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文化第三个特征是它关系上的共生性和创造性。共生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不同的两个事物，或者两个民族的人，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生存目的所构成的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那么这种文化也具有这样的一种共生性。刚才说过的这种语言当中的糅合，你不能分清这是哪一部分，那是哪一部分，而是他们共同创造的一部分。所以这种现象我认为是文化当中的一种共生现象。它这种共生性，是他们在共同的生活当中，一起创造出来的一种共同的文化。这就具有了创造性，创造出一种新的源于生活又引领指导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共和、共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特点。
《河曲民歌》和盛行于晋、陕、蒙的《二人台》是传播西口文化的最好载体。《河曲民歌》属于集体创作，永远找不到第一作者，它的语言千锤百炼，极富张力；内容直抒胸臆，音与政通。《二人台》是汉族和蒙族不同的文化碰撞汇集在一起，共同创造而来的一种艺术结晶，它生存的苦难年代和它诙谐幽默的表演风格的反差，正是由我们中华民族坚韧的意志和以苦为乐的这样一种豁达的性格和品质所决定的。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您刚才谈到西口文化的三个特征，非常形象。那么，您认为西口文化中最典型的形态是什么，盛行于晋、陕、蒙等地的民歌和《二人台》，能否称作是西口文化的典型代表呢？
张敬民：《河曲民歌》可以看作是西口文化具体的体现，它是文化的一个载体，但它不是西口文化的全部。我是说这种表现方式，它是一个载体，有利于传播我们的西口文化。很多人追根溯源，研究《河曲民歌》到底是不是从走西口产生的？民歌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据我所知，河曲的民歌，也就是山曲，有记载的最早年代可追溯到北宋时期。要研究中国的民歌就要到河曲去，要看看听听河曲的民歌是什么样子。上世纪50年代曾经有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专门到河曲去采风，还出版了有关河曲民歌的专著，当时的影响非常大。曾经有一个大文学家听过《河曲民歌》之后非常感慨，他说《河曲民歌》可以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媲美，他说我听了《河曲民歌》之后，我写不出这样的语言，这样的词句，我自愧不如。可以说《河曲民歌》的魅力以及艺术价值，是我们现在所远远没有意识到的，需要我们很好地去发掘。《河曲民歌》的特点是集体创造，它的整个语言风格和它的调式，都是通过在生活当中慢慢汇集起来，最后成型。它的每一首民歌，你永远找不到它的第一作者，永远找不到它确切的作者，它的作者就是所有的劳动人民，是他们集体创作出来的。《河曲民歌》整个的调式非常丰富、非常优美，它集北方的南方的民族的各种音乐元素于一身。因为山西河曲过去属于边塞地区，边塞就会有很多的驻军在这个地方驻扎，就会有天南海北的人汇集在这儿，他们把家乡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包括他们本身的各种娱乐方式和他们家乡的民歌曲牌带到这个地方，最后汇总杂糅。所以《河曲民歌》是典型的代表。《河曲民歌》在语言运用当中，它是千锤百炼的。它能锤炼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都知道“有没有”的“有”字，有还是没有，就这样简单，好像它的表现力可能就是这些了。但是在《河曲民歌》中，它把“有”字，简直用到出神入化，它整个张力完全都表现出来了。比如歌中唱到“人家都说咱二人有”，你看这个“有”到底告给人们什么了？似乎什么都告诉你了，但是我又没说出来，你看它这种语言的张力。“人家都说咱二人有，可是咱二人还没有搭过手”，其中有丰富的想象，给你展示了丰富的画面。这不是一个人所为的，这是那个地区的劳苦大众经过多少年、多少人口口相传，最后糅合出来，觉得最能表达他们共同心里活动的，只有这个字是最准确的。你看它在语言运用上达到了这样的水准，这就是《河曲民歌》语言的魅力。
再说一说民歌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认为民歌也是从我们的劳动生活当中所产生，那么在劳动当中，又是什么触发了民歌的产生呢？在对《河曲民歌》的研究当中就会有答案。我们的民歌特别是《河曲民歌》的产生，实际上就是情绪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需要表白，而这种表白又无法用语言去表述的时候，它才去用歌声、用音乐来表述。所谓“诗咏志，歌咏言”，这样就出现了民歌。那么民歌的第一个音符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一个字——“唉”，或喜或悲，更多的是由悲处而来，人悲喜到极致一言难尽无以言表的时候，就只能借助唱了，它的调式就出来了。“唉”，一声叹息，就是“叫板”，就是第一个音符的起源。我一直说，民歌的产生是从劳动当中得来的，是从深刻的对劳动的感受而来的，它是有感而发的内心当中爆发出来的一个点。早在《乐记》当中，就非常清楚，它把音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它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怒，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所以它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民歌是反映社会的呼声，反映社会的需求，不能小看民歌它所带来的意义和作用，它确确实实反映了一个国家当时是昌盛还是衰落。一个国家的命运从民歌中都能反映出来，因此我说河曲的民歌，它确实是我们西口文化最好的一个载体。我们现在需要很好地去发掘，把它发扬光大起来，真正让人们去了解或者是知晓《河曲民歌》它的价值。再说到《二人台》，《二人台》实际上人们也在争论。《二人台》到底是口里（具体是河曲）人创造的？还是晋西北人创造的？还是由内蒙古人创造的？老有这种争论，这种争论是学术当中的事情，将来可能还要不断地争论下去。我的观点就是它实际上既非汉人也非蒙人单独所能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汉族和蒙族不同的文化碰撞汇集在一起，共同创造而来的一种艺术结晶，这就是《二人台》。实际上这个命题你可以做学术研究、学术争鸣，但是有一点是不用争论的，那就是它是汉蒙两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文化艺术的结晶。当然，现在《二人台》整个的发展兴盛，的的确确是在内蒙古。内蒙古《二人台》的剧团也好，《二人台》的演出也好，它整个的影响力也好，都远远超过山西，这是现实。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我现在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河曲民歌》和《二人台》这两种艺术形式都经历过走西口那段苦难的历史，《河曲民歌》的基调是幽怨缠绵，有的让人感伤。但是《二人台》很奇怪，《二人台》是一丑一旦的形式，它却有那种诙谐幽默的风格，完全没有了《河曲民歌》那种悲凉的色彩，这是为什么？
张敬民：你说的这个是它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因为《二人台》的角色不是很多的，它三五个人就可以拉成班子去演。在过去，《二人台》叫玩意儿班子，它就叫“玩意儿”。它这种东西是根据当时的生活区域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来产生的，它不会有大戏班子。因为它要在走西口这条路上，通过他们这种表演——轻型、快捷、诙谐的表演来赚取他们的生存资本。它也是谋生的一种方式，它如果是大戏班子就做不来了。《二人台》是从过去的两句式的民歌发展起来的，它的故事内容大多表现的是男女情爱。它首先找到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个故事，然后再用《二人台》对唱的这种轻型的形式来表现，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诙谐幽默的居多。它的生存与苦难的年代和它诙谐幽默的表演风格的反差，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坚韧的意志和以苦为乐的这样一种豁达的性格和品质所决定的。在走西口的年代，汉族和蒙族交融之后，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他在任何的时候都不会放弃、都不会失去追逐美好的这种信念。所以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它也要用一种幽默诙谐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而这种状态当中恰巧它是把人们的这种希望，把人们光明的那一面放大，使人昂扬向上，鼓舞人们去创造他们的未来。我觉得这个是《二人台》非常可贵的地方，它并没有把苦难的生活作为主要的东西去表现，而是在这个苦的背景当中，把人类奋斗、人类追求这样一个最光明的点放大出来，这也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
西口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这就是一个“和”字。具体来讲，西口精神是两个民族在多年的相处交融当中共同创造的一个精神财富，是共同构架出来的一个精神家园，它主要体现在闯、宽、厚三个层面。那么这种精神和文化，充分彰显了它穿越时空、影响心灵的力量。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西口文化的内涵的确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您在这么多年的研究中，认为西口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或是精髓是什么呢？另外，任何一种文化的构成当中，都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在里面，无论是电视剧《走西口》还是《西口在望》等都在探讨这种西口精神，您怎样理解“西口精神”？
张敬民：西口文化是区域文化，但它跟我们历史大脉络当中的中华文化是相通的，是一致的。因为它们文化的核心都是一个“和”字。它体现了民族的一种性格，体现了民族交往的一种态度，体现了对世界或者对社会发展的一种向往。中华文化包括西口文化，它不是侵略性的文化，它没有侵略性。走西口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它一开始就建立了这种“和”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走出去是为了我的生计，那么是靠我的努力劳作去换取更美好的生活。而在这样一个愿望下，你必须与周遭和睦相处才行，这就是你的基点。而他们和当地人又有一个非常好的契合点，那就是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但是他们有同样一个核心理念，大家一起共事，共事的目的是大家的生活都美好起来，所以它就很和谐。最后这种观念和文化在这样的氛围里得以不断去生长壮大，形成了这样一种不可阻挡的“和”文化的潮流。这跟我们整个民族文化是真正血脉相连的，它的核心精神都是一致的。说到西口精神，现在很多的学者，还有很多的文章都在谈论研究，大家都从不同的侧面来总结西口文化或者是西口精神。当然很多人在说，比如说西口精神是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这都是西口精神所具有的内容。我认为，走西口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生活方式，它创造了一种很独特的多元文化的典型。特别是它嫁接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再加上走西口本身生活的方式又有其特性，所以我觉得西口文化必然有和其他文化所不同的，或者从精神上讲有不同的表述。我认为西口精神应该是三个字。一个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闯”，闯荡的闯，再一个字说的是“宽”，宽阔的宽，再一个是“厚”，宽厚的厚。这三个字我觉得能概括西口精神。为什么这样说，我认为第一个是“闯”，实际上这里头暗含着一个“创”，就是必须创新，“闯”是什么，闯是他本身坚定的一种生活理念一种信心，他是带着一种理念去闯一片世界，闯一片天地。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自己的生存的环境和我们生存的状态，生活水平。这是带有他的憧憬，带有他的未来的。他是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所以这样的敢闯的精神，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只有闯，只有走出去才有希望，也就是只有走出去才有创新。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走出去，没有去闯的这种精神，它无论如何不会发展，这是一个特点。再一个就是“宽”。为什么是宽呢？既然要去走西口，就要有一种精神，要有宽阔的胸怀、宽阔的眼界。你怎么看世界，怎么看你那一块地方，怎么看待生活。另外就是宽厚待人，这里头实际上有一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意味在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海纳百川，你只有以这样的胸怀，才能把更多的东西吸收和接纳过来。一个民族要是狭隘的话它不会发展，一个民族的发展要有“宽”字的话，就能够去容纳接纳不同的或者是别人的东西，这样才能有发展的可能，才有不断去发展的动力。所以我认为“宽”字对走西口的人来说很重要，他必须要具有这样的胸怀、这样的精神境界才能行。那么还有一个字就是“厚”。“厚”是什么呢，就是厚德载物，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厚实的积淀。这种积淀实际上是已经融化在当年走西口人的血液里的一种文化积淀，它在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发挥作用。为什么我说晋商是走西口人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实际上晋商前头两个字都具备，到后面成就它的是在于“厚”字，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厚实积淀起的作用。比如晋商去做生意，不管做什么都以诚信为本，这就是厚，宽厚待人，厚道。当然这种晋商的“诚信”，我认为还不是它核心的独有价值，因为作为商人、成功的商人、有成就的商人来说，经商的起码道德就是诚信，不管意大利商人也好，犹太商人也好，或是其他的外国商人也好，还有我们晋商也好，还有徽商也好，实际上都得遵循这样一个起码的经商道德，就是诚信，否则你骗他，他骗我，天下无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