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特别叮嘱秘书，在给她保存备查的文件资料中，有一封所谓“反革命匿名信”一定要保存好，不能丢失。她说：“这封信很恶毒，气焰嚣张，我随时都有可能叫秘书找出来看看，进行批判，警示全党，不要放松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性。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这封匿名信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
公开信首先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个伟大的党，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光辉的业绩。它肯定党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进入60年代以后，党的路线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公开信强烈批评“文化大革命”运动，公开信着重指出：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与它所宣传的革命真理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对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它所造成的恶果就会越严重。
公开信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种不幸的局面，主要原因是由于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兴风作浪。它直接点出了把持“中央文革小组”大权的陈伯达、康生、江青是罪魁祸首。说陈伯达是个叛徒，说康生是托派，说江青是个野心家。一天不除掉这些坏人，党和国家就不得安宁。
公开信向全党发出紧急呼吁，要为挽救党的正确路线，挽救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斗争，它提出一些纲领性的主张，要求全党支持。
公开信最后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有自己的领袖，这位能够收拾目前乱局的领袖人物，必定是与这场洗劫无任何牵连的大人物，是党和人民的大多数所真正信赖的伟人。
我看到这封公开信的时候，刚到江青那儿工作不久，对江青其人不甚了解，知道她的事情也很少，所以那时对江青是不是一个野心家尚不能下什么结论，更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公开信说江青是个野心家的信号已经输入到我的脑海里。
党的九大召开前的一天晚上，江青正在吃晚饭，打铃叫我到她的餐厅。
我进去以后，她头也不抬，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小杨，你给徐业夫同志（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打个电话，叫他把我的一封公开信给我送来。”
我不解地问：“谁的公开信？”她此时才抬起头来，突然脾气大发，气得把一双筷子往饭桌上狠狠一摔，并大声说：“我的！我的！连这个你也听不懂？”
当时我还以为她说的是骂她是野心家的一封公开信呢，所以我才问是谁的公开信。她自己有什么“公开信”，我既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既然她说是她的“公开信”，我就不能再问什么了。我说：“好，我马上给徐秘书打电话。”说完我就走。
她又把我叫住：“你等一等，你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这封信很宝贵，千万千万不能搞丢了，更不能被坏人抢了去，为防意外，叫他坐主席的保险汽车来，让他安全、快点给我送来，我现在等着他。”
我按照江青的嘱咐立即给徐秘书打了电话。我说：“江青同志要她的一封公开信，请你马上给她送来。江青同志说：怕你在送信的途中发生意外，叫你坐主席的保险车来。”
徐秘书说：“形势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紧张，那么严重，我坐一般的车就行了。我现在还有点事没有办完，办完了马上送去。”
我问徐秘书：“江青同志向你要她的‘公开信’，说得我莫名其妙，你知不知道她的‘公开信’是什么？”
他说：“知道，是江青同志在30年代写的一封信，你没有看到过，等我送去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徐秘书乘坐一辆苏制的伏尔加车把江青要的东西送来了。
徐秘书把信递给我，叫我交给江青。
我说：“徐秘书，还是你亲自交给江青同志吧。她说这是很宝贵的东西，你交给我，我再交给她，她会怀疑我私看她的宝贝东西了，怀疑我了。”
徐秘书说：“我理解你的意思，没有关系，我去交给她。”
第二天早晨，江青起床后到她的办公室看文件，大约10分钟以后，她打铃叫我。我昨天由于没有听懂她讲是一封什么“公开信”挨了训斥，所以今天见到她精神依然紧张，所以轻足慢走地走进她的办公室，并低声问：“江青同志叫我有什么事？”
江青听出我说话的声音有些紧张，就说：“别紧张，我又不是老虎，吃不掉你。你一紧张，我也就紧张了，我一紧张就出虚汗。出虚汗是很可怕的，你没有病，就没有体会。”
说完，她拿起一个大信封，说：“你看看里面的材料，这就是我的一封公开信，叫你见见世面，长长见识。你在我这里工作，一点也不了解我，怎么为我服务呢？”我轻轻地从信封里抽出那份材料，我发现材料的第一页的前面附有“给毛主席和林彪的一封信”几个字，看字迹，是陈伯达代笔写的。信的第二页的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碰头会”所有成员都签了字（除江青外）。信的内容为：
毛主席、林副主席：
呈上江青同志30年代的一封公开信，请阅批。只要抛弃一切封建的偏见，都可以看到，她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钢筋铁骨，就显示出了共产党人不畏流言，勇于斗争的勇气。和鲁迅一样，江青同志的这封公开信，是讨伐封建势力和黑社会的檄文。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港澳台的反动势力却利用此事，至今造谣、诽谤不休。为此，我们建议将此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证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
接下来是署名者表示如何如何向江青学习、致敬的批语。
毛主席的批示是：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性格的。
林彪的批示是：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
我记得姚文元的批语是：江青同志光明磊落，有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浩然正气。
我正在看着，江青嫌我在她的办公室站的时间长了影响了她办公，就说：“拿到你的办公室去看，看完了，立即交给我，一定不能丢了。你如果给我弄丢了，我就定你的罪！你看，那上面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重要批示，这可是一字值千金啊！不对，它是无价之宝。”
“好，我看完马上就给你送回来，请你放心，不会丢掉的。”
我回到办公室，把信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遍。那是3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一本杂志，其中有一篇题为《我的一封公开信》，作者署名蓝苹，即江青的曾用名。
文章大意是：上海的一位电影女明星阮玲玉，因受不了社会上的风言风语，25岁时就绝望地自杀了，现在这股风言风语又向我蓝苹刮来。说我蓝苹如此如此。这股风迫使我发表一封公开信，进行回击。我在济南的丈夫，对我不忠诚，不是我抛弃他，而是他抛弃我。我恨我的丈夫，恨这个环境，恨使我不得安静的一切……
其中有几句话我记得比较清楚：我蓝苹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我必须尊重自己，我绝对不会像阮玲玉那样，因为畏惧别人的闲言碎语而走上绝路，我不会，我一寸也不让步。他们把我当作可怜虫，认为可以任人践踏，不，我不是，蓝苹是人，她一千年也不投降，特别是在这些阴谋诡计面前……
在“文革”期间，江青指使他人或她亲自烧毁的报刊不计其数，唯独把登有她的《我的一封公开信》的杂志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推荐给毛主席和林彪看，她这样做的目的既表白她的历史上是洁白无瑕的（叶群曾经说过江青的历史是白璧无瑕的），又可借最高权威的影响力，借此封公开信而给她自己戴上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
江青叫我看她视为珍宝的公开信是对我的信任吗？回答是否定的。
叶群曾对林彪的秘书说过：“江青同志对自己的秘书不大相信，怕丢了（材料），她认为毛主席的秘书可靠。”
江青既然对我不相信，她为什么又主动叫我看她视为无价之宝的东西呢？
当我交还她的公开信的时候，她叫我看信的意图就明白了。她接过信去，扬扬得意地问：“我的那封公开信你看懂了吗？”
我回答：“基本看懂了。”
她生气地说：“看懂了就看懂了，不懂就是不懂，怎么说基本看懂了呢？这是什么话？”
我说：“我不了解那个时候的背景，对你的信基本内容我是看懂了，但个别词句没有完全弄明白。”
江青听了比较满意地说：“你这样解释还比较客观。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出头，就顶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领导上海的文艺革命，不容易呀！我和鲁迅一起受围攻啊！虽然说我和鲁迅受围攻的形式不尽相同，但受围攻的程度是一样的。鲁迅的骨头很硬，顶得住压力，我的骨头也是很硬的，我们都顶住了。”
“我40年以前就冒着杀头的危险参加了革命工作，既和公开的阶级敌人斗，又和暗藏的阶级敌人斗。在那时我就成了一名勇敢的革命者，而且是勇敢的革命斗士。毛主席在他的书中称赞鲁迅的话，用在我的身上也是恰当的，并不过分。”她又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著名的著作里对鲁迅作了很高的评价，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因为江青经常将自己与鲁迅相提并论，所以，她对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记得很牢，很流利地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那时，我很欣赏她的记忆力。
江青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继续说：“30年代我领导上海的文艺，60年代我又领导文化大革命。当然，现在的担子比那时候就更重了。那时候只是一个上海市，现在是领导全中国。现在是领导文化大革命，将来可能会让我挑更重的担子，我的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为我服好务。你要懂得，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
江青说完了，又是一个劲地擦汗，然后用颤抖的手把公开信锁进她的保险柜。
的确，江青利用这封公开信捞了不少政治资本，为她进入中央政治局增加了不少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