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工作者的典范——范长江
范长江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巨擘之一。他的为人，他的文章，滔滔万里，一如其人。在抗日战争阶段的时代激流中，他的抱负、人格和思想，他风格卓然、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在新闻领域内的诸多开创性努力，都如皓日明月，辉映万里。范长江已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面旗帜，将永远引导着后人奋勇前进。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田家乡赵家坝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其父为当时军阀部队中的一名低级军官。受大家庭影响，范长江从小养成不甘平庸、刻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坚强个性。1923年以后，范长江先后在内江县立中学、资中省立第六中学、中法大学重庆分校读书。1927年范长江到武汉，投奔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成为学兵营的一名战士，随之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流落民间。1928年，范长江考入国民党主办的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后改名中央政治学校），“九一八”事变后，他愤然离校北上，开始了其传奇式的新闻生涯。
范长江以新闻记者闻名于世，他的新闻生涯和历史贡献波澜壮阔、雄浑豪迈。他对记者职业的感悟是：“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范长江以自己的足迹，为自己的这段话做了一个精确的注脚。范长江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有健全高尚的人格，能始终如一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坚持真理的火炬，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了一名顶天立地的记者。在这方面，范长江是光辉的榜样，是当今记者的楷模。
范长江正式走上文坛，应该从他1935年担任《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起开始算起。然而作为一名有着刻苦自学经历，且饱尝人世艰辛的优秀青年，范长江在此前很久就已显露出了一定的文字功底和创作才华。这种才能从在北京大学参加联合抗日救国会已开始显露，到1935年受到《大公报》注意时崭露头角，这段时期是范长江在新闻实践中的蓄势待发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范长江几经周折，脱离他当时所就读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北上故都，踏上了探索国家命运、个人前途的新征程。
范长江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各类报纸、杂志和进步书籍。他求得四川老家帮助寄来一百元，又经朋友帮忙，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他读的是哲学系。
祖国危在旦夕，北平当局却一再告诫学生，务必屈辱忍让，安心读书，“专心读书”才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办法。他们污蔑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是虚浮、空洞的活动。这纯属自欺欺人的态度，范长江再也不能在书桌边安静地坐下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热诚激励着他积极参加各类抗日的群众活动。
北平各校联合抗日救国总会成立后，范长江马上投身其中并成为骨干成员。联合会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前线视察慰劳团，奔赴前线劳军。前往长城各关口进行慰问。这几次慰问，可看作是范长江亲自调查研究写作报道的开始，为他日后专门从事新闻生涯埋下了伏笔。
在抗日战场古北口、喜峰口，范长江和同学们所见所闻，无不是英勇杀敌的事迹。范长江开始认识到，只要鼓舞全国将士的爱国热情，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发挥机智、灵活的战术，虽然我军武器装备不如敌人，仍然能够克敌制胜。
在赴前线慰问过程中，范长江写出报道，寄回《北平晨报》发表，对于沿途的群众生活状况，他也专门进行深入调查，以增进对社会的了解。由半年来的一线考察，范长江思考着热河抗战的教训，通过国民党的军事失败，看到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统治者一家专政独裁统治。这种分析，显露出他观察分析事物的能力和才华。
范长江这样认为：热河抗战，只是人民力量的推动，加以政府中主战分子和社会正义人士之领导，这只是自发的局部的战争，缺乏全盘的政略的运用。当局并没有对热河战争作全面的军事支持，热河战争首先在政治上失去领导。就军事而言，热河抗战的战略企图，也没有确定，使我军首先打击敌军的气焰，消耗敌军兵力，激励全国之人心，而后再作第二、第三步之打算。
全国人民的力量正如在“一二八”时期一样，促成了热河的抗战。但是那时人民的力量，还没有能改变汤玉麟军阀的作风。他是热河的独裁者，全省军事政治财政乃至人民生杀予夺之全，都在他一人手里，热河的土地和人民，是他和他的家庭的私产，他绝对不给热河人民以丝毫民主自由。结果是民众和军队分立，军队很少能得人民之帮助。要抗战胜利，必须政治进步。在热河战争中，早已得到证明。
在这里，范长江明说汤玉麟，实际是指蒋介石。从热河抗战到后来的全面抗战，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分析。
1934年12月，范长江开始在《北平晨报》上写作新闻通讯，“长江”笔名正式起用。为何用这个笔名，说法不一，但这个笔名毫无疑问反映了他的性格和文风，有如长江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奔腾不息。
由于国民党军阀对舆论形态的压制，一开始，范长江只能写一些其他类型的题材。一度时期，他主要介绍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范长江一生事业功力，其初始的来源和积淀就来自北大图书馆，对北大的介绍，他用力甚勤，学以致用，决不浮光掠影，就事论事，而是相互联系，分析比较，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科学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范长江所写三篇北大藏书的通讯，两篇登在天津《大公报》上，一篇登在天津《益世报上》。北京大学因历史悠久的关系，对中国学术文化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北大在各方面之成就，与中国二三十年来之政治、思想、学术更是有着独特的关联。范长江写北大藏书通讯的用意，就在于要反映这种“独特的关联”。
通过这些专题的报道，范长江丰富了已有的文化、地理、地质、历史等知识。他开始认识到，研究沿革地理，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文物制度、地理环境等，都有很大帮助。对于清朝顾祖禹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多卷本的著作，范长江更是爱不释手，在后来西北之行的采访中，他随身带着这部著作的有关卷本，随手查阅。这对于他研究西北的地理、历史状况，有着很大的帮助。
范长江在北京大学的读书、著述生活，不应仅仅是看作写报纸通讯。北大藏书与北大学术，素来为华夏之冠，身处其中的范长江，不能不感受到中国世代相沿的学术思想的强大震撼。他写北大，是激于对文化、学术的膜拜，而将北大文化传之于社会，则是激于他治理社会、改造社会的民主思想。正是在北大的读书与著述生涯，锻炼出了范长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入世学者情怀。北大学术之风的陶冶，又似一脉源头活水，润泽着范长江的笔尖，使他的笔端蕴含风雷，下笔万言，洋洋洒洒，涵盖古今，折服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