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之余，女兵们也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女兵们积极走向社会，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培养自身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另一方面，她们更是勇敢地走向战场，参加决死队，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第一线，用她们的实际行动谱写了抗日救亡的辉煌篇章。
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是党培养革命干部的重要一环，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体现。十一连十分重视发动学员举行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使她们走出校舍，走向社会。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是女兵们宣传活动的一个重心。她们组织起歌咏队、话剧组，在革命纪念日或者假日，到街头、公园传唱革命歌曲，表演进步话剧，进行演讲宣传。每逢星期日做完例行工作（擦枪、整理内务等），便有组织地到西门外的兵工厂、钞票厂、纺纱厂、卷烟厂等地，给工人上文化课，教唱救亡歌曲，兴办业余识字班。有的还深入到工人家庭访贫问苦。通过这些活动，女兵们加深了对工人生活的理解，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有的则到市内各学校，教学生唱救亡歌曲，帮助学生排演有关抗日的活报剧，或给连队工作人员上文化课。特别是在1937年“五一”节与“红五月”纪念活动中，十一连全体总动员，大家根据自身特长，踊跃地参加各种活动。连续一个月的宣传鼓动，使整个太原市沸腾了。到处都是人头攒动的剧场，到处是激昂的歌声。为了慰问抗日前线战士和宣传抗战，十一连还组织了募捐活动。在剧场公园或者国民师范大礼堂举行义演，或三三两两到街头，向店铺、行人募捐。同时，她们又针对不同对象，向人们宣传大敌当前，只有抗日才能救国的道理。十一连还重视运用墙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她们除平时配合学习，定期编写学习心得体会的墙报外，每逢纪念日到来，还要编写纪念专刊，把它贴在十一连的大门外边。文图并茂的墙报，受到各连学员的瞩目。
倡导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同样是女兵们宣传的重要内容。十一连刚刚组建起来不久，适逢“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到来。许多女学员都是第一次在党的领导下，公开地庆祝自己的节日，兴奋欢乐的心情难以言表，她们在海子边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会后女兵们列着队，高唱着革命歌曲，呼喊抗敌救亡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在市区繁华的大街上游行。这次盛大的纪念活动，对每个才逃出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女生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
十一连的女兵们还利用自己的力量积极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以及慰问抗日的将士们。1937年初，在阎锡山的山西反省院，还囚禁着一部分共产党员和红军东征时掉队的“红小鬼”。当时，阎锡山表面上已经同意共产党的“一致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主张，但还不肯释放政治犯。当大家知道这一事实后，群情激愤。女兵们立即和其他连队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到反省院外，齐声怒呼“抗日无罪”、“共同抗日”。这一声援行动，配合了狱内同志的斗争，阎锡山不得不释放了全体政治犯。这些同志出来后，都参加了牺盟会或决死队，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
1937年的五六月间，是十一连的军事政治训练进入学习高潮之时，也正是日本侵略者即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际。牺盟总会决定从军政训练班抽调一部分男女学员，陆续分配到牺盟总会、牺盟中心区以及各市、县、区的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的各项工作。从十一连抽调的有：李林、高首先、陈岱、杨稚葳、朱雅珍、刘鑫、李源等同学。她们分配到太原市区的牺盟会和各地牺盟中心区开展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之后，全国人民群情愤慨，军政训练班的学员们更是热血沸腾，强烈要求抗日救国。女兵连抽调一部分女兵，到太原陆军医院学习救护、战地抢救、包扎等卫生知识，并以她们为骨干组成了“山西妇女战地服务团”，一行40余人开赴前线。此外，也相继派出一些学员参加到各种慰问团体中。比如，7月间派出张慧君、陶竞华、朱瘦铁参加由牺盟总会组织的“山西省各界赴平慰问团”，慰问英勇抗击日军的国民党军宋哲元部29军。她们在日机狂轰滥炸和被北平沦陷的险恶条件下，终于冲破重重险阻绕道天津、烟台、济南胜利返回太原。还派出杨蕴玉、陈坚等学员参加牺盟总会组织的赴绥远前线慰问团，慰问伤员，宣传抗日。再如，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八路军奉命开往抗日前线，一列列的兵车驶进太原火车站。十一连的女兵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和其他连队一起，到车站慰问过路的八路军。当时正值炎暑盛夏，女学员们便抬着开水，带着万金油、仁丹、西瓜等，爬上兵车，亲切地向战士们问长问短，恨不得把一向闷在心里的有关红军和延安的问题，一下子问得清清楚楚。有的女学员慰问后甚至不肯下车，要求和红军一起上前线杀敌。经八路军指导员耐心地做工作，说明巩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以及革命军人的组织纪律性，她们才恋恋不舍地下车。但是这种强烈的抗日热情却始终燃烧在每个女兵的心头，使她们在各条战线为抗日救亡发挥着自己最大的力量。
对于抗日救亡，女兵们同所有士兵一样，都渴望能走上抗日的最前线，为抗日做出自己的最大的贡献。在这种强烈的愿望驱使下，女兵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磨练自身，终于一部分女兵得偿所愿，参加了抗敌决死队，与男同志一样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1日，山西新军的第一个团——青年抗日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宣告成立。十一连的女兵们便纷纷报名要求加入决死队。考虑到女兵的身体素质，开始并没有获得批准。但女兵们毫不气馁，恳切陈词，再三请求，并以实际行动来印证自身各方面素质都能胜任的战争的需要。她们在打完野外极度疲乏的情况下，接受了领导的考验——全部绕操场跑三圈，当时的操场一圈有四五百米，但是女兵们精神振奋，忘记了疲劳，立即整齐而迅速地跑完了三圈，没有一个学员掉队，出色地通过了领导的考验。终于批准这30多人为决死队队员，编入决死第一纵队（团）二大队（营）四中队（连）三小队（排），亦称女兵排。连长胡兆琪（中共党员），政治指导员由大队教导员周仲英兼任。9月下旬，女兵排随大队开赴已是战火纷飞，正与日寇激战的平型关附近的五台前线。后来，也有部分女兵加入到决死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及其他抗战部队战斗序列中去。决死队的女兵全副武装，每人除带一支步枪、一百发子弹、一个背包外，还带有一个干粮袋、一条军毯，只比男兵少一把铁锹、三个手榴弹。这些装备，足有30多斤重。而且要翻山越岭，每天行军数十里。只要勇气和决心差一点，面对这些现实，也得吓退下来。但是大部分女兵们毫无惧色地勇敢地随军前进。这种大无畏的革命勇气，的确使人敬佩。
为适应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到1937年9月下旬到五台后，女兵排正式改为随军妇女队，直属纵队政治部领导。11月初，随总队从晋东北转移到晋东南沁县，改变为决死一纵队妇女工作队。工作重点也转为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政权，建立基层党组织，建立抗日群众团体，组建文艺宣传队等工作，更广泛地开创妇女在各种抗日工作中的广阔天地，赢得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爱戴。
当时，中国的农村仍处于封建思想的束缚之下，山西农村尤甚。年轻妇女抛头露面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会招致种种非议，甚至是鄙夷误解。女兵们比男同志遇到的阻力与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困境下，想要把工作更好地做下去，需要付出更大的毅力与勇气。女兵们既大胆又机智、细致耐心地深入到各家各户，做围着“三台”（即炕台、锅台、碾台）转的妇女群众的工作。她们关心妇女的疾苦，解除她们的困难，举办妇女识字班、夜校，宣传抗日救国，动员她们送子女参军，动员她们做军衣、军鞋，救护伤员、支援前线。在游击区的妇女，还要动员她们参与侦察敌情，给抗日政府和军队送情报，站岗放哨抓汉奸，掩护抗日军民等。女兵们还把儿童们组织起来，成立儿童团，教他们唱救亡歌曲，教他们识字，组织他们站岗放哨查汉奸，送信送情报。在女兵们的带动下，沉静的农村很快的活跃起来，到处是嘹亮的歌声，到处是蓬勃的抗日活动。她们培训了一批批的妇女积极分子，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妇女干部队伍，有力地支援了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女兵们不仅出色地做好了妇女工作，在组建抗日政权，开展武装斗争方面，也发挥了她们的聪明才智。抗战初期的1938年到1940年间，女兵连先后有14人担任了县牺盟会特派员（后为党的县委书记）、县长，有3人被委任为区长。1940年，刘亚雄担任了太行第三专员公署的专员。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她们担任县、区领导职务，仍然保持和发扬了女兵连艰苦奋斗的本色。她们背着背包，爬山过河去上任，生活在群众中，带领群众胜利完成各项抗日任务。当敌人进犯时，她们组织游击队，打击敌人，掩护群众撤退转移。她们是群众的贴心人，群众的勤务员，她们赢得了群众的赞扬和信任。群众赞叹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官”。参加对敌武装斗争的女兵们，有的参加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转战于华北各地。有的组织县、区游击队，直接指挥对地武装斗争，深入敌占区袭扰敌人，保护群众，保卫生产，配合部队作战。她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有的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如人民女英雄李林、梁淑媛、高尔华等。她们的大义凛然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与日月同辉，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