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大公报》前后的范长江，先后参与建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和国际新闻社。这两个组织都是统一战线形式的先进新闻组织，其中国际新闻通讯社更是一家革命新闻事业机关。范长江在这两个组织中均出任要职，这标志着范长江脱离了外线记者独立采写的“单干”状态，开始走上新闻事业的领导岗位，范长江显示出了它的广阔胸襟与非凡的领导才能。逐渐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家。
5.1与大公报分道扬镳
长江在新闻事业的道路上越行越远，成就越来越大，但是在大公报内部，却评价不一。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曾考虑过对长江工作的安排。胡要长江带电台随蒋介石的大本营行动，为大公报及时发稿。给长江专用汽车一辆，战地记者由长江统一指挥。但胡提出的条件是长江必须放弃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而完全拥护蒋介石。长江拒绝了这一提议。长江与报社领导层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最后，长江选择了脱离大公报。
综观长江在大公报的新闻从业经历，从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通讯员，到名闻华夏、成就卓越的优秀记者，长江在这里度过了最为美好的黄金时期。作为当时中国名气最大、实力最强的民营报纸，大公报在国民党官营报纸阵营之外，以深入的采访和精细的编排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素有“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之称。在著名新闻家胡政之、张季鸾主持时期，革故鼎新、激浊扬清，显示出难得的舆论宣传新鲜空气，为当时新闻界和后世来者留下了一脉清音。虽然在国民党及蒋介石政权的威胁利诱下，大公报后期的办报思路有所偏移，一定程度上成为蒋氏附庸，但它的办报实践和办报成就，仍然大气自若，不失为民营报纸中的典范。作为新闻奇才的范长江，其新闻生涯的黄金时代在大公报度过，他将自己的才华和热情献给了大公报，也借助这块阵地走上了自己事业的巔峰。大公报早期的公正客观办报方针和容纳百家的办报胸怀，也客观上为长江的业务开拓提供了肥沃土壤。长江与大公报最终的分道扬镳，既有长江本人个性与大公报领导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更是长江与大公报本质发展思路的不同。
长江与胡政之、张季鸾的矛盾，与其说是个人恩怨，不如说是政见之争。而抛却以政治观点论人论事的陈旧理论，长江与胡、张这三位民国著名新闻活动家之间的聚散分合，也体现着个人追求与时代发展的一种客观规律。
5.2记者学会就是记者的摇篮
1937年8月间，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示下，夏衍、胡愈之、羊枣同志商量组织一个新闻记者的统一战线性质组织，并约长江来总筹备。1937年11月4日的一次座谈会上，长江、陆诒、夏衍、羊枣、恽逸群等同志正式提出组织一个永久性记者团体的意见，得到大家赞同。并推认长江、羊枣、恽逸群三人负责筹备。
1938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会议推选长江、羊枣、恽逸群、碧泉、朱明为总干事，邵宗汉、夏衍为候补干事。
在成立大会上，长江阐述了青年记者学会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及其前途。长江说，为什么要组织起来呢？因为许多青年记者感到知识与经验的缺乏，特别是抗战以来，军事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皆起高速度的变化，新闻记者要适应这种变化，必须有充分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明确的判断力。记者本身需要不断进行自我表现学习，以充实提高。学习的方式，一为座谈讨论，一为出版刊物，交流经验。记者学会愿意尽力于新闻事业，诚恳接受各方面指导，尤其欢迎更广泛的青年同业的合作。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章程指出，学会的宗旨是研究新闻学术，进行自我教育，促进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求取新闻事业及其从业人员之合理保障，以致力于中华民族之解放与建设。
青记出版多种类型的新闻刊物，开始出版的是会刊《新闻记者》，在武汉出版七期，后移至桂林出版。并由各地分会在所在地报纸上出版新闻专刊。这些专刊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新闻理论指导，交流学习与实践经验，提高记者思想与业务素质。同时，还举办不同形式的培训班，在香港成立中国新闻学院。新闻学院和各类函授班毕业的学员达成300多人，曾任教师的著名学者有：金仲华、乔冠华、萨空了、千家驹等。
由于“青记”的指导方针正确，加强了对青年记者的团结和服务。党中央也开始关心各抗日根据地“青记”的发展。青记在重庆设立总会，领导全国各地分会的工作。在桂林设南方办事处，在山西辽县设北方办事处，领导华北地区及陕甘宁边区各地分会的工作。青记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在全国各地建立25个分会，会员多达2000多人。
1940年底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青记的阴谋破坏，4月28日，国民党中宣部悍然下令停止青记活动。但青记的历史作用是无法抹杀的，无论在抗日根据地、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青记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用自己的笔，对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人民群众永远牢记青记所有进步记者在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中所作出的不朽贡献。
5.3革命新闻组织的杰出领袖
1938年10月20日，国际新闻通讯社在长沙正式成立。国新社的性质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通讯社。青记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国新社则是一个革命新闻事业机关。它通过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正确及时报道，宣传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反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上海沦陷后，经周恩来同志参与策划，胡愈之与长江等以青记会员作为骨干，组成一个通讯社，向国民党国际宣传处供稿，同时向国内报社发稿。此事很快得到了国际宣传处的赞同。这就是国新社的由来，1938年9月30日，长江代表国新社与国际宣传处签订了一项协定书。协定规定，由国际宣传处委托国新社采访提供“有利于抗战建国及暴露敌方弱点”的国际宣传资料，以供国际宣传处向外国新闻单位发稿。国际新闻社在不与国际宣传资料相同之范围内，可发国内通讯稿。协定还规定以三个月为试办期，每月由国新社提供稿件，国际宣传处则每月支付固定稿费。
国新社是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新闻事业机关，是党在解放区以外的新闻战斗堡垒之一。国新社的工作人员必须在思想和政治立场上，接受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它的每一时期报道重点，必须力求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要求。
为坚持革命立场，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国新社不接受其他方面经济上的支助，采取生产合作社的形式，为社员们所共有。国新社还约请了一批知名专家、学者，撰写专稿，供应各地报纸采用。他们中有张友渔、张铁生、刘思慕、羊枣、夏衍等。在发布稿件工作中，国新社还针对不同报纸的需要，采用不同形式、类别的稿件。对国内报纸，分别发给新闻稿、专电稿、通讯稿、专论稿，对国外读者，则发给祖国通讯、国新通讯，在香港还发布英文的远东通讯等。
国新社缺乏干部，长江采取在工作实践中培养、锻炼、提高的办法。当时，参加国新社工作的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他们有工作热情，却无工作经验。有采访的兴趣，却缺乏新闻知识。长江对他们说：一个新闻记者，如果没有知识和能力，是无法胜任的。要进步就要工作、学习。但是，但是的情况却是，学习条件太差、工作环境太差、生活待遇太差，这三种苦闷严重地摆在中国新闻记者面前。
在长江的安排下，国新社按照工作的需要和青年的特点，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如读书会、报告会，引导大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新闻业务。长江对青年记者的采访工作，还亲自言传身教。
范长江说，能否写好通讯，决定于采访是否深入和自己能否发生真正的感情，如歌颂解放区的光明面是否有高度的热情和敏感，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面，是否憎恨而有胆量。通讯要鲜明泼辣，这也决定于自己的思想、立场、观点。他还说，采访后掌握很多材料，要先消化一下，并加以组织，还要问一下自己，对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事是否感动。如果感动得流泪，那就要用这种感情一气呵成，然后细加修改。
长江十分注意培养青年记者。他不止一次地说“我们今天是稿子的发行，将来是人的发行。”国新社在长江的领导下，培养了一支具有坚定政治方向的新型记者队伍。从国新社成立之日起到1941年该社被国民党当局关闭，这支队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不少同志后来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骨干。
国新社时期的1939年5月，是长江终身难忘的时期，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成为他一生中一个光荣的转折点，在重庆，在桂林，长江更加努力、自觉地为党工作，不断扩大活动范围，这既是新闻工作的需要，更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新闻工作者应当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新闻工作者应当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群众组织家，范长江将新闻业务与党所交付的任务结合起来，更加致力于发展、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他自己这样去做，也要求国新社的同志这样去做，扩大进步的新闻、文化事业，把一大批人争取团结在党的周围。
1940年下半年后，国民党反共摩擦日渐增多，风雨如磐。我党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他的安全。1941年4月28日，国新社与青记于同一天被国民党关闭。此前的长江，一袭皂衫，又一次悄然独行，乘机飞离桂林，前往东方明珠香港。
在香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廖承志要求范长江，在香港建立宣传基地，向东南亚和各国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对投降，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首先是创立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报纸，报名即定为华商报。办报方针为对内要求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对外则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露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人员安排为：总经理兼督印人邓文田、副总经理范长江和邓文钊，范长江实际负责，总主笔张友渔、总编辑胡仲持、编辑主任廖沫沙、采访主任陆浮，文艺副刊则由夏衍同志主持。经短时间筹备，华商报于4月8日创刊。
在华商报上，范长江亲笔撰写长篇通讯《祖国十年》。从九一八不抵抗政策写起，凡是重要事件，都一一写到，如热河战争、长城抗战、塘沽协定、抗日同盟军、江西内战、何梅协定、绥远抗战、西安事变、淞沪战役、徐州会战等等，共五十一篇。在这些篇章中，范长江以亲身目睹的现实，陈述事实真相，重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坚持抗日斗争，团结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所走过的艰辛道路。
长江上午在编辑部主持港闻版，并审阅要闻版大样。中午去印刷厂督印报纸，下午去经理部过问经营发行等工作。他主持编辑的华商报，要闻版报道国内政治形势的真实情况，社论既传达党的声音，又反映海外同胞、海外侨胞的意志和愿望。专栏文章和长篇连载，材料新，分析深，堪称第一流的作品。
在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的斗争中，新闻界也有两种不同立场和态度的记者。这一时期的范长江，特别注重对青年记者进行道德职业观和革命气节观的教育，他在《九一散记》中分析了新闻行业的现实状况，对身边的友人和和同人言传身教：全中国人民正以其全力向光明的目标追求，他们需要中国新闻记者给他们以真实的报道和正确的指示。而另一方面又存在那些怕见光明，坚持黑暗的势力，他们惧怕人民的抬头，特别讨厌说真话的新闻记者。御用记者在人民面前是被看作卑鄙无耻的奴才，而说真话的人，往往又被少数势力看作是洪水猛兽。分别就在这里，一条路是：背离人民，说着言不由衷的假话；另一条路是：严守正义说真话，不顾个人生活的颠沛，甚至冒生命的危险。实际前一种只是升官发财之道，不能算作记者的正途。要作记者，就不能违反人民的利益。正因为这样，记者就不容易做了。
10月1日，长江又发表一篇散文《三十年了》，回顾中国苦难的过去，坚信着光明的未来。古人说，多难兴邦。‘九一八’十年来的耻辱与侵略，彻底唤醒了中国人民。不起来，就只有灭亡了！大家知道过去二十年的苦难生涯，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忍让与苟安而有光明的希望。光明是我们全中国人民一致的要求。但是吃黑暗饭的人，在国内外都有。光明愈接近，他们就愈着慌。他们是想法延长黑暗，堵塞光明。但是，经过四年的抗战，中国已到黎明之前了。
1941年11月8日，日本战斗机轰炸香港启德机场，香港陷入日军铁蹄之下。1942年初，范长江由地下党交通员护送，进入苏北解放区。从此，他结束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动荡、流离的战斗生活，在解放区的天空下，揭开了其新闻生涯的崭新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