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傅山与太原段帖
书法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交流工具之一，它蕴含着人们的审美心理需求，在我国艺术领域中成为一朵独具特色的奇葩。
书法也是一门形象艺术，它以汉字为基础，是我们的祖先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历程中，对于存在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观察、体会和认识以后，“依类象形”，“博采众长，合而为字”，形成形象性的艺术美。而艺术美又是自然美和生活美的集中表现。在历史长河中，人类为了彼此交流经验，改善社会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在与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文字，成为人类除语言之外的另一门交流工具。人类在创造文字的过程中，也同时孕育出形象性的艺术功能、聪明才智和审美心理。
我国的书法是以点线（画）相结合形成的一门形象艺术。人们通过手笔和脑的旋转运作的巧妙组合产生了文字。逐渐地形成“气韵飞动，骨气深隐，体兼众妙”的艺术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审美观念的日益增强，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代中出现了不同形态的文字美，譬如篆隶真行草所赋予人的美的韵律和音乐的节奏感，就会给欣赏者以艺术的享受，从而激发了人们对于美的艺术追求，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每一个字的点和线，字和字之间组合而成的句子，都联结成完美的统一体。首尾的呼应，疏密的相间，运笔的轻重疾徐，施墨的浓淡枯湿，以及布局的参差错落，都可以显示出书法艺术的严谨端庄、豪放峻险等气韵，这种气韵就是人们常说的“字如其人”。唐太宗李世民论书法艺术时指出：“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因此，他说：“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明末清初的傅山（青主）告诫自己的子女要“作字先做人”，人品至上，坚持“气韵”二字。就其实质而言，气韵即坚持书法家所具有的某些气质。这种气质是通过书法家及一些文字书写者所持笔墨的旋转运作体现在书法艺术中的。人们要达到这一气韵境界，不仅需要人的手、笔和脑、墨的有机结合旋转动作之功力，同时还需要“博采众长”，“融万趣于神思”，才能做到“骨劲气足”，“法度严谨”，“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字里行间给人以艺术的魅力。隶书《曹全碑》的字形精整中千变万化；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碑》严整有余，可是三个“饮”字各不相同；史称“书圣”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全文324个字中，“之”字共有20个，字形各异，无一雷同；唐太宗李世民最倾慕王羲之的书法，他亲制亲书的《晋祠之铭并序》之碑文，正文1203个字，其中“之”字39个，飞动轻快，形异而同工；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所写字中的捺脚，各有差别，书法的一钩一捺具有千钧之力，这是书法家心、气、神的妙用。正如唐太宗李世民在《指法论》中所指出的“夫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如此等等都体现了书法艺术所处的不同时代，不同的书法家流派之不同的书法艺术神采、意境和志趣等。所以宋代书法家之一的蔡襄曾说：“学书之要，惟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由上可知，字的结构，章法的布局，都蕴含着深刻的内涵。虽然书法写的龙飞凤舞、超妙自得，但是，都不能超脱颜真卿在十二笔法中所规定的“识法”：“勿使无度”。用笔不知章法，不晓藏锋，点线不相呼应，间架结构亦不匀称美观，绝不能够得上书法精品。要使自己的书法作品达到“笔圆字方，傍密间豁，血浓骨老，筋藏肉洁；笔力有古意，字字有来历”，就需要“临名书，勿吝纸笔”，就是笔秃千枝，墨磨万锭，也在所不惜。因此，唐太宗李世民曾指出：“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因此，他再三强调，“学书须专心，心必静”才能作到心、气、神的妙用。历史上有成就的书法家，应该是“师古而不泥古”，颜真卿在所著《书论》中指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他之所以具有魏晋以来的风流骨气，而没有受到古法的限制，萧然出于绳墨外，突破了初唐墨守成规的旧律，开创了新的书风，是因为他“师古而不泥古，融万趣于神思”之中，思与心聚，生新意于古法之外，才能成为一代书宗。
总之，书法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除去语言之外的另一种交流工具。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各门不同流派的书法家，致勤献能，随其真意，显其真态，做到意随心到，笔随势生，从静的字形中显露其各自的艺术功力，做到刚柔遒劲，气势磅礴，妍媚潇洒，仪态活泼，富于强烈的生命力及书法家的神韵气质。这样，才能达到凝神品赏、余味无穷的最佳境界。
我国唐代以前盛行碑学。帖学起源于唐代，宋代盛行，历经元明直到清代，昌盛不衰。《太原段帖》就是我国法帖丛林中盛开的一枝鲜艳之花，它现藏于晋祠博物馆。
清初的几位皇帝酷爱汉学，精研汉字，擅长书法艺术。清世祖福临（顺治）“万机之余，游艺翰墨，时以奎藻（帝王书法）颁赐院部大臣”。并且自称“亦临《黄庭》、《遗教》二帖”；圣祖玄烨（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凡是收集到的真品，精裱装订，玉牒金题，深藏秘阁，每当朝殿考试，斋廷供奉，都是以董其昌的书法为其标准；高宗弘历（乾隆）尊崇赵孟□（子昂）的书法，于是当他执政以后，便形成了“香光（其昌）告退，子昂代起”的局面。《太原段帖》就是在清初帖学盛行形势下，由太原傅山（青主）的学生，当时著名的镌刻家段□刻制而成的。
傅山（青主）初名鼎臣，后改称山，字青主、青竹，一字仲仁，署名真山，亦署公之宅，别号朱衣道人、侨松等。他出生于明朝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卒于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享年七十八岁。山西阳曲县（今山西省太原市）人。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役”，清军入关，傅山和他的挚友顾炎武（亭林）、戴廷栻（枫仲）等人结社聚众进行反清活动。傅山是一位思想家、经史学家、文学家、医学家和书画家。他继承家学，但不泥古。他精于篆、隶、真、草、行书，对行草尤为擅长，被黄道周推崇为晋、唐以下“第一书家”，其书法绘画深得国内外书画家的赞誉。他是我国明清之际著名的书画家之一，他的作品遍布于海内外，尤以山西晋祠博物馆收藏为盛，至今专设“傅山纪念馆”，陈列其生平事迹和书画作品等，深得国内外参观者的赞赏。
段□字叔玉，清康熙年间（1662—1772年）人。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源镇东大街路北段□故居巷口墙上砌有傅山亲书《青主访段处》石刻一方，“文革”中已毁。
段□铁笔抚钩，其刀法多得力于傅山的指教。据段□在《太原段帖》自序中说，他热爱书法，但不擅书，想学书法而苦无门径，难得名师指导，可是爱学之心，未有一日稍息。久闻傅山、傅眉父子“文超两汉，字迈二王”，仰望有志，急欲拜师。恰巧康熙十三年（1674年）适□太原知府周令树召见，指令段□镌刻侍郎曹溶撰写的《晋祠游记十二首》诗（其帖今存晋祠博物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傅山的儿子傅眉兴游晋祠时发现这一石刻，段□在仰慕之余，遂经李提之介绍，被傅山收入门下，做了傅山的学生。段□在《自序》中说，自蒙“召收门下，从事数年，虽不能临池搦管，而双钩抚勒皆先生教之也。所获真笔，宝而藏之。癸亥春（1683年）丁艰家居，思镌石，力未逮，亲友义助，二载告成。”可见，段□从拜傅山为师到刻成这一部《法帖》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
由于段□功力超群的镌刻技艺，为一般刻工难以比拟，博得了其师傅山的高度赞赏。因此傅山每有佳作，必交由段□镌刻。他从而吸取了傅山各种书体的丰富营养，使得自己的书法和镌刻艺术精益求精。这一部《法帖》就是段□为他的老师镌刻的众多书法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傅山对他的学生的这一成功之作最为赞赏。
《太原段帖》共刻四卷，以元、亨、利、贞四字编排。“元、亨、利、贞”为儒家标榜的“四德”（《周易》）。每卷刻石6方，连同末尾的段自序，共25方，均用青石。刻成后安置在段姓家族宗祠。
这一部《法帖》都是傅山多年治学中书写的片纸零简等墨迹，段将其汇集，编辑成册，然后摹勒上石的。因此这一部《法帖》的内容，丰富多彩，文字精辟，书艺非凡，深得书家仰慕。
《法帖》的第一卷节录了《道德经》和白香山以及王子安等人的诗作；第二卷为笔记数则，其中在为他76岁时写的《论交友》一段非常精彩，堪称“经世之作”；第三卷《论金光明经三身品》及《赠苑舍人善梵书诗》，《苑酬苑郎中诗》以及为侄（傅仁）代《笔偶记》一则；第四卷系启事及诗，并《与段□编排上石书》数则。最后是段□撰书抚勒自序石一方。这一部《法帖》的书法，苍劲奇逸，魄力沉雄，刀法娴熟，不拘古法，百读不厌，为学者所倾慕。
此外，段□还补刻完山右文献之一的《宝贤堂集古法帖》，这是一部由明朝晋靖王朱奇源经手选摹的以《阁帖》、《大观》和《宝晋》诸帖为主、并编入他多年收集珍藏的著名书法家的墨迹汇编镌刻而成。全部共刻73方，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役”中毁于战火53方。后经由阳曲县令戴梦熊的倡导，由段□根据留存的最佳拓本摹勒补刻完成，全部法帖才恢复了原来的面貌，达到以假乱真、神致焕然、顿然恢复旧观的水平。
段之所以具有如此高深的技艺，一方面由于他博通经文，潜心古学，工楷法兼学篆隶行草，另一方面得益于傅山的精心指教，因此使他的铁笔勾勒，功力超群，绝无败笔，博得众多学者的器重。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和清源的王某相伴游览晋祠时，看到段□所刻曹溶撰写《晋祠游记十二首》诗，赞不绝口。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王某设馆魏榆，经常到傅山门下问业，一日王某在傅山家中偶遇段□，二人相见，犹为故交。于是段□便将新刻的法帖出示给王氏观看，王氏如获至宝，凝神良久，爱不释手，说：“初余当总角时，即闻山右有宅公（傅山）先生。稍长，学其书，读其文若诗，虽未能索解，而心窃好之；盖常以不得游先生之门为恨数十年。”他接着写道：“岁癸亥（1683年）以假馆魏榆，始受学于先生。先生之门有段叔玉（段□）者，博学多通，尝集先生各书体，手致勒石，将公诸天下，先出示余。余学书虽不成，然常有管蠡之见于先生矣！”他又说：“先生门下有如此出尘拔俗之高足，无不求其工而工，无不求其善而善者也。”可见，王氏等对傅山及其学生段□推崇备至了。
傅山的儿子傅眉在其所撰《我诗集》中有一首诗题为《即事为叔玉兄词劝酒》，对段□的刀刻之工倍加赞赏。他写道：“绝性关性情，聪明岂腐水；不料悬瓮山，涟漪结奇瑰。老柏黒阴下，玄玉若沼沚；联翩戏远雁，起伏不可拟。暗中矜摸索，其目幸不眛。伯阳小碣到，毫发无张弛。韵举当速圆，委屈知不鄙。叔玉性疏豁，龙虎绕其指；远厅如博管，刻石如划几。斛斯解作碑，古人多尔尔；愧非院花翁，博子一启齿。”全诗三百多字，以“近来临池者，倾侧争吊诡”。并说段□“家法守斲轮，不欲外人倚”。可知，段□的铁笔非凡，功力超群盖世。这一部《法帖》石刻，经过三百多年的沧桑岁月，幸存至今，是值得欣慰的。虽然已有破损，如有的菱角短缺，有的裂成两半，并有一方石刻遗失，经多方查找，迄无下落，急需旧拓补刻，以补其不足。
根据有关资料和文物普查时得知，这一部《法帖》刻成后，段氏家族把它作为珍宝，收藏其宗祠。年长日久，段式家族中发生纠纷，把这一部《法帖》分散出售给别人，遭到族中部分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力争维持这一瑰宝的完整性，历经多年的纷争，终于将其出售。建国后，段氏家族在人民政府的文物政策感召下，全族一致同意，把这一部《法帖》的石刻版，全部捐献给国家，并经上级有关领导批准交由原晋祠文物保管所（今晋祠博物馆）保管。目前，这一部《法帖》镶砌于文物区内南侧新建的宝墨堂（俗称翰香馆）东廊墙上，供人观赏。
2、刘雨若与《翰香馆法帖》
在我国法帖丛林中，《翰香馆法帖》是一枝罕见的艳丽之花。现藏于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博物馆。
清初在大内供职的刘光阳能书善画，镌刻技艺超群，他在秘阁中博览过珍藏的历代著名书法家的真迹，然后鉴定审视，精心摹选，镌刻而成。这部法帖传世稀少，但对于研究我国的书法艺术和镌刻艺术，却具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光阳字雨若，明末清初人，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宣城地区）。他自幼聪慧，熟读经史，博雅好古，精通书法。他的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待人敦厚，为时人仰慕。
清顺治（1644—1661年）初年，他应益都尚书冯谧的约请，一同前赴京师，镌刻涿州冯铨汇集的历代名人书法。刘氏到达北京后，首先采用硬黄和响榻等技法精选摹榻出所需要的大部分墨迹。然后按照作品的年代及其优劣，将其排列组合。譬如他把历来被书法家视为瑰宝的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摹勒为第一帖，排在首位。这是他进京后所做的第一件事。
清初的几位皇帝对于我国的书法艺术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的书艺亦为上品。譬如清世祖福临（顺治）精研汉学，擅长书法。当他看到刘光阳选摹冯铨藏品时，惊喜若狂，爱不释手。当他得知此帖是刘氏精选拓摹的，立即传令嘉奖，不久便下令召见刘光阳。相传顺治皇帝见到刘氏后，便把王羲之的书法墨迹一真一伪出示给刘氏鉴别，刘光阳立辨不讹。顺治皇帝欣喜之余，提笔直书“特赐清班”四个大字，赏赐刘光阳，并授以鸿胪序班（掌理朝贺庆吊时传声赞导之职）的官衔。从此，刘氏进入大内，如鱼得水，在禁中秘阁中大献其才华。他博览历代罕见的著名书法家真迹，精研选辑，计有三国时的钟繇、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王洽、郗鉴、王珣、王珉；唐代的李世民、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李白；宋代的黄庭坚、苏轼、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鲜于枢；明代的董其昌、文征明等数十人的墨迹，摹勒成帙，遂定名为《翰香馆法帖》。
《翰香馆法帖》共十卷，第一卷至第四卷大部分都选刻真迹，其中王羲之的书札较多。譬如第一卷中选入《曹娥碑》，就选自唐太宗贞观御府中。和卷三中摹刻的《快雪堂》所选的褚遂良审定的《乐毅论》，都属于王羲之所写的小楷精品，是全帖的最佳之作。《乐毅论》笔画转捩，遒挺秀逸，和其他的临本比较，迥然有异，堪称上品。卷四中的王羲之所写《兰亭序》，虽然唐太宗“昭陵一闭，再无真迹”可寻，但是这一部帖却是摹自宋拓定武本的，亦可谓奇世罕见之物。其他摹刻王羲之的断章草书信札，也都被历代书法、鉴赏家评定为出自御府秘阁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