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成立了三个专案组，第一专案组由康生负总责，第二专案组由江青负总责，第三专案组由谢富治负总责。
第二专案组的具体工作由总参谋长负责，原来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负责，1968年3月“杨余傅”被诬陷后，改由新任总参谋长黄永胜负责。
黄永胜原来是广州军区司令员，是林彪的老部下，是林彪非常信得过的人，经林彪提名，黄永胜升为总参谋长。
作为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既要讨好林彪，又要讨好江青，哪个人也不能得罪半点，这种三角关系是很难处理的。
黄永胜尽管在江青面前倍加小心，毕恭毕敬，但经过几个月的观察，江青对黄永胜渐渐产生了反感，而黄永胜也对江青慢慢地敬而远之了。
很快，江青感觉到黄永胜越来越不听她使唤了，便想寻找机会整整他。
1968年7月，中央专案第二组有一份报告，呈送人中有江青、黄永胜等10个人的名字。黄永胜首先看后画了圈并批有“拟同意”。另外几个人也画了圈，最后才送江青看。
江青看到这份报告后大发脾气，将它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喊道：“混蛋！他的眼睛里哪还有我这个总负责人啊！这个人（指黄永胜）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越来越目中无人了。”
江青大骂一通以后，喘着粗气，擦着急出的泪水，定了定神，又把报告从地上捡起来，挥笔批上：“我是这个专案组的总负责人，黄永胜有什么资格批同意或不同意，竟敢把我越过去，这不是在夺我的权吗？”
江青发了脾气，骂了娘，重重地写了批语，还不能完，她叫我打电话把叶群和黄永胜叫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叫得急，他们也来得快，很快就赶到了。
叶群、黄永胜进了客厅，我转身要退出来，江青大声把我叫住，她说：“小杨，你别离开这里，你可以作证，不然，他们是不会认账的。”
这时我发现叶群和黄永胜的表情不太一样，叶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乎认为江青是生她的气，脸色一下子就变红了，但她毕竟有林彪撑着腰，虽然脸色红了，但是不十分紧张。黄永胜大概猜出个八九不离十，脸色一下子就白了，显得十分紧张。他们正襟危坐在沙发上等待江青训斥。
这时，我看到江青在客厅走来走去，她走到黄永胜面前突然站住了，指着他声色俱厉地说：“尊敬的黄总参谋长！”
平时，江青对黄称呼“永胜同志”，今天称“黄总参谋长”，还带有“尊敬”二字，他深知这种称呼不是尊敬，而是一种可怕的讥讽。
黄永胜听到江青的呼叫，猛然站起来，不但脸色发白，而且两腮的肌肉也在抖动。
“以前我称呼你永胜同志，今天我得称呼你尊敬的黄大总长，因为你官大啊，可不得了啦！”江青讽刺黄永胜。
黄永胜被吓得有点失魂落魄，看来非常恐惧，他用颤抖的声调说：“我不知道江青同志生我什么气？你不要气坏了身体，请你保重！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尽管批评和帮助，我一定会虚心接受！”
江青没有等黄永胜把话说完，就把那份报告甩到黄永胜的身上，并指着那份报告说：“你看你看！”
黄永胜打开报告一看就全明白了，忙说：“我错了，我的确错了。这份报告应当先呈给江青同志审批，我不应该先发表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也是对江青同志的不尊重，我今后一定注意，请江青同志原谅，大人不计小人过嘛！”
此时，叶群也懂得了江青生的是哪门子气了，站起来打圆场，她对黄永胜说：“江青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江青同志今天批评得很对，她批评你，也使我很受教育。今后，第二专案组有什么报告先送江青同志审批，这是政治问题，这是感情问题，这也是纪律问题，不要没有大没有小的，今后，大大咧咧的毛病要改，否则要犯大错误的，你懂吗？”
叶群这是暗示黄永胜让他进一步作自我批评，使江青原谅他，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黄永胜心领神会，他说：“我懂，我懂，我一定接受教训，说话办事三思而行，不说不干对不起江青同志的话和事。绝不辜负江青同志的关心、爱护和帮助。”
叶群、黄永胜尽管好话说尽，但是，江青还没有真正原谅，她声色俱厉地说：“我告诉你，今后该送我什么，不该送我什么，你要想好了，把好关。不该送的给我送了，就是对我的干扰；该送的不给我送，就是封锁我，就是架空我。你可要记住！”
黄永胜满口答应：“是！是！是！”
江青对黄永胜骂也骂了，批也批了，规矩也定了，黄永胜也作了自我批评，就应该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了吧。然而，江青看来对黄永胜整得还不够劲儿，还需要对黄永胜进一步施压，叫他知道她的厉害。
有一天，江青从大会堂开完会回到11号楼，脸拉得好长好长的，气呼呼地上了她的二楼办公室。
我们工作人员在想：江青又要发疯了，又不知道谁要倒霉了。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格外小心谨慎。我们知道她是经常迁怒于人的，能躲得开的，尽量躲得远远的，实在躲不开的，江青不说话，我们沉默不语是最好的办法。古人说：“勿多言，多言多败。”同志们走路脚步轻些再轻些，说话低声再低声，连大气都不敢喘，楼内静得的确可怕。
正在寂静之中，江青突然打铃唤护士小周进去，命令小周立即拿一块白布给她。
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我们都愣住了，她要白布干什么？现在到哪里找一块白布呢？
还是王振荣同志聪明，从仓库里存放的旧的白窗帘上撕了一块，大约有一平方米。小周将白布送给江青时，江青又命令把她戴过的领章、帽徽统统找出来，把它们用别针别在那块白布上，然后挂在她的办公室北面的墙上。
江青面朝北墙站在领章、帽徽前，两眼微闭，低着头，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红领章，红五星啊，你们是我辛辛苦苦争来的呀，我和你们相处几年，是有深厚感情的，可是今天咱们就要永别了！”
江青这种反常的举动，使我们很不理解，虽感可笑，却不敢笑。
有的人暗暗在想：她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真的疯了？
江青向领章、帽徽弯腰鞠躬告别以后，又叫我们把她戴过穿过的所有军帽、军衣都找出来，由她亲自点清数目，用大床单包好，抬起头来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小杨，今天我命令你把这些东西亲自交给黄永胜，你见到他什么也别说，就说是奉我的命令行事，叫他把这些东西收下，并打收条，立即回来见我，我在这里等着你。去，越快越好。”
我奉命将江青的八套军衣、六顶军帽从江青的办公室扛出来，打电话给黄永胜的秘书问清了黄永胜在什么地方。
黄永胜的秘书告诉我：“黄总长现在在京西宾馆第四会议室。”
我对他的秘书说：“请你报告黄总长，我有急事要找他，请他在京西宾馆第四会议室等我，我一会儿就到。”
我乘车很快赶到京西宾馆，见到了黄永胜。
他见我去找他，一开始还很客气，请我坐下，给我倒茶。待我说明来意，交给他一大包东西，请他写收条时，他的情绪就立刻紧张起来了，脸色又开始变白，两腮的肌肉又开始抖动，气喘得很急促，忙问：“这是怎么回事？那天江青同志生气的时候你在场，不是都说清楚了吗？现在又有什么新情况，请你跟我说说，通通气吧。”
我说：“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叫我把这些东西送给你，我是奉江青同志的命令而来，我的确什么都不知道。请你写个收条，我好回去交差，我还得快点回去，不能在你这里待得时间太久，她还等着我赶快回去呢。”
黄永胜听了我的解释以后，没有再说什么，两手哆嗦得很厉害，拿起笔来试着几次写不了字，停下来平静了五六分钟，才勉强地写下：“收到江青同志的军衣、军帽共计14件。黄永胜。”由于他的心情过于紧张，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当我走的时候，他想送送我，站了几次竟没有站起来。我说：“黄总长，不用送了，请你休息吧。”
我办完事，赶回钓鱼台11号楼，江青还在她的办公室眯着眼坐在沙发上等着我呢。
我说：“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这是收条。”
江青接过收条以后，问道：“黄永胜说什么没有，你可要老实告诉我，如有半点隐瞒，我拿你是问。”
我说：“他没有说什么，写完收条我就立即回来了。”
她站起来将收条塞进她自己的铁皮柜里，我就下楼回到我的办公室。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江青忽然想起，在中南海还有她两套军衣，一顶无檐女军帽，苏式的，并立刻派人从中南海取了回来。她对我大声训斥道：“你执行我的命令不彻底！为什么还有两套军衣不给黄永胜送去？”
她没有等我解释，就转过头去对她的警卫员周金铭说：“你来执行我的命令，立刻把这两套军衣送给黄永胜，你如果把这件事办好了，我奖赏你；办不好，我处分你。快去快去。”
周金铭哪敢怠慢，立即按照她的命令办了。
第二天，江青起床后到了办公室，还没有看文件就打铃叫我，看她的样子气是消多了，说话的语气也比较平和了，但话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她说：“有很多情况你不清楚，我是遵守秘密纪律的，不能对你一个芝麻大的官说。现在军队的情况很复杂，黄永胜这个人很阴，目中无人，对我越来越冷淡，不治治他还行？将来这个军队还不知是谁的呢！他看不起我就是看不起主席！”
此事过了不久，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记者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中南的几个省份，“造反派”正在受压，“保守派”正在得势，不少地区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多是“保守派”掌权，在那里是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工作过的中央文革小组记者，也一个个当作“坏头头”被揪斗。
来信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情况，是因为有根子，这根子不仅在广州军区，而且广州军区的上头还有人。
来信人虽然没有说明上头的人是谁，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黄永胜。江青仔细看了这封信以后，批了很长一段话，因为时隔久了，原话记不清楚了，大意是：我看了这封信后非常气愤，信中反映的情况不仅中南各省有，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必须揪出这个根子。我建议用中央的名义把这封信和我的批语转发给全国，以引起普遍注意。
这封信江青是批给毛泽东及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的。这份文件发出以后再也没有传回来，这说明主席对江青的看法和做法不同意、不满意。
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对我透露，他说主席对江青送给黄永胜一包军衣和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记者信上的批评都不满意，说她不顾全大局，尽坏主席的的大事，主席叫我告诉她，别忘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我问徐业夫：“你把主席的话告诉她了吗？”
他说：“咱们一个当秘书的怎么敢呢？我把主席的话报告周总理了。”
江青因为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又派人将她的军衣军帽从黄永胜那里要了回来。
此次，江青给了黄永胜的下马威，从表面上来看是争专案材料的阅批权，实际上是要军队干部听她的话，以利于她插手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