物形象化；对事件进行褒贬评价，使记叙记言声情并茂。先秦历史散文的体例与艺术，对后世史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都有重大影响。
先秦诸子散文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横议，著书立说，蔚为风尚。当时主要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家十家。先秦诸子散文指的就是这一时期诸子百家阐述各自对自然对社会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哲理性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围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有《孟子》、《庄子》，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鸿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先秦诸子散文具有鲜明的特点。在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在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从语录体的有观点无论证，发展为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的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史记》
《史记》是西汉司马迁所著的一部历史著作，原名《太史公书》。全书共130篇，52万余字，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体，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3000多年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先河。《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同时也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司马迁以艺术大家的生花妙笔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塑造了数以百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项羽，贪婪无赖、巧于权谋的刘邦，好大喜功、专横武断的汉武帝，屈己待人、礼贤下士的孟尝君这样的统治阶层的人物，也有像御者之妻、乡间漂母、守狱吏卒、卖浆贱民这样的下层平民。《史记》还善于描写战争场面和激烈的斗争环境，如充满惊险意味的鸿门宴、洋溢着悲壮气氛的垓下之围等，这些都成为后代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史记》的语言朴实生动，自然准确，充满感情色彩。难怪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为汉乐府中最长的叙事诗，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但篇名原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小序概述了故事内容：“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伤之，为诗云尔。”《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焦仲卿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反人道的本质，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和为爱情而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表达了人民争取婚姻自由和生活幸福的强烈愿望，具有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此诗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成就，不仅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丰满、生动、富有立体感，而且次要人物的性格亦写得鲜明。全诗的故事情节跌宕曲折，充满戏剧冲突，语言朴素流畅，以抒情的笔调叙事，且运用了民歌铺张和渲染的手法，从而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叙事诗的峰巅之作，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中的不朽名篇。
《洛神赋》
三国时曹植的一篇著名抒情赋。据序文所言，作者于黄初三年（222年）从京师回封地，途中渡洛水时有感于“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而作此赋。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历来看法不一。有人说曹植所梦宓妃即曹丕甄后，怕是妄测之论。清代有人认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曹丕）”，“纯是爱君恋阙之词”，似有几分道理。这篇赋用浪漫手法刻画洛神宓妃纯洁多情的性格，抒写对洛神的一见钟情，与洛神相会的无限欢愉，以及人神相隔难得如愿以偿的极度惆怅，其抒情气氛十分浓郁，给人以若真似幻的美感。此赋艺术成就极高，尤其是描写洛神外貌一段，颇多传神之笔。
《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为东晋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诗》的前记，创作年代不详，一般认为是诗人晚年的作品。作品描绘了一幅诗意盎然的理想社会图景，这个社会平等自由，无君臣贵贱之分，无徭赋战乱之苦，男女老少在“良田美池”里“怡然自乐”地从事农桑生产，家给人足，社会风气淳厚朴实。这当然只是作者构想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但它的美好恰巧反衬出陶潜所处社会的黑暗污浊。这个世界不仅是作者社会政治理想的形象说明，也是封建社会劳动农民憎恶君权统治、渴望自由生活的普遍心理的曲折表述。此文构思奇特，结构巧妙，是我国古代的散文名作。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为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刘勰撰写的一部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四个重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之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全书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粗略统计，全书论及的文体计有59种，而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文体竟达44种，占文体总数的3／4。
《滕王阁序》
唐代王勃作，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一名《滕王阁诗序》。滕王，即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李元婴。李元婴任洪州刺史时建此阁，后因其被封滕王，故人又称此阁为滕王阁。阁址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为当时名胜。全篇先描述滕王阁所居地形之雄、人物之异以及与宴的宾主之美，次写登上滕王阁所看到的景色之胜，接下来抒发报国之愿和“无路请缨”之感，最后以七言滕王阁诗作结。全篇对仗精工典雅，语言华丽流畅，音韵协调铿锵，是一篇脍炙人口的骈文名篇。
关于这篇骈文，曾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洪州都督阎伯屿重修此阁后，在这里大宴宾客，他让女婿吴子章预先构思作序，准备在宴会上向众宾客夸耀其才华。时王勃前往交趾探视父亲，路过南昌与宴，当阎伯屿假意请众宾作序时，王勃毫不谦让，当即应命授笔。阎伯屿很不高兴，王勃每写一句，阎伯屿都让人暗中报告给他，当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伯屿也不禁叹道：“真是个天才！”
《古镜记》
隋末唐初小说，是唐传奇的代表作品。据唐代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和《太平御览》，作者当为王度。王度生卒年不详。隋大业初为御史，大业八年（612年）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九年，出兼芮城令。大业末写作《隋书》稿未完成，约于唐武德初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