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作为人类古代建筑史上的伟大创造，不仅有着重大的军事防御意义和悠久的历史意义，同时，长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文物，它还鲜明地体现了构筑者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寄托了人们的向往与追求，铭印着民族的心理轨迹，凝聚了种种时代的社会人文信息。因而长城文化不但包括作为物质实体客观存在的物态文化，而且也包括反映长城南北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冲突与融合的制度文化，还包括了围绕长城制定的战略战术及从中体现的军事思想和作为构筑运用长城调节民族关系、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等意识形态的文化。而在这一层面的长城文化中，守边将士、文人墨客、艺匠画师以长城为题材创作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与传说，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文学艺术作品是展现长城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历史与风情的巨幅面卷。正是从这个角度讲，长城，它还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一个丰赡宝藏。
长城诗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古代边塞诗人、边塞词人已经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诗词流派，许多佳句名作都千载传诵。
长城诗词虽然都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长城，但其主题却显示了明显的多样性。这也是长城诗词具有顽强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主要原因。
在林林总总的长城诗词民谣中，有的歌咏长城关隘的雄伟壮丽。
如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马恂的“烽堠橹棚分向背，高高下下皆珠联。连云岌上瓴瓶，抵谷委折穷渊泉。迤列戍转蜗壳，星罗棋置黄云巅。西北环抱烛龙脊，东南填压共工肩。关峻但闻通流水，势险直欲遏飞鸢；林则徐的“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有的赞美筑城工匠的勤劳智慧，肯定修筑长城的正确，抒发戍边将士英雄主义的壮志豪情。如马恂的“谕关险隳勇将怯，燕云地失雄图亡。遂令后代逞豪骏，百楼万雉营修忙”；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施袖华的“暮宿嘉峪关，别酒破萧瑟。凌晨出西门，送客旌旗密”。
有的描绘关山旅游时的万千感慨。如康有为的“秦时楼堞汉时营，匹马高秋抚旧城。鞭石于蜂上云汉。连天万里压幽并。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且勿却胡论功绩，英雄造事令人惊”。
也有的揭露鞭挞统治阶级役使兵民筑城的酷虐残暴及其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如秦朝民歌《长城谣》中说：“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郑震的“饮马长城窟，不见征人骨。长城窟虽深，见骨不见心。谁知征人心，怨杀秦至今”。
历史悠久，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长城诗词歌谣，在艺术性方面也是多姿多彩的。从诗体上看，无论是叙事诗还是抒情诗，在古风、律诗、乐府、民歌等各种体裁中均有佳篇名句，从风格、流派、气韵上看，长城诗中雄浑豪放者有之，哀怨缠绵者有之，凄迷悲怆者有之，金刚怒目者有之。但它们都艺术地反映了长城的各种特性和诗人们的丰富情感，给人以深刻的感染和强烈的震撼。
长城散文自汉代以来也是层出不穷，连绵不断的。其中包括游记、铭文、记略以及其他议论文和抒情文等。这些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构成了绚丽的一页。
长城散文的作者，有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们都是生活在长城内外的中华儿女。作者们大都登临过长城，但也有的竟是写作时尚未见过长城的(如吴伯箫、黑野等)，甚至是远寓长城的炎黄子孙(如琼瑶)。但这又使这些作者笔下的长城散文显得更加异彩纷呈，气象万千。
北魏的郦道元是第一位从审美的观点出发将长城当做自然景观来精心描绘的，他曾在《水经注》中着力描摹长城的壮美。但早期的散文作者大多是从政治军事意义上议论长城的，更多的是肯定长城的军事作用。汉代政治家、文学家贾谊在其《过秦论》中说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怯匈奴七百余里”。从此“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长城起到了重大的防卫作用。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便成了论长城作用的主要依据。北魏的光禄大夫高间在其《请筑长城表》中说，修筑长城有“五利”：一是“罢游肪之苦”；二是“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三是“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四是“省境边之虞，息无时之备”；五是“发常游运，永得不匮”。
元、明、清各代，许多长城散文作者进一步认识到长城本身防御作用的局限。如元代郝经在其《居庸关铭》中，在描写了居庸关的险要形势之后，说明长城必须以兵力相配备。明代兵部尚书翁万达在对长城守御地图进行说明时，特别借用孟子和吴起的话说“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昌平山水记》中，在说到长城上的几个重要关口，回顾金兵攻关而辽亡，元兵攻关而金亡，李自成入关而明亡的历史事实后，说道：“地非不险，城非不高……而人心去也。”他们在散文中共论：一方面要依靠雄关重兵，一方面还要实行仁政德治。
近代和现代，有两位伟人对万里长城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宏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秦筑长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写到：“当秦之时代，科学未发明也，机器未创造也，人工无今日之多也，物力无今日之宏也，工程之学不及今日之深造也，然竟能成此伟大之建筑。”这是对中华民族祖先能力和智慧的赞美。他还写道，秦始皇筑万里长城“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此论从历史的观点评说万里长城及秦始皇之功绩，非前人可比。而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则一方面称赞长城是“伟大的长城”，一方面说长城是“可诅咒的长城”，因为其“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这里鲁迅用诗一般的语言给长城以历史的又极富辩证法的评价。
在当代，人们几乎不再议论长城的防御作用，也不再借它来谴责秦始皇，而只把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来对待了。
长城题材的散文大多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古代关于长城的抒情文字多与同长城有关的史实相联系，抒发了朝代与人物的兴亡之感。现代散文家们往往把长城的自然形态与长城相关联的历史事件和现实的局势斗争结合起来，加以联想和想象，生发出丰富多彩的情感。如现代散文家吴伯箫在1936年以《我还没见过长城》为题，抒写了因长城无比伟大而自己尚未见过的“惭愧”和“遗憾”；面临中华民族危亡之关头，又发出殷切的企盼：“长城，登临匪遥，愿尔为祖国屏障，壮起胆来！”文中热爱祖国之情复杂而强烈。又如现代散文家秦牧在《长城远眺》中，把长城、群山和游人比喻为三条龙，使他感到了“历史的长久”“世界的辽阔”。他说：“这么雄伟的长城，却正是在它旁边，相形之下仿佛渺小如蚁的人们，一砖一石把它垒起来的。”现代作家峻青在《雄关赋》中，通过“天下第一关”的“威武”与“忠贞”，抒写了对革命事业和祖国的坚定信念。而在台湾女作家琼瑶的笔下，万里长城则成了最具凝聚力的中华民族的“图腾”。她在《剪不断的乡愁——大陆行》中写道：“我走在这图腾上，感觉着我血管中所流的血，是中华民族的。”细腻地写出了这位女作家对万里长城的崇拜与怀恋，也写出了她作为中华儿女的启蒙，总之，长城散文，虽然因其作者人数众多且所处时代各异，主题和风格呈多样化，但由于长城的本质特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因而长城散文的主题和风格也就有了相对的稳定和统一性。这个总主题的基调是热爱中华，热爱人民，痛恨暴政，痛恨侵略，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这个总风格基本上是深沉、豪迈和两者的统一。
关于长城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很有名气。
例如《孟姜女的传说》就与《梁祝传说》《牛郎织女传说》，《白蛇传说》共同组成了中国四大民间传说。这些传说大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完美的典型人物，反映劳动人民爱憎分明等思想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传说、故事还大都具有地方特色、语言特色和艺术特色，也是后人了解、认识长城的一个重要窗口。
关于长城沿线的音乐文化，它属于典型的北方类型的音乐文化。
这其中，既有农耕音乐文化，又有半农半牧音乐文化和游牧民族的音乐文化。文化地理上的差异和各阶段存在的诸多民族成分，使长城沿线的音乐文化呈现斑斓色彩。
长城沿线的音乐文化从地域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为处于西部的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其音乐文化的特色为中原民族音乐文化与西北诸民族音乐文化的融会。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西域诸国与中原音乐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唐代为这种交流的高峰时期。西域音乐文化进入中原，一时成为时尚，出现了“洛阳家家学胡乐”的局面，玉门关之外的龟兹乐、高昌乐以及长城沿线的伊州、甘州、凉州等民间音乐更是盛况空前，竟然成为唐代音乐的主流，在宫廷音乐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玉门关外敦煌、榆林等一系列洞窟保存的从魏晋南北朝到清代的大量的与音乐相关的壁画，其场景真实地反映了长城西线受丝绸之路影响的汉民族与西域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交融与兴衰。
这里既有对乐舞的描绘，又有乐器形制的发展演变，乐队组合以及变化的反映。敦煌经洞中面世的唐代乐谱，更是研究中国音乐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可以说，长城西线的洞窟中所保存的乐舞壁画资料足以构成数部音乐文化史。
第二段为处于中部的山西、内蒙古等地。该段长城以南的区域多为农耕文化地带，以北地区则为半农半牧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活动区域。他们的音乐文化在这里与汉民族音乐文化进行交融，出现了诸如蛮汉谓之类的蒙汉文化交融的产物。位于此段的大同云岗石窟，保存了大量的北魏时期的音乐雕塑，从中可以看到历史上北方民族乐舞的盛况。
第三段为处于长城东段的河北、北京、辽宁等地。在历史上，这里多居住着东胡属的民族，如女真(满)等。这些民族的音乐文化及其与汉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也有其特色。由于此地段是清代满族的中心区域，所以这里受满族音乐文化的影响颇深，萨满等宗教音乐文化也有重要位置。元代，这里曾是元杂剧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
长城沿线的总体音乐形态，就民歌来说，更多地表现为高亢、粗犷、奔放，并有音程跳动大、音域宽广、真假声兼用等特点。就乐器的使用来说，是吹打弹拉俱全。值得一提的是，在长城沿线，很少有中原文化所具有的钟、磐类乐器出土。这反映了它与中原音乐文化的极大不同处。在长城沿线鼓吹和骑吠音乐盛行，直到今天，从辽宁到北京、河北、晋北、陕北及至宁夏、甘肃，鼓吹乐仍是一种主要的民间音乐形式。其音调既活泼欢快，又苍劲雄壮，并有多种乐器组合，其中唢呐、笙、管等乐器处于领奏地位。此外述有铜角、笳、笛乐器等。
长城的东线地区，是胡琴类弓弦乐器的重要发祥地。唐宋时代，东胡属的奚族，受中原民族乐器轧筝、弦鼗、琵琶等的影响，发明了以竹弓拉奏的奚琴。又因马上民族以马尾取代竹弓，导致了弓弦乐器的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从已发现的历史资料看，除了宋代的陈旸《乐书》中能见到的竹弓奚琴之外几乎都是马尾弓的胡琴类弓弦乐器。及至当代，长城沿线的弓弦乐器基本为胡琴类弓弦乐器，诸如二胡、四胡、奚胡、马头琴、潮儿等，这与中原之地轧筝类弓弦乐器和胡琴类弓弦乐器并存的状况大不相同，说明了这里受当年马上民族的影响至深。
除上述长城诗词、散文、音乐是我国文学艺术的丰富宝库之重要组成部分以外，长城沿线地区受长城文化影响的民间舞蹈、曲艺曲种、戏曲剧种、民间工艺，都有极其丰富、各具特色并一时难以说完的艺术成就。关于长城的美术作品、关于长城的邮票以及近年来颇有影响的关手长城的影视节目，也是艺术宝库中的奇葩。例如大型电视记录片《望长城》，由中央电视台、中国长城学会、日本东京广播公司(TBS)、月本(TBS)影业公司联合拍摄，历时两个寒暑，耗资120万美元，于1991年11月由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该片以现场采录为主，运用镜头的视觉形象，将现实和历史糅在一起，把观众引到长城沿线和历史长河中去，同时还真实地反映了而今长城两边各民族人民的民俗、民风、民情以及民族传统文化。该片在海内外影响颇大。再如现代着名画家吴冠中的中国画《长城》，运用苍劲奔放的“线”再现长城的雄浑和群山的苍莽；运用色彩斑斓的“点”，泼洒出长城下边绚丽的景色。作品融中西绘画形式为一体，构成了一幅既有视觉美又有意境美，气韵生动的抒情画面。此画艺术成就颇高，还有长城邮票，截止1992年底，全世界就发行了136枚，颇受各国人民的喜爱。联合国和马里、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多米尼亚等世界组织和国家，也先后发行过以长城为内容的邮票，可见长城邮票艺术魅力之深。
另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城本身的建筑艺术。过去有人曾认为长城只是一种防御工程，无艺术可言，其实不然。长城除了它雄伟壮观、巧妙布局、因材因地构筑等建筑艺术外，在装饰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如墙顶与垛口的交换处往往砌出各种各样的边饰，在射孔、雷石口处也做出各种壶门雕饰，在展水嘴、滴水尖等处，凡有一隙可用武之地，古代的能工巧匠们都不放过，都要一吐匠心、巧夺天工。在山西雁门关、大同得胜口等处的敌楼券门上，现在还保存着明代雕刻家们留下的垂花门罩砖雕艺术。其精美富丽，足可与一些皇家、玉府的工程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