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他不仅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与张四维也有着密切联系。他自隆庆元年起进入内阁，隆庆皇帝去世后，年幼的万历帝登基，张居正联合李太后和冯保挤走了高拱，自己成为内阁首辅。当时的皇帝还是个不到10岁的孩童，两宫皇太后就将国家政务一并委任给了张居正。这是张居正执政的黄金时期，他自视极高，称“我非相，乃摄也”，由辅政而跃为柄政，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意欲实现政治理想，竭力推行改革，全面掀起一场重大革新运动以挽救逐渐衰败的明王朝，力图消除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等各方面的危机。同时，张居正也将个人的权力发挥到了最大限度，即使是年幼的神宗也只能听任自己的这位老师随心所欲地操纵国家政权。
张居正前后主持国政有10年的时间，在政治上颇有建树，他所采用的主要革新措施有：推行一条鞭法，清丈土地；消减支出，裁除冗员；加强军事方面的防御，起用名将戚继光等来训练士兵；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和淮河。这一系列新政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史书将这个时期称为“明朝中后期的黄金时代”，其时国库余额十分充足，国力堪称富强。作为张居正一手提拔到内阁的下属，此时的张四维全心全意地支持张居正的一切政令主张，贯彻他的改革措施，采取“得盗即斩”的强硬手段，推行“一条鞭”赋税制度，大力裁汰冗员，减少支出，防御鞑靼，浚治黄淮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平常在朝中相处时，为了小心起见，张四维也事事顺从张居正，不敢有所违逆。
§§§第4节自任首辅，全力“倒张”：在张居正卒后执掌朝政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卒，在他身后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拉开了帷幕。张居正死后，张四维成为首辅，时年57岁。他在万历皇帝的支持下登上了首辅的位置，见怨恨张居正的朝臣很多，张四维决定以宽大从事，安定人心。他劝皇帝改变此前过于繁苛的种种政策，施惠天下，起用受张居正排挤或罢官的重要人物，恢复他们的职位。朝政气象为之一变，不再是张居正执政时的局面，大臣们逐渐开始上谏发表自己的意见。
“耻为臣下挟制”的神宗乾纲独揽，在他的授意之下，张居正逝后不到100天，张四维就率领着自己的门生、部属开展了一场全力“倒张”的运动，全面清算张居正残余党羽势力。对于万历朝的这场重大变故，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不休。其实，张四维之所以要清算张居正的势力，考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张四维的这一举动是为了迎合神宗皇帝独揽大权的需要。神宗年幼登基，不得不放任张居正独揽大权多年。然而，随着神宗的年龄增长，他对张居正生前的严加管束开始感到极为不满。可以说，张居正的态度激怒了皇帝，这才是他在死后受到清算、家族蒙祸甚惨的根本原因。
隆庆六年（1572）六月，张居正赶走高拱自己成为内阁首辅，当时的神宗尚还年幼，两宫皇太后对他也信任有加，一应政事都由张居正决断，“慈圣徙乾清宫，抚视帝，内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张居正的权力在万历朝也达到了顶峰，他深受神宗母子的信任，成为国家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年幼的神宗无法亲自过问政事，只能采取加大恩赐的方式来拉拢他。一时间，皇帝对张居正的宠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明人笔记小说《谷山笔麈》有这样的记载：
江陵相君柄政，上眷顾殊绝，古今无两。每日御讲筵，讲臣出就直庐，平漏，相君以侍书入，在文华殿东偏张一小幄，相君、司礼侍立，造膝密语，于此见之，上顾相君有所欲语，正字即却走，出殿门，少刻，闻语止乃入。一日，江陵在直庐感病，上御文华后阁，亲调椒汤，使使赐之。又盛暑御讲，上先就相君立处，令内使摇扇殿角，试其凉暄；隆冬进讲，以毡一片铺丹地，上恐相君立寒处也。
大权在握，又在太后、皇帝如此的优待厚遇之下，张居正逐渐专横独断、凶横跋扈，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记述了这样的事例：
万历甲戌五月，穆考附太庙，一日东阁会揖，相君谓少宗伯汪公镗曰：“附庙，新主当从左门入，以高庙在上故。”汪曰：“故事，当从中门。”相君曰：“安知故事不谬？第从左门入，不必议。”汪俯曰：“唯。”万历初年，议理论政之体皆仿此。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到张居正实际行政权力的强大，他的言行举止中都透露出一种跋扈之气。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惜在朝政掌故上改变惯例和规则，按照个人的意志行事。其实这些行为都是为了表达一种姿态——作为当朝权力的实际执掌者，他的绝对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而且，随着执政时间的加长，张居正在政治生活中的独断专行亦愈演愈烈，逐渐在万历初年形成了“首辅一言堂、无人敢持异议”的局面。他不仅在朝政上专断，偶尔难免将尚在幼年的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处处以老师自居，时间久了，难免会引起神宗的反感。
张居正死后，冯保首先被扳倒，这位太监的巨额财产引起了神宗对张居正的怀疑，这成为张居正被清算的一个直接诱因。司礼太监冯保一度在内依靠太后的宠幸，对外倚仗张居正的势力，专擅威福，就连神宗自己也称呼他为“大伴”，不敢处罚他。等到太后归政、张居正又去世之后，冯保失去了倚靠，却仍然不知收敛。在张四维的授意下，他的门生御史李植首先发难，条列了冯保的十二大罪状，神宗看完奏折大怒，处置了冯保。当时正好潞王完婚，所需用的珠宝尚未备齐，神宗身边的官吏又声称是冯、张两家汇聚了天下的众多财富，才导致了宫中的短缺，这一下彻底惹恼了神宗。弹劾张居正的人蜂拥而起，终于形成了一股波涛汹涌的势力。《明史·张四维传》记载此事道：
初，四维曲事居正，积不能堪，拟旨不尽如居正意，居正亦渐恶之。既得政，知中外积苦居正，欲大收人心。会皇子生，颁诏天下，疏言：“今法纪修明，海宇宁谧，足称治平。而文武诸臣，不达朝廷励精本意，务为促急烦碎，致征敛无艺，政令乖舛，中外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诚宜及此大庆，荡涤烦苛，弘敷惠泽，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国脉之要术也。”帝嘉纳之。自是，朝政稍变，言路亦发舒，诋居正时事。于是居正党大惧。王篆、曾省吾辈，厚结申时行以为助。而冯保欲因两宫徽号封己为伯，恶四维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贿保，数短四维；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书王国光媚四维，拔其中表弟王谦为吏部主事。时行遂拟旨罢国光，并谪谦。四维以帝慰留，复起视事。命甫下，御史张问达复劾四维。四维窘，求保心腹徐爵、张大受贿保，保意稍解。时行乃谪问达于外，以安四维。四维以时行与谋也，卒衔之。已而中官张诚谮保，保眷大衰，四维乃授意门生李植辈发保奸状。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变。于是四维稍汲引海内正人为居正所沉抑者。虽未即尽登用，然力反前事，时望颇属焉。
可以说，张居正身后之所以被清算，在于他的权力与最高权力皇权发生了抵制和碰撞。他在首辅任内，长期以对待学生和后辈的态度对待神宗，在冯保的配合下，对神宗严加管束和限制。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对二人的惧怕转化为强烈的不满和怨愤，张居正却浑然不觉，这种怨愤在他死后全面爆发出来，因此，他的家族及党羽难以逃脱被清算的厄运。
其次，张四维发起的这场“倒张”运动也出于他平时对张居正的不满。隆庆六年（1572），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大学士高拱狼狈罢官而去，张居正终于坐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他的政治主张终于获得了实践的机会，这是经过相当艰苦的政治倾轧才获得的胜利。权势和地位的来之不易，使张居正倍加珍惜，不惜以任何代价和手段来巩固这一地位。同时，内阁权力争斗的经验也使张居正深切感到，要想不受阻碍地施展个人的政治抱负，必须保证自己牢牢掌控大权。所以在之后的人员选用上，他一直贯彻着这一政策，张居正选人的标准就是必须听命于自己，没有争权的野心与实力。不难看出，他先后选用的内阁成员吕调阳、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诸人在当时都毫无锋芒，在内阁也是绝对俯首听命的配角。而且，张居正任首辅时对同僚的态度极为刻薄，他不仅自己独揽朝纲，处事也十分霸道，从未将他人放在眼里，史称“视同列蔑如也”。时任次辅的吕调阳，虽然是由张居正推荐入阁的，对他的行为也不敢有丝毫的异议，其他如马自强等人，虽然一贯为人持正，但也不敢有所作为，仅仅是守着自己的位置混日子。《明史》记载当时的情形称：
太后以帝冲年，尊礼居正甚，同列吕调阳莫敢异同。及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入，徇徇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
时吕调阳、张四维先在阁。调阳衰，数寝疾不出，小事四维代拟旨，大事则驰报居正于江陵，听其裁决。自强虽持正，亦不能有为，守位而已。
此时的张四维，小心谨慎地遵循张居正的意志行事，不敢有丝毫的个人见解，“谨事之，不敢相可否”，“恂恂若属吏”，根本不敢把自己看作是张居正的同僚。尽管如此，张居正还是对张四维不满意，觉得他所拟的旨意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意见，甚至逐渐讨厌起他来。而张四维也是心里憋着一股怨气，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尤其是当张居正得知张四维私自结交冯保之后，非常严厉地制止了此事，他这样处处防范张四维发展自己的势力，使得张四维对他的怨恨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其实，张四维对张居正的怨恨，还有一层私人交情上的原因。虽然是张居正引荐张四维进入的内阁，但与张四维关系更为密切的人却不是张居正，反而正好是张居正在隆庆六年赶走的政治对手高拱。张四维与高拱的交情显然更为深厚，张居正虽然在与高拱的政治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他也不得不起用部分高拱的人，而这些人表面上暂时服从于他的权威，但事实上很难打消心中的怨恨和不满。再加上这些人长期受到压制，难免产生强烈的反感情绪。而且，张居正的改革是在其强权下推行的，他执政时，素以严刑峻法来处理事务，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也结下了不少仇敌，在士大夫群体中，累积了相当的不满和怨怼情绪。他恃宠傲物，个人权欲的膨胀与行为方式已经严重超出众人的承受范围，神宗给自己这位生前的恩师和元辅大臣所定罪名就是“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长期被压抑的心理，在张居正死后得以释放，几乎没有人对张居正的被清算感到同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再者，张四维清算张居正，也是出于清除异己、树立个人权威的需要。张居正任首辅时期，在对反对官员的处理方面确实存在一些不适当的地方，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依附于他的人往往进一步打击其反对者，难免引发很多官员对张居正的不满。例如，在张居正在位期间，他的三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二儿子嗣修被神宗亲自擢为一甲第二名；八年（1580），他的第三子懋修以神宗钦点的一甲第一名考中状元，他的长子敬修也考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张居正三子皆中进士，成为明代科举制度史上的一个极端事件，引起了舆论的极大不满。《古谣谚》记载当时的民谚曰：
万历丁丑，张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复登鼎元，有无名子揭诗于朝门口：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
张四维一直隐忍多年，直到在张居正死后接任了首辅之位。由于张居正的势力还很强大，所以张四维想要稳固自己的首辅地位，他首先不仅要赢得皇帝的支持，同时也需要扫除张居正的余威并肃清其党羽的势力，树立个人威望。张居正虽然死了，但他的死党司礼太监冯保仍然在宫内，他历来我行我素，十分骄横，并不把张四维放在眼里。冯保处处与张四维抗衡，他找到了一个借口，弹劾张四维与吏部尚书王国光“以同乡关系而互相勾结”，以此来打击张四维。但这一招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冯保不甘心，再次与御史曹一夔密谋，弹劾王国光，借此向张四维发难，幸而神宗还比较信任张四维，批驳弹劾者道：“元辅忠臣，御史何得妄言。”冯保还不甘心，他联合御史张问达再一次弹劾张四维。这一次，张四维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这些政敌，将弹劾者一一降职调出了朝廷。此事提醒了张四维，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必须彻底清除张居正残余的势力，其中冯保等人就是最大的一股暗流。于是，他对张居正的党羽发动了全面反攻，派自己的门生李植与言官共同上奏疏，收罗、揭发冯保的种种罪状。这些奏章终于使神宗震怒，命令张四维拟旨：“奴辈盗我威福，久其急诛之。”这样一来，冯保及其党羽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和庇护，尽数被驱逐出去，朝政风向一时大为改变，张四维自己的个人权威开始逐步树立了起来。事实上，这种政治上风向的逆转在中国古代都是常有的事情，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往往是反对者粉墨登场，开始清算前任，起用自己的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仅就明朝中期而言，张璁赶走杨廷和、夏言排挤掉张璁、严嵩赶走夏言、徐阶排掉严嵩、高拱排倒徐阶、张居正扳倒高拱，这已经成为此时政局的一大特色。张居正任首辅时期的一些举措虽然有不当之处，朝臣们尽管不满但也还处于隐忍待发的状态中，没有人敢于发作。正是因为张四维的首辅地位还未稳固，所以会先后遭到御史曹一夔、山西道御史张问达等人的弹劾。神宗要清算张居正，张四维其实心里早有预料，张居正一死，张四维执掌了权柄，明明早就知道朝廷内外对张居正及其新政不满的大有人在，他看准了这一时机，意欲借着“倒张”运动收拢人心，树立个人威望，于是，大量起用被张居正打压的大臣，“知中外积苦居正，欲大收人心……于是，稍汲引海内正人为居正所沉抑者。虽未即尽登用，然力反前事，时望颇属焉”。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朝中大臣们大多由张四维等人提拔起来，对他心怀知遇之恩的感激的局面，“诸大臣由四维、时行起，乐其宽，多与相厚善”，言路“至是方发舒”，可以认为，张四维和他的继任申时行“相继柄政，务为宽大”的用意很明确，不仅报复了私人的种种恩怨，同时还树立起了作为首辅的个人威望。
张居正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铁腕人物终于去世了，皇帝挣脱了他的钳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主持内阁的张四维极力与张居正划清界限，长期受到压制的言官也如释重负，攻击张居正。因此，在皇帝的默许和继任首辅张四维的配合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