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是1月9日被抓走的，1月10日下午2点钟左右，江青起床以后，打铃叫我。我听到铃声，就小心翼翼地走进她的办公室。
她说：“我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有一个保险柜，柜子里有一档（一格）文件，等我休息的时候，你给我取回来，那些文件都很重要，不能搞丢了，也不能搞乱了，我说的你记住了吗？”
我像在部队里那样大声地回答道：“记住了，你还有什么指示？”
我说完了，准备起身离开。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讲话的声音不能小点吗？速度不能慢点吗？你讲话跟打机关枪一样，我受不了哇！对这点规矩，你必须记住！”
我小声说：“好。”
我参加工作10年，虽然远距离地见到过不少中央领导，可是，如此近的距离和如此大的人物一起谈话，还从来没有过，但我却丝毫没有幸福之感，只是感到心情十分紧张。
回到我的办公室，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感到内衣湿漉漉的，我脱掉外罩绒衣一看，衬衣、背心全被汗水浸透了。
1月11日，江青正在吃午饭，我听到打铃声，她叫我，我进入她的餐厅，见李讷端坐在餐桌的南边。我没有看见江青的表情，就低声慢语地问江青：“你叫我，是不是让我在你午休的时候去中南海把那些文件取回来？”
我站在她旁边大约等了一分多钟，也没有听到她说一句话。这时，我觉得有些奇怪，就注意了一下她的表情，发现她的下巴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她咬牙切齿地大声喊道：“谁叫你去取文件？我问你，你前几天回老家干什么去了？”
我说：“我父亲去世了，经请示汪东兴同意，回去料理丧事去了。”江青听了我的回答，大声地说：“你父亲去世是假的，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是戚本禹他们把你支走的，他们好干坏事。”
我听江青这样说，就忙解释说：“别人做什么事情我不清楚。我父亲真的是去世了，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的毛尚元同志调查，是他到我老家把我接回来的，我父亲是真去世还是假去世，他是清楚的。”
江青听了我的解释，认为有失她的威严，大声吼道：“你在撒谎！我现在就派人到你的老家把坟墓扒开，看看尸体是不是你的父亲？如果不是，看你作如何解释？如果不是你父亲，你就犯了欺君之罪！”
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把一双筷子狠狠地往饭桌上一摔，其中一根筷子反弹起来落在地板上。她双手叉在腰间，用更高的声音狂叫：“你，你刚刚来我这里，就敢跟我顶嘴，以后还了得，你给我立即滚出去！”
我的心情紧张极了，觉得两腿在打哆嗦。这时，我盼望李讷替我说几句解围的好话。李讷只说了句：“杨秘书，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说。”她妈的地位那么高，权力那么大，她能说什么呢。江青下令叫我滚，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我含着泪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躺在床上，难过极了，失声痛哭起来。
面对着洁白的天花板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的父亲生于1894年，74岁离开人间，一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解放前，给地主扛长活，逃荒要饭，受尽统治阶级的欺压和剥削。解放以后，我家分得了土地，日子应该好过一些，可是，我有四个姐姐，其中三个姐姐先后出嫁了，但家庭负担仍很重。父母亲省吃俭用，把我哥哥、弟弟和我送进学校读书。他们盼望我们将来有个出息。当时弟弟还小，母亲身体不好，全家六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人劳动，日子过得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平时没有好吃的，就是偶尔有一点点，也是让给年小的弟弟和多病体弱的母亲。
我父亲劳动强度大，肚子吃不饱，不到60岁，腰就挺不直了，一到冬天，气管炎复发，彻夜不停地咳嗽。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他忠厚朴实，勤劳善良，再苦再累也能做到任劳任怨。他脾气特别好，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事，他也很少发脾气，更没有打骂过我们。我们对他老人家特别敬重，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很想孝敬他，但是又苦于没有经济能力。我参加工作以后，离开家乡，更没有机会孝敬他。他离开人世之前，我也没有守候在他的病床前，没有亲手喂他一口水、一口饭，也没有说上一句安慰话。他病重时，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想在断气前见我一面，但他没有如愿，想来想去，我深深感到很对不起他老人家。他的去世，使我万分悲痛。
身为中央领导人的江青，对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亲人去世，非但不表示任何同情，不予安慰，还扬言派人扒开坟墓验尸，我真感到来她这里工作是进错了门，认错了人。
我越想越感到委屈，越想越觉得气愤。于是，我从床上爬起来，打电话给汪东兴，想把心中的苦闷向他倾诉。我说：“汪主任，请你赶快来吧，我在这里干不了啦。”
汪东兴急忙问：“出了什么事啦？”
我一边哭一边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你来了以后就知道了。”
没有等多长时间，汪东兴就真的来到了11号楼。
汪东兴来了以后，我的情绪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但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刚才发生的事，向他诉说了一遍。我说：“这里的工作我干不了，一是我没有能力干秘书工作；二是我不适合在她这里工作，她不信任我，没法干；三是我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你快点叫我回去吧。你不是说过，不适应这里工作再回警卫团吗？……再说，她不是叫我滚吗？我滚就是了。”
汪东兴听了我的诉说，脸上出现比较复杂的表情，他说：“她叫你滚出去，是叫你赶快离开她的餐厅，并没有说她不用你了，我现在还不能把你带回去。我跟她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她是用你还是不用你，如果她的确说不用你了，我再把你带回去也不晚。”
汪东兴等江青午睡起床以后，来到她的办公室。一个小时以后，汪东兴从楼上下来，对我说：“她是怀疑我把你支回家去了，我已经跟她说清楚了。你在这里再干一段时间试试，如果实在不行，她又的确表示不再用你了，你再回中央警卫团。”
我用信任的目光望着汪东兴。他又劝导说：“批评是动力嘛！要经得起批评嘛！”
“有她这样批评人的吗？太伤人的感情了。”我生气地说。
“算了算了，在她面前有什么理可讲嘛。”汪东兴显然是对江青这样的做法不满意，也不让我再说下去了。
汪东兴是我的上级，我认为他的话也有道理，于是我就轻声地说：“那就听你的，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