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之前，江青由于身体欠佳，很少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我调到江青处之前，在中央警卫团已经工作了10年之久，还从来没有见过江青，也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子，“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也只是在电影、电视、报刊上看到过她的形象，至于她的脾气、性格以及人品，我就更不了解了。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我在11号楼待的时间稍稍长一点了，基本上掌握了江青的活动规律，我就主动帮助同志们干点服务工作。
10月25日13时左右，我正在大客厅开窗户通风换空气，一回头，突然看见江青由一位护士搀扶着从二楼楼梯上缓慢地往下走。她走到拐弯处，在一把扶手软椅上坐了大约一分钟的时间，继续移步往下走。大客厅的门，正好对着楼梯，我实在无法躲开了，就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静静地站在那里耐心等待江青快点走出楼门，连大气都不敢喘，唯恐江青看见和听见。
江青无精打采地只注意脚下的楼梯台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下楼以后，警卫员孙占龙把早已准备好的军帽递给她。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小木梳子，梳理了一下头发，戴上军帽，两只胳膊伸向后边，警卫员帮助她穿上夹大衣，又递给她一块头巾，她自己包好以后，服务员给她开大门，就由警卫员陪同散步去了。
由于我的心情特别紧张，所以对江青的形象没有看得很清楚。
我到11号楼已经三个多月了，还没有正面见过江青，说出来或许没有人相信，不过，这是真的。直到阎秘书离开11号楼的第二天，我才真正看清了江青的样子。
那天下午2时许，江青打铃叫秘书。阎秘书走了，只有我去见江青了。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江青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无精打采地看文件。她听到有人进来，臃肿的眼皮抬都没有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是保持了部队时的习惯，干脆利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
“你是从中央警卫团调到我这里的吧？”江青又问。
“对，是从警卫团调来的。”
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满意地说：“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说实在的，我还真不晓得这点规矩，但是，我可不能说他们没有告诉我呀。我忙说：“江青同志，今后我注意。”
接着，我就按照她的规矩蹲在她的左前方，和她相距只有一米左右。
江青说：“阎长贵这个人有问题，他是从《红旗》杂志社调来的，和关锋（已经于1967年8月30日被隔离审查）是一个单位的，我怀疑他和戚本禹（刚刚被隔离审查）是一伙的，这是我凭直觉得出来的结论，你可能不信，但是我信，因为我的斗争经验很丰富。阎长贵看样子很老实，实际上却不然，心眼多得很。”
江青又问：“现在你对工作熟悉了没有？你应该尽快熟悉工作，不能因为你的到来，干扰了我的工作，使党的工作受到损失。我的工作是和党的工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你的责任可不小哇！”
我很庄重地说：“我会努力的，尽快熟悉本职业务。”
我期待着江青满意的微笑，没想到江青听了我的表态，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这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
江青皱着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有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我想说“好”，可她没有等我说出来，就急忙说“好好好”，摆手叫我赶快出去。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只好按照她的指令站起来准备往外走。
由于我蹲得时间太长了，双脚麻木得不能走路。我慢慢拎着脚、非常艰难地挪到一旁，想稍稍歇一下再走。这时，江青说要出去散步，她站起身在护士的陪同下慢慢向外走去。
到现在，我总算仔仔细细看清了江青的样子。她有一头乌黑铮亮厚厚的头发，男式背头发型，梳理得很利落。我那时的年龄才刚刚30岁，就有了一丝丝的白发，看到江青依然一头乌丝真是让我羡慕。她五官端正，鼻梁高直，双眼皮，大眼睛。脸上的皮肤细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是鼻尖右侧长有一个褐色小痣。她的身材修长（后来听医生说她身高1.66米），不胖不瘦，双手皮肤白皙，手指细长，一看就知道她没有干过重体力劳动，而且保养得很好。54岁的人了，腰不弯，背不驼，身子挺拔，穿着一身绿军装，显得大方而得体。走起路来姿势也十分优雅，真是难得！总的印象是既高傲，又高贵。
对于从来没有见过江青或者说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见过江青的我来说，虽然挨了训斥，心情紧张了一阵又一阵，但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我终于与这样一个大人物有了一次面对面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