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13岁，“文革”期间，在山东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她的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吕勤召同志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吕勤召同志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要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你去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清秀可爱，蛮精神的。我自我介绍以后，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他的儿子毕竟还是个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对我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对他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我回到钓鱼台以后，已经11点了。我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不自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
她不高兴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待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
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就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有敢查下去。但是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张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起来。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
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利；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但是，江青为了避嫌，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
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人民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江青对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并下达了从今以后不准再来北京的命令。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你，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