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某年某月，我养成了中午小睡的习惯，似乎进入有闲的阶层了，实际上非也。我的安眠一向难得，中午小睡，当然是浅薄的。我极怕干扰，然而这时候，偏偏总有电话打来。佳人的电话，往往是等而不到，可那些聊客的电话，却十分奇怪，它们竟永远得以通达。世间的事情往往如此，我已经见证的多了。
对于那天中午的小睡，我开始抱着很大的希望，因为我处理了种种事务，心静如水了。朦胧之中，一个段先生打来电话，我确实有一点儿恼火，不过他告诉我，他要拍摄一部电视片，是关于三线学生的，希望我能加盟。他指出我的任务是参与剧本写作，这是多位作家都想干的，但他却不给。非常明显，我是受到器重了。问题是，我早就有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其他事情，我将执意不做。然而面子是中国人一个古老的存在，而且我毕竟属于庸俗之辈，计算着可以落一个人情，收获一堆素材，迅速取得一笔稿酬，我便答应工作，时间是三个月。段先生为我请了假，随之我便愉快地上了他的车，游走咸阳，穿梭西安，寻找当年那些三线的学生。此时此刻，我很有一点轻慢，什么是三线，我依然一知半解。
心都是肉长的，而且我的心从来就没有麻木，偶尔会有一点儿悲凉，不过只要碰撞，它就激动。一旦激动了，我固有的一种凌厉便将脱缰而去，这是我所清楚的。
杨广智所讲的故事强烈敲击了我的心，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得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三线，三线学生及其行为，及其遭遇，及其命运，都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内容和人生课题，从这里，可以挖掘一代青年曾经有的信仰和怀疑。杨广智所讲的故事一下激活了我的灵感，激情开始像血一样在我身上涌动。他是在一家钢铁厂办公室讲其故事的，他的几个战友在座。这些战友皮肤黝黑，神情严肃。杨广智大约四十五岁，大拳在握，长发盖额，一只眼睛炯炯闪着神光，但另一只眼睛却是黑的。他说：
“那时候，我们连有一百二十人，我二十岁，是年长的了，其他学生才十六岁十七岁，都是孩子。我做木工，他们打隧道。打隧道当然艰苦，而且很危险。然而不打隧道，襄渝铁路就不能通车。那天是永远清晰的，那天我正在箍桶，一个学生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我，隧道塌方了，要赶快救人。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是谁遇难，清检之后，发现少了两个，其中少了我的邻居李伯文。他那年十五岁。离开西安之际，他父亲嘱托我照顾他的儿子。谁知道到三线来才半年，李伯文就走了！他在推翻斗车时塌方的石头把他砸倒埋住了。学生像疯了一样扒着石头，几乎所有的手指都磨烂了。一片起落的石头之声，夹杂着谁的抽泣，然而没有李伯文的呼叫和呻吟。终于在灰渣之中露出了一角棉衣，接着，露出了李伯文的脸，脸已经被挤扁，被闷青了。我抱起他，他竟软若稀泥，但头却嚓嚓地响着，像碎片似的。实际上他已经死亡了，然而学生不忍，不愿意，他们哭着，仍要送他到医院去让大夫抢救他。这当然是幻想。棺材是我做的。应大家的要求，连长同意我在仓库挑了一根圆木，九个人，熬了一夜，把棺材做成了。李伯文的尸体停放在一间平房，我参与给他擦身穿衣，是部队给的一套军装，不过没有领章帽徽。其他同学都跪在李伯文周围，眼睛全哭肿了。我一边擦身穿衣，一边念叨：伯文你好走，伯文你好走。他仍是一个孩子，还未完全发育啊！恕我不敬，他的生殖器那么小，还是光的，连阴毛也未长，这使连长大动恻隐之心，连长扶着墙哭得泪流满面！李伯文的父亲来了，他趴在儿子的身上看着儿子的脸，腿在发抖。入殓的时候，是我封的盖子，想着他几天之前还活蹦乱跳的情景，我的锤子砸不下去，怎么也砸不下去。连长催促我，便敲钉子，我哭着说：伯文，你要走了！你躲钉子，你躲钉子！你好走啊！其他学生都在棺材旁边喊着：我们不忘你！伯文我们不忘你！墓坑是学生用钢钎打的，打得方方正正。一群刚刚离开校园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寄托自己的哀思，只能凭心意这么做了，他们把墓坑打得真是方方正正的。葬埋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学生。棺材先是一辆汽车拉着，后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改为由学生抬着棺材上山。实际上棺材是从学生的头顶飘过的，仿佛不把棺材抬过头顶就对不起伯文似的。有人将土踩到了墓坑，想到伯文是讲究卫生的，我立即跳下去，因为没有簸箕和扫帚，我便用手一掬一掬地掏土，我想，伯文要呆在这里了，那就要让他干干净净地呆在这里吧。最艰难最痛苦的是给墓坑填土，要把棺材埋住，当时谁都不愿意拿起锨，不想让土盖了自己的同学。没有办法，领导只好让部队的士兵填土。一个坟堆很快耸立起来了，然而它刺着学生的心，大家都感到空空荡荡的。离开坟堆的时候，在场的学生都跪下了，没有谁教导谁，没有谁暗示谁，完全是自觉跪下的。大家悄悄地给伯文磕头，磕头的响声此起彼伏，连成了一片。在回去的路上，没有一个同学说话。那些十六岁十七岁孩子的沉默，我现在仍能感到。”
泪水是一种物质，不过它属于精神活动的结果，这种精神活动到底怎么促成了一个人生理的变化，我不明白。我所知道的是，有的人易于感动，而有的人则难于感动，谓之铁石心肠。感动的泪水，往往标志着灵魂的净化或升华。毛泽东逝世的时候，我班有一个男生始终哭而无泪，这遭到很多女生的指责，认为他不忠于毛主席，不过我是本能地感到他的可怕，多年之后，他果然活活杀了他的妻子。杨广智在钢铁厂办公室所讲的故事，紧紧抓住了我，我的泪水，就是他用手在墓坑掏土之际涌出的。我想，丧事从来都是长者举办，然而隧道没有长者，李伯文的丧事，便只能由一群孩子举办了。他们怎么举办呢？他们无非凭着过去耳闻目睹的一点印象为自己的同学举办罢了。其区别在于，那些长者更多的是以风俗举办，而这些孩子更多的则以纯情举办。这样的丧事，孩子葬埋孩子的丧事，确实是世间罕见的，我问自己：当年他们是如何承受这种遭遇的呢？我的泪水难以控制，它忽然盈眶而出，一滴一滴地落在桌面。我的泪水像石头一样敲击木板，它的回音仿佛山谷的回音，以致它打断了杨广智所讲的故事。他扭过脸，用一只眼睛看我。
那天之后，我开始了自己的调查。我也知道，剧本是不需要多少素材的，而且形而下的要容易一些，难的是形而上，它实在不好用镜头表达。如果只是完成段先生分派的任务，那么我可以按部就班，很快交差了事。然而，杨广智所讲的故事，显然展示了一个时代所有的特别的人性与人情，它是精神的矿藏，我不能弃而不理。不仅仅是冲动，还有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我认为，必须尽多尽快地寻找那些三线的学生。
从夏天到冬天，我带着本子，带着笔，马不停蹄，东奔西走，一个接一个地面见他们。惬意的中午小睡，我不要了。种种报纸杂志的约稿，我推却了。我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三线学生的故事之中，因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惊奇的。对饥饿的体验，对睡眠的渴望，对极端沉重的劳动的承受，对爱对性的迷茫，对集体意志的变态的服从，这种种，都不是任何一个天才的作家在书房里可以虚构的。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开阔了视野，知道了世间的虚伪，还有世间的真实。我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三线学生与我是没有任何天然关系的，不过在那些日子，我的泪与他们的泪流在一起，我的心与他们的心跳在一起，我的谴责与他们的谴责连在一起。我去了车间，去了仓库，去了商店，去了病房，我萧然地去了三线学生所生活的角角落落。我在都市寻找他们，还在乡下寻找他们。我唯恐遗漏。有的时候，我具大海捞针之感。这不是执行长官的命令，当然，也肯定不是为了钞票。我唯一的目的，是要探索历史的真相。我感到这是一种较量。我担心有人歪曲历史，修饰历史，我尤其愤恨有人利用三线学生，利用他们的青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我改变不了这样的现实：一切都带上了商品的性质，甚至处子，甚至良知。然而，如果有人把三线学生的经历当作商品，那么我将抗议。我的忧患完全是空穴来风。我单独面见了三百七十八位三线的学生，在交往之中，我感到他们信任我，视我为尊贵的朋友，亲爱的兄弟。他们将自己的光荣，还有羞耻和罪孽，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我怎么可以亵渎他们，而且怎么可以容忍有人利用他们！我感谢那些接受我调查的人，我记着他们的姓名：
祝海珍、刘东升、姜敏、周解洵、时秦生、王武臣、白瑞林、陈海云、李建国、吕品香、李勇昕、洪金花、时永红、卫捷、王珂华、高燕、王亚嫔、张兆思、范玉萍、付翠兰、赵劲、穆爱兰、秦小亚、王树军、武永保、王宏东、郭振东、曲卫、徐小丽、李琳、王长山、尉耿、姚永利、朱华根、肖鸿军、侯曦、王春花、张新民、侯全义、宁书同、胡来柱、李伟、史金平、郭长江、赵长森、周永新、胡矛。
我是在调查过程逐步认识三线的。我以为三线是冷战的产物，是一个军事地理概念，它出于毛泽东及其同志对二十世纪中叶的国际局势的分析，并做的一种备战部署。毛泽东认为，打仗是很可能的，而且敌方将首先进攻我方，以此，他把沿海和大型城市列为一线，中原列为二线，而三线则是中国内陆的西南西北地区，这是毛泽东设想的一个战略后方。然而，这个将作中国战略后方的地区是荒芜的，所以需要建设，而且必须快！国家把很多工业都迁到了山沟，人民为此所付出的牺牲，无疑是巨大的。为了解决三线的运输问题，国家投资，要修一条从襄樊到重庆的铁路，其中一段，要穿越陕西，其所经之处，不是急流，便是高山。按规定，要由陕西民工配合铁道兵完成，然而陕西民工远远不够，于是有人眉头一皱，就想到学生。那时候，六六级六七级六八级的学生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这项任务便落在六九级七级学生肩上，总共有两万五千名学生参加了三线建设，其中女生为八百名。多年之后，一位学者研究陕西的知识青年状况，他怎么寻找，也不见六九级七级的学生，很是迷惑。他以极大的好奇查阅档案，终于从一些封存的文件之中知道他们曾经在秦巴山地打了两年隧道，除此之外，关于这两届学生的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记录。今天，他们人到中年，一些女性正在陆续下岗。生命是如此匆匆，一瞬之间，他们便要走进夕阳之中。那些死亡学生的灵魂，似乎仍在遥远的山地游荡。根据我的调查，三线学生，有一百一十四位牺牲在工地了。杨广智所在的十一连，曾经发生了两次大的事故，死亡四人。他的一只眼睛，就是1973年4月5日的一块石头击灭的。
大约一部死亡辞典，才能无疏无漏地描绘那些青春的消失，才能描绘脆骨嫩肉糊在石头上的颜色。这样的死亡辞典，我是一定要编撰的。那时候，如果有论者认为我是模仿韩少功先生，那么我将沉默或三笑。由于韩少功先生的小说受到论者批评，他便对论者诉之公堂，我以为这未免霸气和杀气了，是中国文化专制元素幻化的一股恶毒。遗憾得很，现在一些别的事情缠绕着我，使我不能立即编撰。然而，那些死亡的影子时时晃动，甚至频频入我梦境。我有一种批判的需要，一种控诉的需要，不然，我的灵魂是不安的。那么，请允许我首先报告几个学生的死亡吧！
关于刘芳：在坑道出渣时，塌方的石头砸烂了他的脚。一块石头砸烂了脚，一般是不会致命的。可那块石头的颜色却有一点怪，不青不白，不红不紫，是一种闪着贼光的石头。到底是不是那块石头捣乱，无法确定，总之，一种不明真相的细菌感染了，致其伤口久久难愈。由于恶性化脓，医生截去了他的脚，由于伤口仍然不愈，医生又截去了他的小腿，之后，又截去了他的大腿。医生想用整个下肢换取他的生命，但生命却固执而失。刘芳是乐观的，他不抱怨什么，面对迅速减少的日子，他不提任何要求。他只是唱歌，他是学校闻名的喜欢唱歌的学生。姐姐守护着他，临终之际，他实在没有体力了，就要姐姐为他唱歌。在歌声之中，他与这个世间永别了。那些年轻的学生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悼念，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伤逝之情，他们便点燃香烟，全连二百一十八人，一人一支，他们把二百一十八支香烟插在了坟头。香烟插满了坟头。刘芳卒年十八。
关于赵小卜：他是一个孤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中，他的父亲遭遇迫害而亡，不久，母亲悲愤落井。他在少年便有了身世的坎坷之感。他既要承受丧失双亲的悲苦，又要承受社会的歧视和压力。在三线，他一直努力工作，说得少，干得多，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加入青年团。他写了七次申请，然而组织硬着心肠不批准。那天晚上，他从水泥袋上撕下一片纸，剪得整整齐齐，之后，将自己迫切要求加入青年团的愿望写在此纸上。他把这份新的申请压在床下，准备明天交给组织。谁知道第二天早晨他清理流水大桥的台阶时，一窝哑炮突然爆炸。赵小卜卒年十七。
关于李志强：学生都住在山腰，食堂和工棚之间，全是小路，小路多苔，遇雨极滑。那天李志强打了饭，边吃边走，不慎滑倒。深沟就在旁边，他吓坏了，因为稍稍移动就会坠落丧命。此时此刻，一种自卫的本能使他乱抓，不料他竟抓在了电线上。那是一条带动卷扬机的电线，没有胶皮，于是他马上就昏迷过去。李志强的同学跑来抢救，他们知道首先得拨开电线，不过不知道怎么做人工呼吸，结果有七个学生对着李志强的嘴轮换猛吹，直至把他的肚子鼓大，但人却不醒。李志强卒年十八。
关于曹建国：沙沟大桥高七十米，完全由学生修建。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仅仅是用模型板一块一块拼凑。一个学生爱好数学，他根据这座大桥的面积与模型板的面积，求出总共要动用模型板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五个块次才能把大桥造起。曹建国自始至终劳动在工地，两年没有回家。那天，由他拆卸模型板，这个活干完，大桥也就竣工了，谁知道最后一块模型板把他带了下来。从七十米的高处摔到地上，他当然永远不能回家了。曾建国卒年十九。
这些不过是我调查笔记的几个片段而已，当然都是关于死亡的三线学生的。
1996年12月，我在安康一家小小的旅舍住了七天。我认真阅读了我的调查笔记。我沉浸于苍茫的岁月，心若浪潮。在建设三线的日子，安康是陕西这一片工程的指挥中心，那时候，众多的指示都是从这里发出的，其中包括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死亡学生的指示。阅读那些笔记，我伤感，激愤，默默流泪。之后，我沿着襄渝铁路走了几站，我随处可以看见卧在风中的坟墓，那些坟墓由水泥砌成，几乎都是圆形，有的裸露突出，有的野草在掩。一个坟墓就是一个生命，我不清楚这里究竟埋下了多少生命！死亡的民工是多于学生的，然而由于学生都是青年，而且，我对他们在三线可歌可泣的生活已经有所了解，我难免心有所偏。我看到了那些粗陋的墓碑，其所载确实过于简单了，甚至有的只是用铁丝或树枝勾画着一个姓名，有的竟没有姓名，字迹已经模糊，总之，我并不能从墓碑获取那人究竟是谁，是怎样一个人。然而，我还是感到了一种密集的信息，信息从累累的坟墓而来。在冬日的阳光之下，那些坟墓是白色的一片，它们纷纷亮相，翩翩起舞，充满喧哗之感。
大竹园葬埋了两位学生——吴南和王惠茹。我在此地徘徊了整整一个下午。
吴南是唯一授予烈士称号的学生，在当年，对他的宣传确实如火如。那些活着的学生有人现在这样评价吴南：他是幸运的，他够了。我可以品味它的意思，这蕴含着对其他死亡的学生的一种同情。吴南是在隧道塌方之际，为抢救同学而牺牲的。授予他烈士的称号，是一种承认，不过抛开这一评价，我以为他仍是可爱的。我在大竹园碰到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老人瘦小，留着山羊胡子。他坐在阳光之中，怀里偎着一个孙女。我问他知道不知道过去修建铁路的学生，他知道。我问他知道不知道那个牺牲的吴南，他知道。老人伤感地告诉我：房子下面这条路，就是学生天天走的，学生太苦了，太苦了！吴南那孩子不嬉不闹，兢兢业业。老人悲戚地叹息：吴南是一个材料！如果他现在活着，那么已经是中年了！他太可惜，太可惜！
王惠茹是最后一个牺牲在三线的学生，她的故事到处流传。她牺牲之际，三线学生的所有任务都完成了，西安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拿着文件与指标，纷纷到这里招收工人或干部。中国曾经有一千二百五十万青年上山下乡，他们在农村待的时间不等，不过都不短。在中国，作为整体的，没有上山下乡的学生，唯有陕西六九级七级学生。当时陕西省领导承诺，襄渝铁路修建好了，这些学生就要分配工作。在距返回西安只有二十一天的时候，王惠茹倒下了。她的同学告诉我，是一个在隧道值勤的战士的枪支走火打中了她。那是一个宁静的春天，随着一声枪响，王惠茹美丽的身体扑卧在地。在用阶级斗争吓唬人民的岁月，平空一声枪响，确实让学生吃惊，他们以为是特务来了，要破坏刚刚修建的大桥和隧道，他们当然四面张望。然而并没有特务，只是子弹打中了王惠茹。那颗子弹从王惠茹左腋穿入，擦过心脏的边沿，从右胸冲出，落在一丛野草之中。子弹击破了王惠茹的动脉，血液遂注满胸腔。她是很清醒的，她一直忍着痛，忍着渴，她宁愿咬烂嘴唇，也没有哭。哭的是她的同学，那一百二十名十八岁十九岁的姑娘。当年的姑娘现在都是中年妇女了，她们曾经动情地告诉我：王惠菇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白皙的脸，乌黑的辫子，很聪明，很和善。喜欢文学，理想是要当一名作家或记者，她将写下三线生活的艰苦，写下三线学生的贡献。她有一把口琴，她经常坐在工棚里或河岸上专注地吹着，那口琴总是飞出快乐的或忧伤的音乐。她喜欢采撷一些野花，用以装点无法浪漫的日子。她的同学告诉我：王惠茹一直想有一件红毛衣，只是经济不允许，便始终未买。临终之际，她的同学帮她实现了这个平凡的愿望。她们连夜赶织，终于在葬埋之前给王惠茹穿上了红毛衣。她们知道王惠茹爱美，遂给棺材里撒满了枫叶，还放了一面圆形的镜子。
我曾经到王惠茹家里去看望了她的父母，其母是幼儿园的老师，其父是汽车队的司机，都退休了。我询问他们女儿过去的样子，这仿佛一下揭开了一个深藏的痛苦，两个老人极力忍着，然而那皱纹里，白发里，嗓音里，依然流露着无法压抑的悲戚。其母慢慢地描绘女儿，并从墙上取下王惠茹的遗像。遗像是黑白的，然而黑白的颜色，仍然展示了纯洁活泼的一个女子的美。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当然是她的棉衣及其格子罩衫。其母抚摸着遗像，抚摸着遗像的木框和线绳，断断续续地描绘她的女儿，那声调简直湿透了。其父默默地坐在一边，什么话都不说，以致我不理解这个老人，猜疑他不想念女儿，并悄悄问着：难道他已经忘了女儿？根本不是这样。在我辞别之际，这个老人忽然哭了，他老泪纵横，抽泣着说：“惠茹走了就算了。你为活着的孩子呼吁一下吧！我知道，我知道那些孩子太苦了，太苦了！”
在葬埋王惠茹那年，其父母到大竹园送了女儿，之后二十五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去过。这原因是多种的，我估计，经济紧张是原因之一。
吴南是烈士，他的坟墓当然是经过装点的，而且坟墓的方向对着西安，也对着他为之献身的隧道。在这里工作的铁路工人，总要祭奠吴南，为他扫墓，这都是应该的。出于一种神秘而微妙的心情，王惠茹的同学，就是那一百二十名十八岁十九岁的姑娘，当年执意要将王惠茹葬埋在吴南坟墓的旁边，而且事情就这样做了。在大竹园，我看到了这两个学生的坟墓，然而我不料他们的坟墓竟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吴南的坟墓似乎刚刚经过修缮，坚固而庄严，墓碑高耸着。然而王惠茹的坟墓居然只是一堆黄土，一间莫名其妙的房子竟还压着它，甚至是要挤走坟墓的样子。黄土几乎盖住了墓碑，那挣扎而出的一半墓碑，不过是粗糙的水泥制品而已，上面寂寞地写着王惠茹的姓名。我不料情况是这样的！在那个冬日的下午，我久久在这里游荡，深感世情之薄，人情之恶。
大竹园是一个显得温暖的村子，即使腊月，这里依然蔬菜成片，树木成林。遥远的，有农民在田野忙碌，有鸡鸣犬吠。偶尔，一列火车要在这里停下，将旅行的人运到他们要去的地方，这使村子有了一点镇子的气象。火车开走之后，这里重归安寂，黄色的阳光含着热度，也含着孤单，它使我蓦地想到西安。在那里，由于电视片的诱发和推动，三线学生互相串联，举行聚会，翻看发黄的照片，捐献破旧的衣物，或写文章载于报纸，或唱歌曲传于广播，总之，沉默了二十五年的心，忽如一夜春风起，千树万树梅花开。这一切，都进入了段先生的镜头，很多情景，不用导演，都是绝妙的戏。
然而大竹园是清冷的，吴南之墓与王惠茹之墓，伶仃地坐在土丘之上，不知道是谁的脚，踏出了一条细瘦的曲径，它穿过田野，通往土丘。太阳要落了，夕辉很净。我在夕辉之中摘了一把茶叶，摘了一把白蒿。我慢慢地走向那个土丘。我把白蒿献给了王惠茹，把茶叶献给了吴南。我用我的祭奠，弥补着世间的不义和无道，不过我不知道那冬日的白蒿和茶叶是否有这样的分量？
至于剧本，我是完成了，然而那个剧本之中所有的意思，仅仅是我关于三线及其学生的思考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选自1998年1月太白文艺出版社《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