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政治上的特殊性，不能不给鲁迅留下特殊的印记。
以共和制为特征的中华民国取代君主专制的清王朝以后，中华大地上并没有真正实现共和，而是陷入军阀混战之中，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也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又换。特别是各地的军阀和政客们，“你方唱罢他登场”，谁都可以当官，又像土匪，官匪不分。这种混乱局面，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阻碍着生产的发展，使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即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这种混乱局面也时常出现，“国民军”的几进几出和发动“首都革命”就是一个例子。
跟这种现象相反，山西自辛亥革命首义成功，阎锡山上台执政，在很长时间里，政局相对稳定。他是直到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跟南京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同时被推翻的。阎锡山当政以后，在发展生产上，在乡村政治体制改革上，在教育建设上，在社会治安以及禁止妇女缠足等移风易俗上，确实做过一些实事，如实行“六政三事”，提倡“村本政治”，农村建立“息讼会”等。山西的地理形势也便于他搞独立王国。通过宣传，山西在外界颇得好评，被称为“模范省”。20年代，梁漱凕等好些文化名人，都曾来山西考察过，写文章称赞过。鲁迅之所以能够在山西的土地上逗留，与此有关。
那是1924年夏，鲁迅和京津名教授李济之、蒋廷黻、陈定谟以及名记者孙伏园、王小隐等10余人，应西北大学之邀，赴陕西做暑期讲演之旅，共40多天。返程途中，一行人对到山西一游颇感兴趣。孙伏园在《长安道上》写道：“我们在黄河船上，就听见关于山西的甚好口碑”，如“秦、豫骡车可以渡河入晋，山西骡车不肯南渡而入豫、秦，盖秦、豫尚系未臻治安之省份，而山西则治安省份也”。又说：“山西的好处，举其荦荦大者，据闻可以有三：即一，全省无一个土匪；二，全省无一株鸦片；三，禁止妇女缠足。即使政治方针上尚有可以商量之点，但这三件已经有足多了。”唯其如此，一行人很想渡河沿同蒲路返京，但未如愿，而是改由陇海路转京汉路返京。为了坐实有关山西的传闻，他们特地从现三门峡一带渡河北上，“登岸参观”。孙伏园说：“上去的是永乐县附近一个村子，住户只有几家”，大约属今平陆县吧。登岸后，“遍地都种花红树，主人大请我们吃花红，在树上随摘随吃，立着随吃随谈，知道本村十几户共有人口约百人，有小学校一所，村中无失学儿童，亦无游手好闲之辈。临了我们以四十铜子，买得花红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吃。夏浮筠先生说：‘便宜而至于白吃，新鲜而至于现摘，是生平第一次’，我与鲁迅先生也都说是生平第一次。”在其他人的笔下，也都是一片叫好声。“入西门，孔庙附设教育会、农会、拒毒会及洗心社等机关，知山西人犹有事可办”，“吴排长谈该省自治成绩甚备，境内无乞丐，盗贼，烟民，视其他临省大不侔矣”，“岸上颇有新栽之树，逐渐成荫，略见阎督政绩”，“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
鲁迅没有专门记述这次亲眼观察山西的感受，只在《日记》中简单记道：“午抵函谷关略泊，与伏园登眺，归途在水滩拾石子二枚作纪念。”他在别处说过这次到西安喝了几口黄河水，原来要写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兴致也被破坏了，但那指整个“西北之行”，不是指“与伏园登眺”的印象。即使说他不像孙伏园等人那样感到满意，也不能排除其北渡黄河“登岸参观”，是出于要看看山西这个“模范省”政绩的“动机”。孙伏园在船上所闻，其他人在黄河岸边所见，鲁迅该是一并收入自己记忆的。
这就是鲁迅脚踏山西土地的实录，是他跟三晋大地联系上仅有的一次，真的是历史的一瞬。期间有关山西的各种传闻、各种印象，是牢牢刻在鲁迅脑海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