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种情况均与正常情态相悖，不合常理。如果不是当时心中有什么其他事，导致他失常的表情，那么这种人多半是属于胸怀城府，居心险恶之人。这种人与他人建立良好友谊不容易，别人对他也敬而远之。因此，曾国藩评论为“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
面谈到要从细处分辨，以上二种情形不细心是不易察觉到的。粗者粗处看，细者细处看。曾国藩的价值取向和审慎之处就在于此。
“言不必当，极口称是。”别人发表的观点和见解未必完全正确，未必十分精当，他却在一旁连连附和，高声称是，一味地点头“是，是，是”。这种人如不是故意的，定是一个小人，胸无定见，意志软弱，只知道巴结奉迎，投机取巧讨好别人。这类人自然当不得重任。
“未交此人，故意诋毁。”不曾与人交往，对人家全然不了解，全是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主观想象，就在人背后蜚短流长，说人坏话，故意恶意诽谤他人，诬人清白。这种人多半是无德行的小人，无学无识，又缺乏修养，既俗不可耐，又不能自知。
以上两种人，由于品格卑下，又无识无能，庸俗无聊，鄙贱光耻，既不能与之共事，更不可与之共友，立身端正的人，应与这类人划清界线。当然，如果他们知而能改，又当别论。
“漫无可否，临事迟回。”生活中有一类人，他们优柔寡断、畏畏缩缩，做事只知因循守旧，而不知创新，陈规当除。因此，他们既缺少雄心壮志，又没有什么实际才干，动手动脑能力都差。遇事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喜欢推卸过错，不敢承担责任，不敢挑工作重担。因而，他们什么见解也没有，什么事也做不成，徘徊迟疑，犹豫不决，空老终身。
“不甚关情，亦为堕泪。”这种人指生活中那类多愁善感的人，他们内心世界很丰富，也非常敏感，见花动情，闻风伤心。如病中的小女人，软弱憔悴。凡遇事情，不论与自己相不相关，都一副泪眼汪汪的样子，一种病中女儿态。
曾国藩对以上两种情况一言评之为妇人之仁。这个评断正确与否，贴切与否，精当与否，可以讨论。但文中所指的两种类型之人，确是存在于生活中的，要与这种人交谈共事，的确很让他人为难。须眉丈夫，整天如小女儿一样扭捏垂泪，谁能长久持之。这种人要去办什么事情没有意志、没有头脑，全凭“夫君”作主，能有成就么？因而作者说不足与之论心。
以上几种情况，作者评为“时态”。我们知道，人的气质性格个性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终生不变的，一变俱变，因而曾国藩最后一句“三者不必定人终身”，足见他的客观公正，不以一语伤事之情状。
中国古代对人的性格气质等都有所研究，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多散见于各种着述之中。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一成不变呢？不是。曾国藩体情察意，明确认识到性情气质不是固定永恒的，都是会有所变化的。更深一步说，他已经明确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谈举止，跟他的命运好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会决定人的终身命运。观之社会现实生活，可以发现，一个奸邪的小人却能身居高官显位，而一个正人君子却功名难求；贤相良将常常过早身首异处，巨奸大猾往往能够得享永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屡见不鲜，不算什么怪事，因为社会生活太复杂了，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
“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古人讲求学以致用。三种“时态”分析已毕，又该如何呢？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在生活中可以去发现那些为人真诚、不饰虚伪、勇敢果决、敢做敢为、主见沉浮、立场坚定之士，与他们交朋友、共谋大事，可以成功。反之，则不可与小人交往，以趋吉避凶。这实际上是衡量、检验选择人的标准，以此来评判所遇之人，自然可以确定哪些能成为亲密战友，哪些能同甘共苦，哪些人只能敬而远之，以此结交天下之士，可保无误。
但是不是就确保无误了呢？不是，我们知道，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固然是识人，然而最困难的也是识人。人人不同，就像各人的面目都不相同。外形相似的人内心世界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古人常有“贤不可知，人不易识”的感叹。
识人最常犯的两项错误：以己度人，主观太深认识一个人，以自己作为衡量别人的标准，主观意识太强。经常会造成识人的错误与偏差。
先说《列子·说符篇》的一则故事。从前有一个人遗失了一把斧头，他怀疑被隔壁的小孩偷走了。于是，他就暗中观察小孩的行动，不论是言语与动作，或是神态与举止，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偷斧头的人。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也就投有办法揭发。隔了几天，他在后山找到遗失的斧头，原来是自己弄丢的。从此之后，他再去观察隔壁的小孩，再怎么看也不像是会偷斧头的人。
这个人就是以自己来度量别人，主观意识太强，才会把老实小孩看成是贼。他心中认定小孩是贼，因此越看小孩越像贼；他心中认为小孩不是贼以后再怎么看都不是贼。其实小孩本就不像贼，完全受他主观意识所左右，这也是由于主观意识作祟因而造成识人的错误。我们要小心提防。
三国时代精于识人的诸葛亮，就曾因主观原因而看错马谡。马谡历任竹县、成都县及越隽太守，能力过人，并好谈军国大事，诸葛亮很器重他。刘备在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希望你能察觉此事。”由于诸葛亮对马谡印象很好，因此非但听不进刘备的话，而且还任命马谡为参军。两人谈论军国大事，每每从清晨到深夜。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师祁山，当时众大臣建议派魏延或吴懿为先锋，可是诸葛亮独排众议，任命马谡为先锋，统率大军与魏国的张合交战于街亭，结果被张合所击败。因为先锋大军败走，诸葛亮只好退守汉中。
以自己的主观意识认识人，这是人性上的弱点，也是识人的大忌，精明的诸葛亮都难免陷入其中，何况一般凡夫俗子。
深受个人好恶所影响，往往会主观臆断。当我们喜欢一个人时，就会忽略他的缺点而肯定他的一切；当我们讨厌一个人时，就会忘掉(或忽略)他的优点，单挑他们的弱点而否定他的一切。
举一实例来说明。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弥子瑕的人。因为他长得俊美，所以很受卫王的宠爱，被任命为侍臣。根据卫国法律的规定，私下使用大王马车者，将处以割断双腿的刑事；弥子瑕因为母亲生病，就私驾大王的马车回家探病。卫王知道此事之后，不但没有处罚弥子瑕，反而称赞他说：“子瑕真孝顺呀！为了母亲的病竟然忘了刑事。”有一天，弥子瑕陪同卫王游览果园，弥子瑕摘下一个桃子，吃了一半，另一半献给卫王。卫王高兴地说：“弥子瑕真爱我啊！把好吃的桃子献给我啊！”
若干年后，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王就不喜欢他了。有一次，弥子瑕因小事得罪卫王，卫王就生气地说：“弥子瑕曾经私驾我的车，还拿吃剩的桃子给我吃。”在数落弥子瑕的罪状之后，就把他免职了。
从上述的实例可知，一般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态度很受个人印象好坏的影响。
《齐书》说：“相同志向的人能够相互帮助，仁爱之心相同的人能够相互为对方考虑。厌恶对象相同的人能够相互团结，志趣爱好相同的人能够相互寻求。”《庄子》说：“一般的人都喜欢别人与自己相同，而不喜欢别人与自己不同。”《法训》说：“公正的人喜欢别人的公正，偏私的人喜欢别人的偏私。”观察人的人如果先入为主，心中有同异的观念，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党同伐异，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则文过饰非，对自己真正厌恶的人则吹毛求疵，如果这样鉴定、衡量别人，失误就太大了。据《汉书·陈遵传》中记载：“陈遵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他和张竦同在京兆为官，张竦博学通达，以正直谨慎自律，而陈遵放纵不拘。两人的操行虽然不同，但相处得很友爱。”《汉书·张禹传》又说：“张禹培养出的弟子地位最显赫的有：淮阳人彭宣，官至大司空；沛郡人戴崇，官至少府九卿。彭宣为人恭敬、谨慎，很有法度；而戴崇平易近人，非常聪明，两人行为方式不同。张禹内心里喜爱戴崇，而对彭宣则敬而远之。戴崇每次去问候张禹，常常责备老师应该置备酒食，让优人奏乐助兴，与弟子同欢乐。张禹便把戴崇带入后堂，酒食相待，妇女相陪，优人在旁抚弦吹管，曲调铿锵，师生非常快乐，直到深夜才罢宴。而彭宣来时，张禹坐在便座上与他见面，两人谈话的内容便是讲论经义。即使留彭宣吃饭，也不过是一个肉菜，一杯酒招待，彭宣从未到过后堂。后来两人都听说了此事，对老师给予的不同待遇都满意。”古住今来像这四个人那样，虽然行为方式不同，而不相互指责非难的，大概也太少了！至于以与自己有所同异为爱恶标准的，则有下面的例证：
《世说新语·品藻类》载：冀州刺史杨淮的两个儿子杨乔与杨髦，都是幼年时成才。杨淮与裴頠、乐广很友好，就叫两个儿子去见他们。裴頠性格旷达正直，喜欢杨乔高雅的气质，就对杨淮说：“杨乔将来能赶上您，杨髦略差一些。”乐广性格清正淳朴，喜欢杨髦非凡的品格，就对杨淮说：“杨乔自然能赶上您，但是杨髦尤其杰出！”当时议论的人评说这两人的看法，认为杨乔虽然气质高雅，但品格不够完美。还是乐广说得对。
《晋书·郗鉴传》载郗鉴路过姑孰和王敦相见。王敦对郗鉴说：“乐广乐彦辅不过是一个才识浅陋的人罢了。年轻人漂浮不定，言语邪恶，名声不佳，如果观察一下他的所作所为，怎能超过满武秋呢？”郗鉴说：“判断人必须要根据他的真实情况。乐彦辅气质平和淡泊，见识坚定纯粹，身处于有倾覆危险的朝廷中，不拉帮结派。厚此薄彼，在愍、怀二太子被废的事情上，他的表现可谓有柔有刚，不失原则。满武秋是一个失掉气节的人，怎么能与乐彦辅同日而语呢？”
综观上述两件事可以看出，裴頠旷达正直，所以喜爱高雅的气质，乐广清正淳朴，所以喜爱非凡的品格；而清正淳朴的性格，符合平淡，这种人对人物的评价，自然胜过偏执的人。郗鉴为人忠诚激奋，所以看重乐广柔顺而有正气的本性；王敦心怀篡逆之志，所以不在意满武秋失节的事，这都是爱同恶异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