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不像福建、广东、南京，更不像浙江、北京、上海，甚至也不像陕西，那些地方鲁迅曾经较长时间生活过，或专门去讲过学，山西的土地上仅仅留有鲁迅几十、几百个脚印，时间也很短，然而，他在小说里或文章里说到山西的地方却格外得多。1924年作小说《在酒楼上》，主人公吕纬甫是一个为生计而到处奔波的小知识分子，最后“辗转到太原”教书。一年后作《孤独者》，小说中的“我”，走过历城、太谷，“一总转了大半年，终于寻不出什么事情做”，最后访问朋友时，手里“提着两包闻喜名产的煮饼”。这两篇里的太原、太谷、闻喜，都是山西地名。鲁迅写现实生活的两本、二十五篇小说写到的真实地名，属于其他省的大概只有历城和山阳，远比写山西一地的为少。后来在谈及“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论述了他的典型化方法：“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浙江是鲁迅的故乡，北京是他从民国初年起住过15年以上的地方，而山西却没有去过，闻喜是远在晋南的一个县，他不仅写了，而且写的是这个县的著名特产。可见鲁迅对山西颇为熟悉，似乎成为他潜意识里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实际上，鲁迅跟山西存在着人事上、知识上多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些联系使他对山西有着某种难抹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以他对山西的了解，经常使用一个词，即“山西人”。据笔者印象，鲁迅至少四次使用这个词。一次是民国初年在教育部，评价新来的教育部次长梁善济，说“山西人，不了了”；第二次是为山西人作保；另一次是同高长虹发生冲突后，在给许广平信中说，毕竟是山西人，要吸血的；再就是在上海跟日本人内山完造闲谈，不止一次说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会经商，爱财，还有其他特点。鲁迅称“山西人”一词，在文中显得特殊。其他，像“北京人”、“浙江人”之类说法，就从来没有。此“山西人”之称，别有寓意，使用时似带有虽说程度很轻但完全能够感觉出来的贬义。在这本小册子里，“山西人”将作为一个关键词而存在。
笔者对这一现象早就发生兴趣。1981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各地举行隆重纪念活动。我当时在《山西文学》编辑部工作，特地在刊物上开辟了《鲁迅与山西》的专栏，刊发了著名学者王瑶和其他人的4篇文章。将近10年前，笔者又和王峻峰、郭汾阳合写过一本同名的30余万字的专著。本书是对这本专著的浓缩和深化，又加上了一些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