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29日，邬吉成和我为要到青岛休息的江青打前站，听当地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也在青岛避暑疗养。
我们知道，江青特别忌讳和贺子珍同时在一个城市居住，更怕碰面。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如果把贺子珍住在青岛的事告诉江青，江青会把贺子珍赶走的，这样会惹出麻烦。如果瞒着江青，到了青岛以后，万一江青知道了贺子珍也在青岛，问题就更大了，她非给我扣上“欺君之罪”的帽子不可。回到北京以后，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决定由我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听听总理的意见。
我叫通了总理的电话，简明扼要地把我们到青岛给江青打前站的情况以及贺子珍在青岛休养的事向总理作了汇报。
总理听完我的汇报之后说：“贺子珍同志在青岛休息是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这件事不能瞒着江青同志，必须叫她知道，她去不去她自己决定。此事你就不用管了，让我跟她说。”总理把这件难办的事，主动揽了过去，我们从内心对总理非常感激。
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江青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休息的消息以后，对我说：“一个姓贺的在青岛怕什么？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啰，尽量避开就是了，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阻止我想要去的地方。”
江青既然表示了坚决去青岛的态度，我们只好积极作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是，有一件东西需要作详细说明，因为它和本题有关。
江青有一把特制的能移动的专门外出用的马桶椅子。其形状似一把靠背扶手椅，在坐板中间挖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在洞下25厘米处钉有木板，木板上放上便盆，便盆的外面用三合板包起来。为了防止歪倒，四条腿的底部钉了一块金属片，每块金属片各打了两个眼，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江青住的房子地板大都是木制的）。江青每次到外地，这把不起眼的马桶椅子是必带之物。不知为什么，这次外出，江青特意提出不让带它。护士赵柳恩再三请求，江青坚持不让带。她说：“我觉得我现在身体不错，有劲儿，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用你担心。”
江青白天开心地游玩，时间过得很快，可是，晚上的时间过得就慢了，最难办的是她上床前的大小便。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她在痰盂上蹲了不到一分钟就坚持不住了，于是，就直接坐到了痰盂上，坐了一分钟，就喊叫屁股硌得疼，叫护士找了一个小游泳圈放在痰盂上，屁股坐在小游泳圈上。由于游泳圈是充了气的，所以，坐上去特别不稳，前后左右摇晃，护士左扶右扶，好不容易帮助她解完了这次大小便。
第二天，我们给她找了一个小方凳，方凳的面是用藤条编织的，我们把藤面剪掉，改成了一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江青看了比较满意。前几天晚上，她坐在便凳上注意保持平衡，没有出什么事，时间一长思想就麻痹了。
8月12日晚上，江青上床前，三次安眠药下肚，由护士搀扶着解大小便也算顺利。当她睡了一觉，自己从床上起来，迷迷糊糊地坐在便凳上解小便时，一不小心歪倒了，左锁骨撞在便凳上，疼痛不已。
13日，她起床以后，打铃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一进门，就看见她在沙发上，披头散发，两眼无神，右手托着左臂。
她见我进去，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小杨啊，我估计我的锁骨坏啦，疼呀！我觉得这里有鬼，没有安全感呀！你赶快给总理打电话，说我想马上回北京，在这里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14日，总理回电话，同意江青回京。并派了吴阶平大夫到达青岛。
16日，江青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催我们赶快给她请骨科医生检查锁骨是不是骨折了。当时，我们请了北京最有名的骨科专家，把诊断医疗器械搬到钓鱼台17号楼。经过反复拍片，检查分析，诊断为锁骨轻微骨折。
江青在青岛时，锁骨是不是骨折尚不清楚，她的精神并不怎么紧张，当她听说真的骨折了，顿时变得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坐卧不宁起来，此时，她想发火，但是又不敢发大火。她很清楚，发脾气会影响治疗，会影响愈合，虽然心里烦躁，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心中有火也发不出来。
几十天过去了，摔伤的部位基本上好了，也不用治疗和锻炼了。
江青的锁骨完全愈合后，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大客厅，她正在看一册线装本《红楼梦》，见我进去，她把那册书狠狠摔在地上，质问我：“你明明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报告，还叫我到那个鬼地方？我到那个鬼地方以后，为什么不把她给我赶走？叫我们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个城市里，这不是有意捉弄我，出我的洋相吗？你居心何在？贺子珍是什么东西，她有什么资格在青岛休息？我是政治局委员，一直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叫她和我平起平坐，是你杨银禄有意安排的吧？你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她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她可能觉得这样说我有点过分，又补充说：“当然啰，你安排我们两个同时住在一个城市里没有这种能力，我怀疑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一个大人物搞的鬼。”
江青虽然自己解释说我没有能力安排她和贺子珍同时住在一个城市里，但是为发泄她的不满情绪，还是追问道：“你难道不知道我和姓贺的是什么关系吗？我再问你一次，她在那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样做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难道不是想出我的丑吗？这件事被外国记者知道了，会被当成丑闻传播的，你知道吗？”
面对江青突如其来的一连串的质问，我一时没有想好如何回答，闷着不说话。
江青见我不回答她的质问就急了：“你怎么不说话？哑巴啦？说到你的心里了吧！”
我看江青如此逼迫我，不说话已经不行了，也只有实话实说了。我说：“贺子珍在青岛的事，我们从青岛打前站回来就报告了总理，总理说此事由他向你说明，去不去青岛由你决定。”
江青更加生气地说：“总理跟我说是说了，当时我是表示过姓贺的在那里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你当秘书的为什么不提醒我，劝阻我不要到那个鬼地方去？你的责任可大啦。此事如果传出去，当成特大新闻传到国外，不仅有损于我，也有损于主席呀！这里的利害关系你懂不懂？”
“你当时想到青岛去休息的心情比较急切，我不好劝阻你，怕扫你的兴。考虑你在北京住久了，换一个环境，到外地松弛一下，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解释说。
“这件事说轻了你是帮倒忙，说重了是有意制造矛盾。你还解释什么？你越想说清楚，越说不清楚。我看你心里的确是有鬼，究竟有什么鬼，你自己清楚！”
江青越说越有气，从沙发上猛地站起来，就往外走，头也不回地说：“你再想想，此事我还要问你，你要彻底交待清楚。”她走出门又说：“今天我累了，这件事不算完，我不能叫你随便说说就善罢甘休！”
我心想，江青又要借题发挥整人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们越解释后果越糟，她想怎样说就怎么去说吧，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实在不行了我再报告总理。
江青节外生枝的第二个问题就更没有道理了。
有一天，她质问我们说：“你们明明知道我晚上吃了安眠药以后站不稳，大小便时坐不稳，我去青岛，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带上马桶？你们是合计好了把我摔伤的呀！”她质问护士小赵：“把游泳圈放在痰盂上的办法是那个周淑英教你这样做的吧？”
我听了以后实在憋不住，忍不下去了，就解释说：“你到青岛之前，你说你觉得身体不错，有劲了，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叫我们带马桶。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才没有坚持带上它，结果你被摔了，我们也后悔没有带上马桶，今后，我们一定会接受教训。”
江青用手推了一下镜框说：“接受教训？你倒说得轻松。教训，这可是血的教训啊！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的痛苦和折磨谁来赔偿？这是一件政治事件。不是你们如何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后台揪出来的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周，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有后台指挥的呀！既有现场指挥，又有遥控指挥，里应外合配合得不错呀！我看在青岛是有人把你们给收买了。”
我们说：“你被摔伤的事，绝对没有什么现场和后台作指挥，是我们的工作想得不周到，不细致，今后一定把工作做到周到、细致。”
江青的锁骨摔坏了的问题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不让我们带马桶是她的意见，在痰盂上放游泳圈是她出的主意。她为了整人，不顾事实，寻找借口，三番五次地逼迫我们说出所谓的“幕后指挥者”。
关于查出幕后指挥者的问题，她对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讲遍了，但是，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同意她的说法，他们听了只是一笑了之。她看没有人同情、支持她的说法，也就冷了下来，以后一遇机会，又旧话重提。
“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一天，江青把我叫去，对我说：“我总觉得我在青岛摔坏锁骨有问题。你小杨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又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的秘书，你的政治立场可要站稳呀，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不要迷失方向，放走一个坏人。我问你，我被摔坏锁骨的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的时候，李作鹏是不是到我住的那栋楼里去了？”
“他是去了。”我实事求是地回答。
“他在那个时候干什么去了？”江青进一步追问。
“他那天早晨问我：江青同志今天有什么活动，我们好作准备。”我说。
“不对吧，哪有那么巧合？我刚刚被摔坏，他就跑去了，他显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要出事，我怀疑是他亲自指挥你们把我摔坏的，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肯定有内奸和特务，我要把他们揪出来！这件事，我要请总理出面调查清楚。你知道内情不说也没有关系，等我调查清楚了连你一锅端。要么你是直接参与者，要么你是知情不报。在我身边的人员中，无论哪一位有问题，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青狠狠地说。
“九一三”事件以后，李作鹏已经变成了死老虎，再怎么打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的用心，不仅要揪出“内奸”，更要揪出李作鹏背后的那个所谓的遥控者，来个一箭双雕。
在这件事上，江青对我采取了引诱、逼迫和恫吓的手段。我是任你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对江青的质问，除了实事求是地简单作一点点回答以外，不发表任何看法，因为我对她太了解了，如果表示同意她的看法，她会对我的话如获至宝，立即命令我写出证明材料，可我没有证据，不能陷害任何人，缺德的事我不能干，害人必害己。如果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她会说对她不忠，骂你个狗血淋头，甚至说你包庇坏人，怀疑和谁谁有什么关系，后果不堪设想。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
江青看我对她的说法没有反应，就大声质问：“你对我的话为什么不表示意见？我看你是有顾虑，有难言之隐，我说得对不对？你说，你说呀！”
“你今天说的话，我认真地听了，但是，我没有掌握任何证据，确实表示不出什么看法，这件事可以请组织上调查。”我平心静气地解释。
“那好吧，我会请组织上派人调查的，我也相信会调查清楚的。如果经过调查，真的发现有问题，有人把你或者在我身边的什么人供出来，你到那个时候吃不了兜着走，你去吧。”江青又推了推鼻梁上的镜片生气地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悻悻地走出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