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看文件的时候，认为哪件文件特别重要，不叫秘书知道，自己放进自管的铁皮柜里。我收文件的时候，虽然知道少了几份文件，但是不晓得是江青送出去了，还是她藏起来了，又不敢问她文件到哪里去了。如果问她的话，她就怀疑我监督她，扣上“坐探”的大帽子。
有时，她想起来某某文件，想再看看，本来是她藏起来了，但是，她想不起来是放进她的铁皮柜，还是退给了我，就向我要，找不出来就发脾气，又逼迫我老实交待。
1972年，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的前三天，她想起要看看《毛主席致江青的一封信》，她记得是自己放进专用铁皮柜里的，就打开柜子找，由于她不会整理，柜子里的文件放得很乱，那封信就是找不到。她急得满头大汗，瘫坐在沙发上打铃叫我到她的办公室。
她看到我进去，就霍地站起来，厉声质问道：“主席写给我的那封信，你偷走了，马上给我送回来，否则你是知道会有什么下场的！”
我听完她的无理质问和威胁，感到非常委屈，心想：那封信是我亲眼看到她放进她自己的铁皮柜里的，我既没有钥匙，更没有偷文件的任何动机，怎么能怀疑我呢？叫我交待什么呢？
我实在控制不住，就说：“我向你保证，我绝对没有干偷文件的事，你不信的话，可以让组织调查。”
她听了我的话以后，气急败坏地大声喊叫：“我怀疑你是我身边的特务、坐探！你不要嘴硬，我是会调查的！”
当时，我眼含泪水地对她说：“你要的那封信，不是你自己放进自己的柜里的吗？请你再找找好吗？”
江青听了我的话，嘴唇哆嗦起来，眼珠子快蹦出来了，她说：“你放屁！我虽然有病，但是，记忆力还没有坏到那种程度，是我放进我的柜子里的，可是我现在找不到了是事实，不知什么时候我不注意，你把我的钥匙偷走了，你又偷走了我的文件，送给了你的主子。”
她怀疑我有什么“主子”，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想：在她面前，没有我讲话的权利，还是请毛远新帮她找找吧。我没有再说什么，想转身离开她的办公室。
江青看出我想走开，大喊道：“你想溜吗？没有那么容易！”
“我不会溜的，我是想请远新帮助你再找找你要的那份文件。”我耐心地再一次解释。
江青听了我最后的解释，猛然又坐在沙发上。我见此情景，立即走出了她的办公室，找到毛远新，把刚才江青找文件的事跟他说了一遍，请求他帮助江青在她的柜子里找找那份文件（江青对她身边的任何工作人员都不相信，我根本不敢提我帮她在她的柜子里找文件）。
毛远新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没有10分钟的时间，他就从江青的柜子里把那份文件找到了。对此，我非常感谢毛远新。
1972年批林整风期间，有一天，江青在京西宾馆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5页纸的记录（江青在会议上作如此长的记录是少有的），放进她专用特制的白布红花挎包里。第二天，开政治局会，她想把她作的记录带到会上用，出发前找不到了，硬说我把她的记录偷走了。
还有半个小时江青就该起身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去了，突然打铃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她披头散发，豆大的汗珠在她脸上滚动，我看到她那个神态，立即意识到又要大祸临头了。
江青看到我进去马上从沙发上站起来，先是不说话，拿起一条毛巾用力地擦汗，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后来停住脚步，厉声问道：“我问你，我昨天在京西宾馆记的几页纸你给我弄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送给你的上司了？”我听了以后感到愕然。她说：“怎么，你觉得吃惊吗？我怀疑你交给了在庐山犯了错误的你们那个汪主任了，快给我交出来！”
她的这种质问本来就是没有根据、不讲道理的，她还进一步威胁说：“我现在不准你离开这个地方，限你在一分钟之内把我那几页记录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派人来抓人了！”
江青的这话是可怕的，因为我亲自听到、看到江青发出类似威胁之后，有的同志被赶走，有的同志被审查、被软禁，还有的同志被关进监狱。
我听了江青的恐吓威胁以后，忙解释说：“我没有见过你的什么记录，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放进这个挎包里了（我指着那个白色红花挎包），你昨天去开会是带的这个挎包，我能不能在这个挎包里替你找一找，你看行吗？”
江青听后，咬牙切齿地骂道：“你胡说八道，我找过，根本就没有在这个书包里。”
她骂完了，就动身去开会，刚刚走出楼门，又转身回到楼门厅，右手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地说：“我现在去开会，限你一个小时给我找出来，如果一个小时还找不出来，我就真的派人来抓你，你别以为我是在吓唬你，我是说得到做得到的，我叫你的顶头上司亲自来抓你，不信你等着瞧！”说完，气冲冲地走了。
江青上了汽车，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深深觉得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我一个大男人禁不住难过得哭了起来。
常言道：“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等我冷静下来以后就想：难过是难过，光是难过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今天这一关怎么过呢？难道坐以待毙，真的以莫须有的罪名叫她把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吗？不，还是想办法找到她要的东西。
我抱着一丝希望，又回到江青的办公室，看见江青昨天用的挎包还在她的办公室。我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把挎包里的东西掏出来（怕给她弄乱了东西），仔细地翻找，发现一本线装《红楼梦》书中夹有5页江青用铅笔写的记录。当时，我连内容也没来得及看，就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在喜出望外之时，我又怀疑起这5页记录是不是她要的呢？心里确实没底。正因为我不敢确认我找到的是不是她所要的东西，所以不敢打电话报告她，她要的东西找到了，等她来电话再说，或者等她回来再说。
到了午夜时分，听到汽车响，知道江青回来了，我赶紧迎到门口，她一走进楼厅，第一句话就问我：“我要的记录你找到没有？”
当时，我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又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她要的东西我找到了，没事了，过关了；害怕的是：找到的不是她所要的。于是，我胆战心惊地把那5页记录递给她，并小声问道：“你要的记录是不是这5页？”
江青将信将疑地一把夺过去，迅速摘掉近视眼镜，一边看一边说：“是它，就是它。我说是你拿走了，你还不承认，找到了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
她虽然说了不再追究了，但是，我不想背偷文件的黑锅，想跟她解释清楚，这时，她已经看出我要说什么，就抢先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要再解释了，我想去看电影，轻松轻松。如果你想说什么的话，就更证明你有问题。”说完扬长而去。
我知道江青的霸道行为，在她面前是非难辨。即使我有理也是没有理，根本就不许我们讲话；而她没有理也是有理，只许她自己讲话，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毫无顾忌。
她走开了，我自己劝导自己，我想：还是别再解释的好，能够忍气吞声，也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