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赵简子为什么要对窦鸣犊讲这些看上去大而无当的空道理呢？我们从赵简子接下来的结论中可以明确看出，他是希望窦鸣犊有所“化”，要求窦鸣犊改变其思想和立场。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赵简子的时代，晋国君主正在失去对晋国主要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控制力，其情形相似于当初周天子失去权力的过程。这一现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必然，但在当时的一些思想正统的人士看来，却认为是不正常，是必须加以纠正的。不用说，窦鸣犊一直怀着相当正统的思想，即认为篡夺晋公室的权力是非法和不道德的。孔子之所以欣赏窦鸣犊，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窦鸣犊坚持了与早期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尊君思想。当窦鸣犊辅佐赵简子，并为赵氏家族经营势力的时候，本是希望赵简子和赵氏家族能够恢复晋国公室的权力。何况在其发展初期，赵简子也是打着拥戴晋君的旗号招集势力、延揽人才的。可是，随着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不断壮大，赵简子的野心逐渐暴露出来，那就是着力发展赵氏家族的势力，在消灭其他家族的同时，也要把晋君的权力削弱，以期完全掌握晋国的资源，甚至取晋君而代之。不用说，这是窦鸣犊（以及舜华）这样的正统人士所万万不能接受的。而赵简子所强调的“化”，也是劝说或要求窦鸣犊这样的人士要“与时俱进”，放弃对日薄西山的晋公室的支持，转而无条件地支持赵氏家族。
赵简子跟窦鸣犊含沙射影地讲这些话时，应该已经意识到窦鸣犊的思想和立场是难以改变的，所以才说：“唯人不能。哀夫！”很快，赵简子的这个结论就得到了印证，那就是窦鸣犊的回答。在窦鸣犊看来，一位君子，儒家式的君子，所担心的是无能、无德、无名，而不会担心无财、无位、无寿。也就是说，崇高的德行和对原则的坚持，才是君子的追求；而现实可见的利益，世俗的富贵，君子根本不会放在心上。如果说窦鸣犊的这番表白还嫌抽象，那么，他接下来举出的，可以说是事实例证。窦鸣犊以范氏和中行氏家族的灭亡为例来论证他的主张，而这两个家族正好是被赵简子为首的赵氏家族消灭的。窦鸣犊强调指出，范氏和中行氏家族的灭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只顾自己家族的利益，没有顾及晋国广大百姓的困难；二是要专擅晋国的权力，也就是要夺晋君之权。而这两点，特别是第二点，也正是赵简子正在追求的。接着，窦鸣犊还有意识地强调了范氏和中行氏家族后人的悲惨遭遇，而这些并不是赵简子不知道的。这两个被灭亡了家族的后人，只好在齐国过着流亡的日子，并且不得不把用来祭祀祖先的纯色壮牛拉去耕地种田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不能继承爵位，而且还得去做农夫，去过自食其力的苦日子。这种天上地下的差别何尝不是一种“化”呢？换句话说，窦鸣犊在告诫赵简子，如果你一定要求我“化”，那么，最终遭受“化”之惩罚的将是你而不是我！
窦鸣犊的强硬态度，最终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正如孔子所描述的：“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史记·孔子世家》）这是说，赵简子在窦鸣犊等贤臣的支持下，终于得志掌权，到了这个时候，窦鸣犊这样的贤士就由辅翼者变“化”成了赵简子攫取晋君权力的拦路虎，只有杀掉他们，赵简子才能“从政”，才能顺利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这样的结局，单从窦鸣犊与赵简子的关系来看，是有些让人震惊，但从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发展史来看，却是很常见的。所谓兔死狗烹，所谓卸磨杀驴，本是古代专制政治的通行规则。可惜的是，对于这种政治本性，在孔子儒家看来，不仅不近人情，而且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孔子不禁感叹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避）之，而况乎丘哉。”孔子也以动物为例指出，即使是动物，也会因为同类的遭殃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更不用说人了。在此，孔子显然认为他与窦鸣犊是同一类人，那就是坚持以“义”为行为准则的“义士”。既然窦鸣犊因为坚持大义而惨遭杀戮，孔子就没有必要去冒同样的风险了。君子确实可以杀身成仁，但也不会做出无谓牺牲，不会明明看着火坑就往里面跳。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孔子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所谓“临河而叹”，孔子站在黄河边上喟叹：“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史记·孔子世家》）看起来，孔子对于渡河赴晋本是充满期待的，期待与赵简子相见，期待在政治思想方面与孔子儒学比较接近的赵简子，能够给孔子提供一个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但现在看来，这一切无非是孔子再一次的美好愿望和幻想。所以，孔子在感叹了环绕晋国的黄河之水的壮观之后，只好如往常一样自我解嘲说，我孔丘之所以无法渡过眼前的这条河，完全是天命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孔子失去与晋国的直接联系，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缘故，而是他所难以左右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局。后人无法预测孔子做出这一决定的是非对错。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所以我们也无法假设孔子真的来到晋国后的结局，而只能肯定地说，孔子确实未能踏上山西这块土地。这是孔子的遗憾，还是山西人的遗憾？
孔子因未能进入晋国而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孔子从黄河岸边返回到卫国，还是住在他的老朋友蘧伯玉家中。为了纪念和哀叹此次未能如愿的晋国之行，据说孔子还专门创作了一首琴曲，名叫《陬操》，后人也称《盘操》，或者叫《将归操》，曲词云：“翱翔于卫，复我旧居。从吾所好，其乐只且！”（《琴操》）这其中所表达的心志，与孔子晚年的政治原则是一致的。孔子一生都盼望能有一个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但在孔子看来，他的政治原则比政治地位更重要。如果为了现在的政治利益而妨害了他的政治追求，孔子宁可“从吾所好”，保持原则的高尚性和纯洁性，努力做到洁身自好。
当然，与孔子一生的其他许多事件一样，历史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和记载。比如，有记载认为，当时是赵简子派出使者，带着玉帛之礼去聘请孔子赴晋国的。更有甚者，还认为赵简子请孔子到晋国是一个更大的阴谋的一部分。那就是，赵简子认为，在他夺取晋君权力，进而称王天下的道路上，有三个人是他必须去除的障碍，即赵氏家族内部的窦犨，晋国公室的铎鸣，还有鲁国的孔子。于是，赵简子先以讨论政治为由，把窦犨、铎鸣招来后杀掉。然后派出使者到鲁国聘请孔子。在渡黄河的时候，晋国使者对船夫说，孔子上船之后，船行到河水中央就杀死他。幸亏在登船之前孔子突然想到了窦犨、铎鸣之死，意识到赵简子请自己到晋国可能是个阴谋，这才马上做出决定，回车掉头，没有上船渡河，平安地回到了鲁国。但是，这些传说都充分说明，当时孔子的“临河而叹”确实是激发了后人的无限思索和想像，以至于在山西晋城一带还流传着孔子在此地的一些故事以及“孔子回车处”等遗迹。
孔子虽然未能入晋，未能亲自参与晋国的历史进程，但这丝毫没有减少他对赵简子之政的关注。特别是对于赵简子杀死贤臣窦犨的错误，孔子明显耿耿于怀，并试图亲自加以纠正，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孔子与一个背叛赵简子的赵氏家族邑宰佛肸的一次没有实现的交往。
《论语·阳货》记载：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是赵简子的家臣，当时担任赵氏家族控制下的中牟地方的邑宰。在孔子时代，所谓“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诸侯篡夺周天子的权力，大夫篡夺诸侯的权力，陪臣篡夺大夫的权力，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佛肸背叛赵简子，与阳虎背叛季氏一样，都是陪臣试图夺取卿大夫权力的典型事件。根据《论语》的上述记载，佛肸邀请孔子加盟他的反叛赵简子行列，而孔子一时间怦然心动，打算接受邀请。幸好有弟子们的强烈反对，使得孔子不得不冷静思考这个行动的妥当性。虽然孔子找了些理由为自己的冲动作辩解，但孔子毕竟还是孔子，最终还是他的政治理性占了上风，并没有加入佛肸反叛赵简子的同盟。
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孔子与弟子间的争论，而是佛肸为什么会邀请孔子加盟？与此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这次叛乱和邀请发生在什么时候？这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是，赵简子攻击范氏和中行氏的时候，征伐中牟，中牟宰佛肸开始反叛，并派人召孔子。《世家》的这个说法，语焉不详，并自相矛盾。很显然，根据上述《世家》的说法，中牟并不是赵简子的地盘，佛肸也不是赵简子的人，既然如此，就不能说佛肸是“畔（叛）”赵简子。这就说明，《孔子世家》记载中的有些文字有可能是作者想当然地加入的，并没有仔细地斟酌关于《论语》的相关记载。
撇开《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不论，那么，孔子为什么会收到佛肸的邀请？孔子为什么又会有一时的心动，以及这件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以孔子的“临河而叹”为背景，这几个问题就比较容易找到答案了。在赵简子的政治史中，佛肸并不是个重要人物，甚至在当时的重要史书中都没有提到这个人物，但为什么《论语》中却提到与他有关的这个事件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孔子的这次思想动摇与孔子跟赵简子的关系有关。在孔子“临河而叹”之前，正如我们分析到的，孔子比较认同赵简子的政治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不太可能认同赵简子手下的背叛行为，也不太可能接受这种人的邀请。而在“临河而叹”之后，因为赵简子杀死了孔子引以为同道的贤臣，赵简子在孔子心目的地位一落千丈。在这种背景下，孔子接受赵简子反对派的邀请就显得更切合实际。孔子也可能认为，他接受邀请的理由更为充分一些。虽然在跟子路作解释时，孔子认为他接受佛肸的邀请并不是要跟佛肸同流合污，不会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反叛者，而是暂施权宜之计，要实现他的更为宏大、更为合乎大道的政治事业，因为孔子本来走的就是一条不同于赵简子的政治路线。
尽管孔子与赵简子政见不同，对于赵简子的政治动向，孔子还是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并做出过一些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孔子的评价，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赵简子及其政治活动，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孔子与晋国赵氏家族的关联，还由赵简子发展到了赵襄子。赵氏家族首领赵简子去世后，他的儿子赵襄子（无恤）继位。赵襄子虽然不能够超越其父赵简子，但就历史功绩而言，正是在赵简子功业的基础上，赵襄子才能够终于参与完成“三家分晋”，并为赵氏家族受封周王、位列诸侯打下了最后的基础。但是，说到孔子与赵襄子的关系，事情可能要复杂一些。
据记载，晋出公十七年（前458），赵简子去世，太子赵无恤继位，这就是赵襄子。显然，孔子早已于公元前479年去世，不可能目睹赵襄子在位时的政治作为，特别是与智氏在晋阳城展开的殊死决战。但在一些历史传说中，还是提到了孔子对于赵襄子晋阳灭智氏的评说，这显然是后世的误记。不过，赵襄子参加赵氏家族的管理，在其继位之前早就开始了。当佛肸在中牟举行叛乱的时候，赵简子就委派身为继承人的赵无恤率领大军去平叛。
据记载，赵襄子本是赵简子的庶子，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法继承人，而赵简子之所以执意要把爵位传给赵襄子，主要是因为赵襄子正确地领会了赵简子在位时一直在思索着的向北方扩张领土的愿望，并且之后一直主要负责实施赵简子的这一宏图大业。果然，在赵襄子的努力下，赵氏家族不断地侵夺北方边远民族的土地，使赵氏家族的实力不断扩大。有一次，赵襄子率大军攻击北方的狄人，其中的一支部队只用了一个上午就攻下两座大城，即所谓“一朝两城”。可是，当使者把这个消息传报给赵襄子的时候，赵襄子却面有忧色。左右侍臣对此都不太理解，为什么赵襄子有了如此可喜的斩获，反而忧心忡忡？对此，赵襄子的解释是，再大的江河，持续上涨也不会超过三日；再猛烈的暴风雨，也不会持续一天。以当今赵氏的德行，还没有积聚到一上午而攻克两城的程度。这样看来，恐怕祸患就离我们不远了。
赵襄子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说赵氏得到的土地太多了，而是说只有达到了足够的道德感召力，才不必使用过多的武力就能使对方臣服。就“一朝两城”而言，如果是两城人民受到道德力量的召唤而自动臣服，这是值得让人欢喜的。相反，如果用武力实现“一朝两城”，只能证明使用武力过度了。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必会遭到越来越激烈的反抗，也会使自身日益危险，所以才会让赵襄子心生忧虑。对于赵襄子的如此思考，孔子听到之后评论说：“赵氏其昌乎？”意思是说，赵氏家族挑选了这样的继承人，这个家族肯定会昌盛发达的。由此看来，孔子不仅一直关注着晋国政治局势的发展，而且对于赵氏家族也给予了持续不断的关注。孔子与晋国，有着扯不断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